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乡村形成了一户一村或一户数村的村户结构，即所谓的 “单姓” 村落。这对社仓、义仓的建设有着明显的影响。以社仓而言，一般是依照乡里组织寻找合适地点分设，由于百姓居住的分散性，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会以村落为单位，一个或数个村落设立一处。因此，一方面造成社仓数量零散众多 （乾隆年间归并总仓后有所改观），另一方面，客观上为以 “姓” 为单位建立社、义仓提供了可能性。这些社谷、义谷既由同姓之人捐出，救助对象自然以族内民众为主。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宗族介入社仓、义仓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建立宗族 （家族） 社仓、义仓，另一种是通过捐谷、管理等方式对本地社、义仓施加影响，保持其民间权威的地位。

自办社仓、义仓是宗族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救济的方式之一。乾隆七年 （1742 年），陈宏谋在任江西巡抚时，就提出了建立宗族社仓的要求。鉴于当时江西社谷多集中在城中，乡民不能借贷的情形，他倡令将社谷分贮各乡村，按地出借。只是这样一来，却发现社谷 “合之似觉其多，散之实觉其少”，有的地方可借社谷很少，甚至无社谷可借。于是颁布五条劝谕条规，其中特别提出，宗祠可于地方公共社仓之外，另立宗族社仓。因江西有着聚族而居的风习，立有公祠，族内不乏乐善好施之家，必然有捐赀赡族之举。如果捐钱，恐怕有借无还，难以为继，又恐争多较少，引发纠纷，不如借此捐为社本，贮于祠内，作为本族之社仓，以利族人。该社仓由族人选举社长管理，报官备案后，由地方官给匾，悬挂于祠堂。社谷听任族内之人年年借还，不和异姓社谷相混淆。以本族之谷借给本族之人，将来生息日多，可以免息，可以赡族。如此，有义仓之实惠，而无义仓之流弊，方为睦族亲亲之道。此外，本着广开谷源的目的，还可以将用于族内讼费的祠堂公租费也作为社本，以作通族缓急资生之计。^[28]

可能是陈宏谋在江西任职时间不够长的原因，这条规定未及普及，仅产生了一部分影响。史载，江西泰和县有社仓17所，其中仙槎乡社仓位于古坪村，建于朱姓等祠内，实贮谷1773石，由朱光辉、朱梦龙、朱宏、朱衍、朱光廷、朱嗣魁等捐。^[29]这条简单的记载反映出：乾隆年间，江西省开始出现“宗族社仓”，由族内民众捐输社谷，谷石存放在宗祠祠堂内，以供族内穷民救济之用。

宗族 （家族） 义仓方面，如湖南新宁县有刘氏一族，分五大房，原居江西，后迁入新宁。新宁当地多住板房，刘氏按照江西惯例，以砖瓦盖房，称为砖瓦房。后在此建义仓，称为砖屋房义仓，主要救助族内贫民。义仓建于道光时期，创建者之一刘长佑作 《刘氏砖屋房义仓记》，记载了建立原因及过程：

刘氏五大房皆来自江西，吾砖瓦房迁宁邑为最早。……各房相继来邑，城乡异处，即各以所居分房，是为砖瓦房，世业耕读敦孝友数，传而宗支日系家道渐裕，乃还砖屋，购地作室，聚族而处，有老七家、少七家，其相亲相爱，犹然一家焉。自道光庚戌以后，顿遭兵燹，屋尽为墟，人亦零散。……五房宗祠并家塾渐次竣事，惟本房生计日绌，丁口愈稀，慨然以修复砖屋，创置义仓。……重修砖屋若干间，新置义租一千石，与夫何人应支，何事应给，及应给、应支之数、之期，俱详规式，永垂久远。^[30]

宗族 （家族） 义仓通常亦是为了救助族内贫户而建，刘氏义仓设立的初衷即为了 “本房” 之利益。不过，随着义仓的发展和士绅惠及乡里愿望的增强，一些义仓也开始帮助族外乡人。

湖南会同县太学生李元珠 “勤俭起家，岁节省余粟，储之里社”，建 “李氏义仓”，“里中贫乏者周之，出不索偿，入不计息，里之中嬉嬉然，无枵腹焉”。其子宗耀、宗辉继承父志，将其发扬光大。知县沈联元作 《李生义仓记》，记述了其第一次看见李生义仓的情景，“先是康熙六十一年 （1722 年） 壬寅秋，余莅会，冬十一月，以公经其地，肩舆中，见瓦屋鳞次，询知为李生义仓。询得生父子本末甚悉。” 赞其 “此长孙良法，紫阳美意也”。他夸赞道，“一介之士，家不素封，而慨然为善于乡，此其谊极流俗之所难，况先后济美，不近名，不近功，世德韬光，此君子跂望而不可必得者也”。^[31]

除了宗族自办社仓、义仓，士绅以个人名义捐办社仓、义仓或者捐输社、义仓谷石的行为更为普遍。由于士绅的生活较为富裕，很多士绅都是当地的富室巨户，因此，他们在捐输社谷、义谷时，总是身先士卒，并理所当然地成为核心力量。这一过程贯穿有清一代。湖北兴国州，于雍正三年 （1725 年） 举行社仓时，乡绅石廓然 “首捐谷百石，为诸里倡率之日，傭丐望门垂涕”。^[32]湖南长沙县在雍正初年举办社仓时，“劝绅士捐谷，散贮本县十都”。在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 前后开始的湖南省大规模筹办社谷的行动中，也是以士绅为主要对象，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33]湖北钟祥县县学生傅惟肖，字筑亭，家中富裕，本人一向乐善好施，道光年间，“岁大祲”，于是捐田八十亩，设立义仓，“择乡人公正者司其出纳，冬发秋敛，立法甚善，” 至同治年间仍然造福乡里。^[34]湖南湘阴县，同治年间由各团绅捐置社谷，不久即得谷3万石，“其董率劝谕，邑绅陈嵘之力为多”。^[35]

湖北黄冈县是宗族势力较盛之地，士绅对社仓的参与程度较深。清前期，士绅们屡屡捐谷建仓：乡绅余文元，性格朴实，好善乐施，雍正元年 （1723 年），捐洪山寺社仓谷百石，又捐修棠棣湖桥，置田作为修理费用，“行人便之”。^[36](www.daowen.com)

陶之玿，字荆璞，贡生，雍正二年 （1724 年），县中发生饥荒，捐谷千石用于平粜，粜价 “减十之二”。五年 （1727年），仿行社仓法，出谷千余石赈济灾民，所接济者人口众多。又建韩家社桥，捐资三百余金，方便乡民。其子成新和其孙国干亦 “敦行好义”，平素有种种善行，“亲邻借贷，辄应，折其券。佃农补佃，往往弃之”，又继承祖志，捐社仓谷百余石，乡里称为 “善人”。^[37]

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清末。光绪年间，士绅刘维桢因捐建社仓而闻名，这也是清末黄冈县仅有的社仓。他是继承父志者，其父刘熊兴为乡里名绅，字欣园，性格 “慷慨好义”，“戚友以缓急告，必应”。^[38]维桢为其独子，受其父亲影响较大，平生“尤以为善为最乐”。刘熊兴父子两人做了不少造福族人和乡里的善事，史载，“其著者如营建祖祠、昭忠祠，置备祭产、义田、义塾、义局、善堂、社仓，设三台河桥渡，皆督其子次第举办”。光绪年间，刘维桢先后捐谷1200 石建鱼博寺社仓，又捐谷800石建陆家庙社仓。因父子二人的种种义举，刘熊兴于光绪六年 （1880年） 死亡后，被喻为 “振威将军”。^[39]

宗族、士绅在创办社仓、义仓时常常互为依赖，互相交织。以江西义宁州义田为例 （表6-2），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族、士绅和义仓的关系。宗族、士绅通过捐出义田介入到义仓之中。当然，义田还有赈济本族贫户之意，是宗族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表中万秋山义田、万瓞园妻李氏义田都提到用于 “每岁冬底给本族”，许少文义田用于 “每岁祭祀费用及酌给众人之资”。同时，县城义仓、安乡龚姓、许姓、万姓、询孙等义仓的建立过程清楚显现了士绅和宗族的紧密关联。

表6-2 清代江西省义宁州义仓、义田的设置

续表

资料来源：同治 《义宁州志》 卷12 《食货志·仓储》，第30-31页。

通过创办和管理社仓、义仓，地方士绅逐步建立起在乡村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主导权。还需注意，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宗族义仓较宗族社仓更为多见，可能和社仓的定位有关。社仓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地方公产，服务于本乡贫民。虽然省级官员并不反对宗族建立社仓，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引导宗族建立另外一种慈善性质的粮仓——义仓。义仓从乾隆朝兴起之后，一直是公共性质的社仓和宗族 （家族） 义仓并行的态势。在社仓的管理和运营中，地方官力图保持其 “公共性”，除了宗族自办的社仓外，是不希望宗族力量渗入其他社仓之中的。不过，晚清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力量的削弱和民间力量的崛起，地方官在社仓管理和运营中有时亦不得不依赖宗族的力量。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江西、湖南宗族组织十分兴盛，但关于宗族与社仓、义仓的历史记载并不如江南地区那样繁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