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基层社会组织 （乡里制度） 以继承前代为始，采前代之长，张哲郎认为：清代除继承明朝以来的自然村落形态之外，又采用了明代里甲制作为赋役征收的机构。此外，还采取宋代保甲制以维持地方治安；在地方上实施元代的社制，作为劝农的组织；同时又设立宋以来的乡约法以宣传教化。^[2]

一般认为，清代的基层社会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包含里甲、保甲、图甲、镇、乡、村以及家族、乡族、乡约、会社等等，张研将其归纳为：坊厢里社保甲系列；家族宗族系列；民间乡族组织及行业组织系列。^[3]狭义主要指官方在郡县以下设立的保甲制和里甲制。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顶峰。这种专制集权的高度强化，于中央层面是绝对的皇权专制，于地方层面，则通过保甲制度将其统治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保甲制度吸收了历代组织原则，同时根据各地社会、政治、经济诸关系的变化予以改造和完善，从而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各地、庞大而完备的基层控制网络，直接起着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

清初里甲、保甲并行，互为补充，里甲主赋税，保甲主治安，又稍以里甲为重。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年），申行保甲之法：

先是顺治元年即议力行保甲，至是以有司奉行不力，言者请加申饬。部臣议奏：弥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一州一县城关若干户，四乡村落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呼应。^[4]

此次基本确定了清代保甲法的组织形式。在保甲法中，户是编联的基本单位，牌是组织的起点，经甲至保，递而上之，从城市至乡村，形成完整的体系网络。

自康熙年间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摊丁入亩以后，由于实行只按土地纳税的单一征税标准，人丁编审不再受到国家重视，里甲编审户口的意义遂逐渐丧失，里甲制因编组无从维持而逐渐废弛。乾隆年间下令停止里甲编审，其原有职能改归保甲承担。保甲的职能从过去的 “弥盗” 扩大到催办钱粮赋税；从事封建教化 （负责乡约月讲）；参与基层司法 （报案、调解乡里词讼纠纷）；办理地方赈济事务以及其他一切地方杂项公务，如支应往来、雇夫派差、集众救火、收管配犯、查缴禁书、掩埋流尸等。由于清政府不断强化保甲，自乾隆年间开始，逐步形成了国家管理地方 “唯保甲是赖” 的局面。^[5]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保甲制度的推行十分严密。以两湖地区为例，无论城乡、内地或边缘、陆地或水上，几乎都有保甲组织的存在，其范围和组织规模，均为前代所不及。其大致特点有：

第一，对流动人口的监控空前加强。两湖地区曾存在大量“籍外之民”，其主体为流民或客民，他们长期游移于户籍管理制度之外，且人数众多，势力庞大，是引起流民起义及各类骚乱的来源。保甲制度将辖区内无论土著、流寓一律同等编入保甲，并特别加强对行商、僧尼、乞丐、店客以及船户、矿丁等流动人口的盘查。同治 《江夏县志》 载：“其客店亦令各立一薄，每夜寄客姓名几人，行李、牲口几何，作何生理，往来何处，逐一登记明白。至于寺观亦分给印牌，上写僧道口数、姓名，稽察进入。”^[6]同治年间，湖南善化县保甲章程规定：“船只择立船头给牌悬挂船艄，渔船小划亦如之以便稽查。”^[7]在云梦、汉川等地还设有专门在船只停靠地点进行稽核的水上保甲组织，并有水保长、水甲长等职名称谓，对商渔船民进行严格管理。在有些地方，对那些平时稽查较难、人员流动性极强的区域和场所，如烟馆、茶馆、饭店、戏班等，以及少数不肯联保或平时素行不轨之人还采取编入保甲另册的做法，以加强监控。湖南善化县 《保甲条规》 规定：

如相连之家由各家不肯联保之人，或系客寓饭店、烟馆、茶馆戏班，或系煤窑、铁木各厂以及山边水涯、小贸棚居、寺观庵庙，即于所给门牌该户之上载 “待查” 二字。如邻里信心，愿与联保免载。或某人素行不端，尚无犯案实据，姑宽既往，许以自新，即于门牌该户之上载的 “自新” 二字。凡 “待查” “自新” 等户摘出填载，交牌首收存查察，有不法情事，随商总首查办。^[8]

除了上述人员外，各地还规定各 “绅衿之家” 亦一律编入保甲，以加强对绅权的控制，这说明保甲组织已经成为遍及社会各类人口、覆盖乡村各处的基层统治网。

第二，保甲组织实施控制的手段和维护治安的措施更加周密，保甲长的职责明显加重，州县对保甲的控制程度也有所增强，这无疑强化了保甲的治安防御功能。一方面，各地保甲继承了联保连坐的传统。湖南浏阳县，“一家失事，九家护救”：^[9]善化县，“如一家为匪，准九家首告，徇隐连坐”。^[10]这体现出保甲既互助又互相监督的特点。另一方面，地方官结合当地实情对保甲条规进行细化，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例如，浏阳县对农村人口迁出与迁入两地的交接规定：

若此村居民迁至彼处，原住处所牌头、里长、保正赴县呈报，本县某人某月某日迁至某次去讫，其新迁处所牌头、保甲赴县呈明，某月某日有某村某人迁至某甲内住居。本人将旧门牌缴销，另颁新门牌以凭查点。保甲、烟户存房册内亦即查照开除、新增。不得少有畔错。^[11]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州县亦逐步强化了对保甲组织的控制。

保甲组织的人员除去保甲长外，还设有乡约掌教化民众之事。清代承继明代的社会教化体系，以保甲和乡约双管齐下，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对于二者的辩证关系，湖北黄陂知县杨廷蕴曾作 《乡约保甲合一议》，进行阐释：(www.daowen.com)

乡约、保甲虽属二事，乃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约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教无殊旨，治者同归，盖可举而一之也。今议将乡约保甲合为综理，凡一邑居民，毋论在城在乡，以百家为率，孤庄村落以一里为率，各立约正、约副二人以统一乡之人，外设约讲一人、约史一人以办一约之事。十家中推一人为甲长，每一家又以前后左右所居者为四邻。一人有过，四邻劝化。不从则告于甲长，转告于约正。一人有善，四邻查访的实，则告于甲长，转告于约正。其轻事小事许本约处，以息讼端。大善大恶仍令季终开报以凭奖戒。如恶有显迹，或于开讲日，或于开讲前据实报明。如四邻知而不报者，甲长举之，罪坐四邻。四邻举之而甲长不报者，罪坐甲长。甲长举之而约正副不书，别经发觉罪坐约正副。如此严行，则一人犯罪，九十九家之责也。合九十九家耳目环视一人，则妖术奸民何所容其身，外贼内窝何所遁其迹哉。^[12]

保甲、乡约相携而行，确实有利于清政府直接控制基层社会。需要注意的是，保甲制度的推行，和地方士绅的 “绅权”是有矛盾的。清政府将士绅阶层置于保甲控制之下的政策企图其实很难实施，地方士绅可以凭借等级特权、功名和自身的地方权威来抵制保甲，削弱保甲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和实际作用。清代长江中游地区设有族正、族保甲，即是保甲制借用宗族组织来实现地方控制的例证。州县官亦需依赖地方士绅来推行保甲。^[13]

嘉庆之后，白莲教、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相继爆发，社会动荡加剧，保甲松弛，团练兴起，长江中游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嘉庆初年，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川、楚、陕、豫等被“贼” 侵扰诸省，广泛实行坚壁清野、团练乡勇的政策，湖北掀起大办团练的热潮。湖北有兴办团练的传统，最早可见于唐朝，那时又称 “乡团”。史载：“湖北之有乡团，盖始于唐乾符末，黄巢乱江南永兴 （即今兴国州），民皆亡为盗，刺史崔绍幕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犯，于是人人知兵，即今日团练也。”^[14]以后团练时兴时废。嘉庆年间，郧西知县孔继檊屡屡受到皇帝嘉奖。潜江县于嘉庆元年 （1796 年），以长湖垸诸生吴树柄、长乐垸武举人朱诚为首领，集乡团数千人，助剿 “白莲教匪”。^[15]此时期的团练大部分是在知县等官员的直接指挥下作战，且偏居一隅，数目不多，规模不大，且于战事结束后即遣散回家，各复本业。

随着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作为对抗太平军的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团练重新启用并得到重视，迅速兴办且发展愈发迅猛。湖南省团练享有 “天下之最” 的称誉，其规模和影响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湖南团练兴起于乾嘉年间，道光时期屡有所为。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雷再浩率领天地会在湖南新宁县起义，士绅江忠源集合父老举行团练，“以孝义训其子弟，且援以兵法。” 当雷再浩攻打黄卜峒时，江忠源率领团丁三百人与城守把总 “合军击破之”，逼迫雷再浩出走广西。江忠源又 “与邑人设间诱贼党缚再浩，事遂定”。^[16]江忠源因利用团练组织成功镇压了农民起义，后被提升为知县。咸丰元年（1851 年），太平军起，江忠源正在丁忧之中，在朝廷的号召下，“自将本籍团丁五百人为一军”，号称 “楚勇”，入桂镇压太平军。这是湖南团练出境作战的开始，也是湘军的雏形。

咸丰二年 （1852 年），清政府命曾国藩为湖南帮办大臣，湖南省遂成为第一个奉旨办团的省份。在曾国藩的谋划下，湖南团练迅速发展起来，地方士绅和下层官吏被充分动员，纷纷投身其中。曾国藩号令以团练对抗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贬斥后者是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诗书、人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苦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可袖手安坐而不思一为之所也”。^[17]湖南团练迅速膨胀，几至县县有设。在湖南蓝山县，到咸丰四年 （1854 年） 年底，“四境俱已立团。大姓自为一团，零户数村一团，山民僻远数十家一团，俱以营伍部署之。城内商民则为一团。凡丁壮，年十八以上五十以下者，家各一人或数人，分南团、西团、东一团、东二团、北一团、北二团，是名六团，置备旗帜器械，以时操习”。^[18]

湖北团练不如湖南之盛，但也是大办团练的省份之一。咸丰初年，随着太平军由湖南进入湖北，全省局势骤然紧张。“二年，发逆窜湖北，冬十二月，破汉阳、麻城。十二月初四日，破省城。全省震动。”^[19]湖广总督张亮基令各府州办团，各地团练随之纷起。黄冈县，以生员为主的广大士绅积极创办团练，咸丰年间，“钱家堡以从九邱振声、庠生喻九芝等为团长，李集区以举人张百揆、廪生游鸿远为团长，张集区以卫千总张改清、监生胡廷根为团长……余氏族团则武生余献芳领之……严守待敌”。^[20]咸丰五年 （1855 年），胡林翼抚鄂，团练有了新的飞跃。他将在贵州和湖南的经验和做法搬到湖北，大力推行。除了兴办团练外，还强调团练要 “高处建寨，低处修堡”，在险要之处还要设立碉卡。湖北团练在太平天国初期的1852-1853年间新增47 个，而在胡林翼主事湖北的1854 年即新增10 个，1855年6个，1856年7 个，至1866 年共有团练60 余个。就地域分布而言，黄州府12个，武昌府11个，襄阳府9个，郧阳府7个，荆州府7 个，德安府6 个，汉阳府5 个，安陆府47 个，荆门与宜昌府各1 个。遭受战乱较烈的鄂东南团练数目明显多于烈度较低的鄂西北。^[21]

在这种背景下，保甲和团练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即寓保于团练之中。这往往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或者在保甲组织中纳入团练的内容，对原有保甲进行部分改革，使其范围和职权有所扩大；或者以保甲为基础组建团练，达到整合保甲和团练的目的。^[22]

相较而言，保甲制是清政府日常控制地方的基层组织，团练则是战乱时临时产生的一种地方武装组织，它除了控制地方外，还有抵抗外敌的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员们往往将两者视为一体。湖南善化知县孙鼎臣认为，“团练即保甲也，有事为团练，无事为保甲”。^[23]曾国藩亦曾言，团练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24]

据同治 《桑植县志》 载，咸丰四年 （1854 年），太平军打入湖南，该县令舒受祺奉命 “练团各保”，其保甲法为 “以十家为一牌，十牌为一甲，每甲设保正一名”。城内外总共有保正128名，其中 “有一甲两保者，亦有两保一甲者，视地势之广狭，人户之疏密以为权宜焉”。保甲清查由州县编写门牌，区分地址、职业、身份、姓名、性别、年龄、户口、是否现居此地等，分别编排，“其清查之法，或某厅州县编第几牌、第几户、某人年岁若干、某厅州县、某籍或居城某铺、居乡某甲，地名某处，种田、住屋，或系巳业，或系佃业，有无功名，作何生理，现在家男女、友伙、雇工、仆妇、婢女、寄居男女各大小若干。未在家者，或即本身，或系伯叔兄弟子侄某名、现往何处何事，分别开列，造具循环正册。如有待查，自新者造入另册，以便稽查”。并立有非常规范的门牌式、十家牌式、循环册式等，十分严格。团练举办后，原有保甲有所松动。团练本为防卫 “贼” 扰之设，具有半军事化的特点，自然和原有保甲有所不同。简言之，以原有保甲为基础编团练，以团为单位，设有团勇，由团丁组成，每团由团总、团长牵头，平日训练，战时打仗。其法大概为 “各村之内，不拘十家八家，总以衡字相依者，连为一牌。再以牌内声息相通者连为一团。团有长。又于一团之中无论贫富，家出一丁，编为一册。必须年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强壮有力者充之。按村之大小，以定丁之多寡。选择公正老成绅耆充为团总、团长，分别总理约束，并训练技艺。其有畸零户即附于附近团内，一律编查，并责成团清其团，族清其族。如一家有犯，九家同坐。团总、团长实心任事，不得懈忽”。团练经费、团丁、团总、团长口粮等由各保殷实之家量力捐输，交由村内殷实公正之人经管。^[25]

“团” 有官团、绅团之分。“官团” 由州县官创办，地方士绅主持，其经费大部分依靠本地士绅筹措捐派，间或在本省兵饷中支拨一部分，大部分不入奏销。“绅团” 的经费全由地方自筹，既不取官方分文，自然更无报销所言。

和团练相关的一个组织是 “团局”。所谓 “团局”，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举办团练过程中出现的组织。局名义上多是 “官办”，但其中管理人员除官员之外，也有绅士参与，可算是处于正规和非正规的官僚系统之间的临时性组织，是官绅及官商携手合作、共同管理的一个机构。以广西为例，团练的设置一般为：省设团练局，省局以下各府、厅、州县均设总局，总局之下，四乡设大团，圩、镇设小团。团丁来源，除鳏寡单丁免派外，家出一丁，准许雇人代替。^[26]

在湖南平江县，咸丰初年，成立团局147 处，设每局有团丁百人，将近15 000 人。^[27]湘阴县：咸丰二年 （1852 年） 举办乡团，县东西两乡共25都，每都所隶一社为一团，每团就远近设局以领之，共有29局，下辖200余团，共储谷3万石。^[28]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整顿基层统治秩序的政策有二：一是整顿保甲制度；二是加强团练组织。战后，各地团练基本上延续下来。清廷为了防止原起义区再次动荡，严令各地照旧整顿 “乡团”。同治九年、十年间 （1870-1871年），连续饬令湖南巡抚在会党盛行地区认真整顿 “团防”。晚清乡团、保甲呈杂糅状态，保甲制度已然大为变形，但其名称依然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