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道光初年，湖南省就有过举办积谷的尝试。同治初年，开始在全省各地广泛劝办积谷。至光绪年间，几十年过去，已经具有了相当规模的积累和丰富的经验。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之后，则有续捐积谷之举。

道光元年 （1821 年），湖南巡抚左辅饬令各属 “劝民行义谷”，“捐本里保之余粒，济本里保歉岁之穷黎”，立积谷之法，“中户以上，秋成，石取一升。一遇灾荒，分极贫、次贫均匀散给”。并立捐义谷规条：

每里保公举身家殷实、公正成熟二人为董士，专司捐谷收贮发放。里保中，田在一石以上之户，遇夏秋收获，除棉花、芋瓜外，凡豆麦、三稻及包谷，每收一石，量捐一升。每季收毕，即开列某庄某户捐谷若干，共得谷若干，揭示公所，使共知闻。每里保有谷，不能另立义仓收贮。若借贮寺庙公所，看守晾晒，暨多繁费，不如即令董士存贮，即资其家，雇工看晾，但酌给房租工力，省便易行。此款专为歉年施给穷黎，以补常平、社、义各仓所不及。……捐谷若屡遇丰年，陈陈收贮，无论捐数之多寡，一不许颗粒私备，二不许藉称迎神赛会公事吊销，三不许出陈易新，四不许因市价高昂开列出糶，守定原收原贮，概不擅动。……此项义谷，民间自为经理，但将收发总数报官，免扰义举。^[21]

此项明确说明积谷是为了 “补常平、社、义各仓所不及”，显然是区别于传统仓储的新型仓储形式。

从各州县的记载来看，终道光一朝，湖南省举办义仓的府、州县并不少见，但多属传统义仓的沿袭，并非巡抚所定的积谷之法。其中较有影响的例如辰州府义仓，是以官绅捐输为募谷渠道，用一部分捐款购买义田，用以出租，获取租谷存入义仓，来维持义仓的运转。大多数义仓亦不采取摊派的办法筹集义谷，也没有排除义谷的借粜手段。少数宗族 （家族） 义仓自然更是如此。

经过自乾隆末嘉庆初开始历次大大小小农民反抗的洗刷，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激荡，至同治初年，湖南各属仓储基本空虚损毁。而此时正处在清军扑灭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作为主战区之一的湖南省内粮食需求大增，又因属产米之乡，临近省份清军也纷纷来此贩运米谷。一面是几乎毫无储蓄，一面是需求量大增，加之恰遭干旱，遂至粮价上涨异常，每石陡涨至五六千文。百姓生活艰难，人心惶惶，境内饿荒现象开始蔓延。后经地方官府出面，采取劝谕有谷之家通融调剂、免除厘金、用公款招商运米运赴各地赈济等措施，又幸获时雨，方始缓解。为了改变这种粮食紧张的局面，必须重新举行积蓄。当时的情形是，常平仓谷自从办理军务以后，多所挪用，账面上仅存三十余万石，且其中存在大量谷石动缺、谷价存司未领的情况，由于对外赔款、军需粮饷等，一时很难筹款买补。社谷亦多有亏缺，历年久远，难于追赔足数。要想举办仓储，唯有另开名目，劝捐义谷。而要想在短期内办有成效，在新上任湖南巡抚恽世临的谋划中，最为便捷的办法莫过于耳熟能详、越来越常用到的摊捐。^[22]

同治元年 （1862年），恽世临下令，各地方官务必趁新谷将登，加紧劝办积谷。同治二年 （1863年），颁布劝办之法：

各州县都图里甲名目不同，大抵以甲为断。……每租谷一石，捐谷二升或三升，佃户种的土地不得徇隐。如有山多田少者、烟户稠密之处，应各就地方情形，酌量增加。总期一甲之谷，足备一甲之用。无论官绅公私庄业，一律劝捐。所捐积谷，应择甲内公地或最为殷实之家，建立义仓，藉众收存，其仓祗期结实，不可过费。……各县地方向有社谷一项，准其归并积谷收存，无容另立社长。……各处神庙向有公田，多系迎神演戏之用，凡遇荒年，视此嗷嗷，神灵亦不安妥。此次捐谷，应于庙内公田每石捐谷一斗，以示区别。其余各项公田，仍照每石二三升之例。经管积谷，应举甲内殷实老成二三人轮流公管，认真收成，或三年一换，或五年一换，一经公举，毋得有所推诿。……当谷贱之年，出陈易新，以小暑为期，佃种之家，凭众书立字据，借领谷石，限定秋分，每石应加收耗谷二三升运送归仓，其并未种佃与无业者不与。若遇荒歉，或减价平糶，或借或赈，仍丰年捐还。^[23]

从恽世临公布的积谷章程可以看出，虽名为建立 “义仓”，但和靠民间自愿捐输为仓谷来源的传统义仓截然不同，是为道光初年 （1821年） 湖南巡抚左辅之新型义仓即积谷仓之延续。

此次积谷与以往之社仓、义仓不同，是按田亩摊捐来筹集谷石。以甲为单位，一甲内，除了庙内公田捐谷10％外，其他农田、公田，每粮一石，均需按照2％-3％的标准缴捐积谷。在人户稠密、山多田少的地方，还可以酌量增派。该项积谷由本甲捐出，存于本甲，由甲内殷实老成之人主管，定期轮换。积谷用于本甲，丰年推陈出新，佃户借谷应于秋后每石加收2％-3％耗谷偿还，歉年则平粜、赈济、出借兼行。值得注意的是，积谷章程规定，准许将本地旧有社谷全部归并积谷收存，不再另立社仓，也不再另选社长。这一政策意味着晚清湖南省仓储建设以积谷仓为主，而社仓渐废的格局由此形成。

省抚对于本次积谷行动的推动力度很大。到同治三年（1864年） 七月，巡抚恽世临上奏 “已办有成数”，全省积谷上仓者多达61万石，未缴上仓谷8.9万石。已缴仓谷，令或建仓存储，或存于公所，未缴者均于秋后一律呈缴。在各州县中，绝大部分已经办妥，只有安仁、酃县、永明、江华、新化、新宁、城步、凤凰、永绥、晃州、保靖、桑植、绥宁等13 厅县，因为遇有灾歉，尚未办理，需等到今年秋后察看情形，再分别举办。^[24]

以下是据各州县地方志材料整理的积谷仓建设时间、积谷规模等信息 （表4-2）。

表4-2 晚清湖南省部分州县积谷仓建设情况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依据各府州县志记载相关数据录入。

表中的信息显示，积谷仓的建设情况总体是比较理想的。各州县积谷规模和雍乾时期相比，并不逊色多少。这种成绩的取得和其筹谷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各州县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据巡抚恽世临制定积谷章程中 “每租一石，抽捐三升，仓费钱十二文” 的规定，制定适合本地的摊派标准。如平江县规定，由各团局协同本团绅耆推举仓长、仓正三人，共同和保甲长将本团业户及外团庄业，逐一查明租数，于一月内先行开报。“毋论公私庄业，不分多寡，自耕自田及赁耕别团业户庄田，均按租捐谷。每租谷二石，该田主捐出谷三升，随捐仓费钱十二文。其自耕自田者，每谷二石，算租谷二石，各开具谷票，先缴仓费”。这个标准显然要比省级的更低。

对居住山区的民户，田少山多，若止按田捐积，获谷无几，“而每遇歉岁，山户尤为缺乏，往往藉资事端”，除田租照章程捐谷外，又照山租出息，“每租钱一千，捐钱二十二文，捐仓费钱八文；其自种自山者，按山中出息作租扣算，照章捐钱”，交仓正、仓长买谷存仓。

附近县城各团和城内商户摊收方式又有不同：“附城各团之谷，即归附城团建仓收贮，不入城仓。城内铺户抽捐店租，以昭平允。每店租钱一千，房主捐钱三十文，仓费钱八文，由店主先行垫出，交仓正、仓长采买存储。”^[25]

这样一份周密详尽的摊捐计划，把平原和山区的所有田亩，田主、自耕农户、租户和城中商户全部囊括其中。平原农户（佃户由田主缴纳） 按每石1.5％的标准捐谷，并捐仓费钱6文；山区户需按每千3％捐钱。商户 （房主） 则按每千3.8％捐钱。虽然比省定标准有所下降，但其征捐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极为少见的。虽然和社仓、义仓一样，积谷仓一开始就定位为“民仓” 性质，但其筹谷方式却不同于社仓、义仓 “以富济贫”、劝富户捐输的做法，凡是有田之农、有铺之商，均需抽捐，这为积谷谷石的取得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积谷仓办理之迅速，当然也和各州县官的积极运作、百姓的配合密切相关。郭庆飏是积极推动积谷仓建设的佼佼者。同治二年 （1863 年），他担任衡山县令的时候，就在各字都劝办积谷。同治三年 （1864 年），任宁乡县令，督饬各绅耆劝捐积谷，前后共计2 万石。按照十都中各区地境宽窄、道里远近之不同，定建仓之多寡，或一区而分设二三仓，或一区共为一仓，只图便于搬运。至四月，各都区具报仓已渐次告成，谷亦陆续收捐。除建仓搬运等费用过积谷3336石外，各都区共实存积谷1.8万石。同时，他和县内绅士商酌，颁布积谷收放条款一十五则，令各地循照章程，并因地制宜，稍为变通，以符舆论。^[26]

同治初年开始的积谷行动中，按照省抚的要求，多数地方将原有留存的社、义仓谷都归并其中，不再另设。醴陵县，至同治十年 （1871 年），湖南巡抚刘琨檄劝续捐，知县张玉森、汤瑄等先后劝民纳谷，“按团置仓，以乡人典掌之，官吏不得支放焉……并各处社仓通称为积谷仓，仓设积谷祀，置首事三人，一年一换，或三年一换，本社民众皆有选举监督之权”。“积储有年，往往大于原额数倍，乃至数十，图谋收换之便，又多由合而分，各族姓祀会及有力之家，且纷纷成立义仓，以补其不足。”^[27]

辰州府，曾于道光年间举办府义仓，咸丰初年，鉴于城中义仓不能济远，知府谕令各乡堡绅耆劝富户就近于各村设立丰备仓，全县有百余堡，共应捐谷7500 余石。同治二年 （1863年） 劝捐积谷，将各乡有丰备仓谷的，抵作积谷。^[28]

到了光绪年间，个别州县出现于积谷之外，又以社仓名义另行捐办谷石的做法，后来将两项合并，以社仓之名运作。桃源县于同治初年劝捐义谷，共得谷 1.3 万石。光绪十七年（1891年），知县余良栋清查旧存义谷，并新捐社谷，两项合共谷2.17万石，部分存贮在社仓，部分领出发典生息。光绪二十年 （1894年），由县筹款购买考鹏东地基新修仓24 厫，将各村社谷如数总聚修城，以杜侵蚀。^[29]

湖南省积谷行动一直延续至光绪年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统计上报，全省原捐及续增积谷共计达约 130 万石。^[30]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存有约70万石。^[31]

积谷仓的布局和管理方面，和晚清基层社会组织的变化紧密关联。沅陵县的做法是，由干练绅士在城中设总局，推举各都、各堡内素负重望的绅士耆老，发给贴照，董理其事。各处积谷则由二三人或四五人担任首事认真经管。^[32]后来担任湖南巡抚的李瀚章曾发出感慨：

今之经理积谷者，与昔之社长迥不相侔。昔之社长大抵多乡曲滑民，积久不更，故有侵蚀亏折，人亡产绝，……今则各州县均设团局，而董事率选公正富绅，谷归团局经理，人众三五年一换，未必据有侵蚀亏折之虞。^[33]

这种城中设局、统领各乡仓积谷的做法是当时积谷仓的常见模式，体现了城乡之间的联结。

湘潭县的做法颇具代表性。其积谷仓建设卓有成效，且持续时间较长，同治初年成立后，由于设在县城的积谷局管理得力，各都甲的义仓积谷数量可观，“为湘湖之冠”，且历经数十年，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民国十四年 （1925 年），据积谷局最后一次统计，全县积谷18.9万石，仓1423处，是湖南积谷最多、管理最好的县。二十二年 （1933 年），湖南各县积谷达20万石以上者只有湘潭一县。^[34]

湘潭县的积谷仓采取乡中建仓、城中设局的方式进行建设和管理。同治二年 （1863年），在县城原社仓基址设立积谷局，由官方倡导、地方士绅管理，作为社仓的接替机构出现，并与乡中义仓形成纵向联结的关系。积谷局设立有详尽的积谷章程，涵盖对城局和各都义仓的管理办法。城局和义仓所积米谷根据田亩数按一定比例强制征收。积谷局既是各都义仓的总管理机构，又为义仓提供庇护。各都义仓的仓长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受到积谷章程的制约。各都义仓与寺庙、团练和家族均有一定关系。随着积谷数量的增加，积谷局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在地方赈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继而积谷局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功能也有所拓展，通过兼理地方保甲局、承担地方公共祭祀的责任，积谷局在地方事务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士绅透过对积谷局和义仓的掌握干预地方政治，乃至影响地方政治权力的格局，在清末地方自治中留下积极的身影。直到民国时期，才在官方政治进程迅速铺展的环境下，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35]

积谷和团局的密切结合，是晚清仓储制度运作的一大特色。由于谷归团局，从管理人员的设置上，对仓长形成更多的制约，仓长的权力进一步下降。在一些地方，除了主管仓谷进出等日常事务的仓长外，还另设仓正、经管等职，以商酌相关事宜，并稽查利弊。如同治初年，长沙府知府丁宝桢所制定的积谷章程规定，每仓设 “仓长” 二人经管收放事宜，另由每都推举二人为 “仓正”，稽查各甲仓长账目、谷石数。^[36]

各地对仓长的监督松紧程度有所不同，有的州县还会延揽保甲长等人对积谷督查，从而形成仓长、经管、里总共同对积谷负责的管理格局，益阳县就曾规定：

每处各设仓长一名，择老成承充，专司出纳。又派经管一名，会同监对。平时互相照料，毋任霉变损失，以昭慎重。里总有督查之责，本里各处义谷，责成该里总随时稽查。如仓长有侵渔及盗卖情事，禀官革退，或有穷民诓借，即约团绅弹压禀究。仓长等三年一更，以均劳逸。^[37]

此项积谷与社仓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官方监管的形式。相比社仓，积谷仓排除了州县官派员下乡核查的职责，而只需将数字转报上司即可。当然，并非每一个官员都能有此认识。在劝办之初，按照湖南布政使石赞清的设想，是各都甲积谷由公正绅士自行经管，官有查管之权，“惟不予官以经理之政，仍须予官以查管之权。庶几绅有弊，官得而考察之；官有弊，绅得而举发之，权不互侵，责有分寄”。除捐收各册及经管绅士切结存案外，“请嗣后此项积谷如须动粜，一面由绅士禀地方官转详，一面即予动碾，总作本地方荒歉、城防之用，秋后，立即归补。其经管册结归入交代，州县官如有交卸，另具稽查所存义谷并无亏短印结一纸，申送院司道府查核”。“平常动碾时，若绅士、地方官有意见不合，互相掣肘，查明所持之见为公为私，分别承办。经管绅士如有侵蚀，追赔后，仍照监守自盗律，官照失察律议办。官有威逼侵借，照在官求索律究惩追赔。”^[38]他认为，举办积谷仓在湖南省为首次创办之事，应立定章程，奏明立案，以免日久无所稽考。可以看出，由于认为是 “创举”，无先例可循，他担心办理不当，所以希望通过借助官府的权力，官绅协同，互相监督，将仓办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惯性。

湖南巡抚恽世临对此部分认可，但又指出：

惟此项谷石，本系民捐本积，不特与常平仓官物不同，即与报部社谷亦异。动碾、买补等事，请免部中行查，并免照常平例于出纳等事，责以册结咨部，俾经收出纳者不致疑畏。^[39]

他的意思很明确，此项积谷与常平、社仓都不同，其动碾、买补等事，应无需报部核查，只需报上司备案即可。免于报部，意味着积谷的管理权限下降到了省及各道府，如果说恽世临的省府积谷办法中对官府权力仍有一定保留，那么在各地实施的过程中却呈现出大幅度压缩官府权力、突出民管的趋势。如平江县规定：“此项积谷早经奏定有案，断不归官，官止综核数目，不令丁胥干预，亦不提用，勿为浮言所惑，稍存观望。即各该团内有别项公事，亦不许挪用，以杜侵蚀。”^[40]在积谷的管理中，官府只稽核数目，不准干预、提用、因公挪用仓谷。

综合省抚以及各府州县条规来看，官府对于积谷仓事务的监管力度呈现出较大弹性，总体的趋势是在放松，而不是加大管控。谷归团局，更利于地方士绅以 “团体” 的力量形成和官府抗衡的态势，各府州县官员除了和主管士绅协商动碾时机、听报仓谷数目以及对仓长不端行为的惩处等之外，其他方面均不能作为。与社仓的管理相比，由于排除了官府下乡核查仓谷实数的责任，相应地就避免了吏胥扰民、贪污等问题，而这正是困扰社仓的关键节点之一。州县官不再承担稽查仓谷的责任，也就失去了干预仓政的动力。消解了这一痼疾，无疑为积谷仓的生存和后续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积谷的用途，按照恽世临的劝办之法，遇到荒歉，根据需要，或借，或粜，或赈，仍于丰年捐还。谷贱之年，则出陈易新，还谷时只收耗谷少许。

各府州县关于积谷的用途规定比较灵活，侧重点也不一样。常见的做法，是规定仓谷不许出借，像益阳县，“此次积谷议定不许出借，毋令慎重积储，以备不虞”。^[41]这种只积储，不出借、不出粜，专为赈济的做法，沿袭了陶澍 “丰备义仓” 的规定，也是当时江南地区积谷仓的普遍做法。

不同于江南地区积谷仓，湖南省积谷仓的救济手段比较灵活，大多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同治初年，长沙府知府丁宝桢在仅仅年余的任期里，加紧劝办积谷，专门制定了 “积谷收放赈借章程”，其仓谷出借与社仓如出一辙。规定：一是积谷出借收息。积谷用于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出借给贫民，资助其口粮，利息为每石收息谷一斗二升，用作耗谷、岁修、看守诸运转经费，其中二升专门用抵仓谷虫伤鼠耗及东量西失等损耗。二是积谷出借程序。积谷每年五月出借，贫户必须有保人方能借给。每个保人所保谷不能超过十石。如无保人，可以物估半价质押。无保无质之户，不准借给。三是还谷事宜。借谷需秋后加息归还。如果逾期不还，着保人先行垫还。如欠户一味拖延，准保人坐取。坐取不偿，准协助团保扭送禀追，加倍罚谷，并下半年不准再借。欠户之质押之物若逾期不取，由仓长变价买补。还谷之时，需仓长、仓正及其承接之人同时到场，核明数目，共同办理。然后，由承接之人按照簿记过量谷数。年清年款，如有亏短，由仓正赔补。四是若遇荒年，应行赈粜。由仓长、仓正会同绅耆查造欠谷之户，分极贫、次贫，应给谷若干，极贫给赈，次贫减粜，其余耕户免息归还，以谷之多寡均分接济。秋收后，照章分年捐补。^[42]

有的州县如平江县，则主要将仓谷用于出粜，“此项积谷既已捐出，即属公项，遇有歉岁，止许均匀籴买”。该县的章程还特别提到这样一种情形，因积谷为摊捐而来，并非自愿捐输，对于那些捐谷之后迁居别处的人户，难免产生 “谁捐谁受益”之争议。解决之道是，以现居住地为准，本团之谷只救济本团之民，“不得以从前捐谷之家，现居本团，固宜一律发粜，即新来落户于此团，虽未捐过，亦不宜令其向隅。或已由此图迁往别团，不得以曾经捐谷，转向索粜。惟隔团业户捐谷较多者，准其稽查。如有侵蚀，指实禀究，仍不得恃捐闲揽及挟私禀”。而且，歉岁平粜不能减价，只照时价出粜。“逐查团内需食之家丁口多寡，均匀派粜，不许漫买，以杜转贩。至贫人骤难措钱，或碾米按日发粜，以资接济，尤为妥便。”^[43]

积谷仓作为晚清湖南省最主要的仓储形式，经过同治和光绪两朝的连续举行，各地确实积累了数额不等的积谷。整体而言，积谷仓运行顺畅的时候居多。在一些地方，积谷仓历经数十年的岁月和清末乱世的动荡，直至民国年间，仍有存续。

慈利县于同治二年 （1863年） 捐办积谷5000石，未几，因战乱全毁。光绪七年 （1881 年），分守道崔穆之檄令复办，于是按亩派输，又得谷7000石，在溪口、龙潭河、九溪、东狱观各分贮800石，余下4000石贮于县城。几经坎坷，一直到民国时期，存谷不到原数1/10。^[44]

积谷谷石除用于备荒救灾之外，还经常被用作地方临时或必需的公共事务之需。龙阳县地处湖区，于同治初年劝办积谷共1.48万石，因未建仓，谷一直存于各捐户之家。同治九年（1870年） 闰十月，知县张奉祥禀称，各处溃损之堤垸申请修理，本地无他费可用，绅民拟借积谷动用修堤，待来年秋收后归还。巡抚以此谷并未收储在仓、尚未收齐为由，批准暂借，最终共借谷6979石用于修堤。^[45]

黔阳县于同治二年 （1863 年） 办积谷，在县局存谷3771石，后曾用作防堵太平军之资。同治八年 （1869 年），因收成歉薄，饥民流离，经县令禀请，将办理防堵动用积谷所存筹还买补钱文拨出购米煮赈，事后筹还，得到批准执行。办完后，其变卖动用积谷以及派收各团谷等各项钱文，除了填还积谷、补整旗帜、器械、驳船、兵勇、各书口粮、工食、造修等资用以及发粥赈饥、书院告竣挪项、总局、分局伙食、薪水、油蜡、纸张等一切应办公项外，仍欠积谷钱约1300 文。因系用作公事，并非私挪，故接济办法是就地筹款，尽量弥补。^[46]

相较而言，虽然仍旧不免发生，但积谷仓在管理和运营中出现问题的严重程度比之社仓要减轻很多。湖南永绥厅于同治二年 （1863 年） 劝捐义谷，举办义仓，同治三年 （1864 年），统计劝捐谷石1127石，同治五年 （1866 年） 登记存谷3013 石余，同治八年 （1869 年） 清查时，“已无谷石”，同治十年（1871年），义仓首士 “以亏短详革追缴”，派全大受、刘理清、杨瑞瑢、李效典接管，原管之邹一俊、吴庆余、陈元礼与四人共同办理。自此，每年清理，“屡致讼端，案繁不及备载”，只好以首士所呈之账目为准存之。光绪二年 （1876 年），县委派妥绅经管义谷，每年平粜，有赢无绌。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首士又因舞弊被控告。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县再次整顿，“轮流换委”。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由五品顶戴岁贡生训导吴树声和贡生张光宇担任首士。宣统元年 （1909年），由吴树声、李瑞龄担任经管人。^[47]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皇帝和中央政府下令举行积谷、保甲、团练。次年八月，辰州府就出现所办积谷被劣绅邬盛敏侵蚀挪移之事。据报，该绅于上年将粜谷钱一万余串，私自立折取息，本年地方荒歉，应行接济，但他竟然不出谷。地方士绅向其清算公账，他又以捏造呈验。事发，被人上告至中央政府，慈禧得知，谕令巡抚俞廉三严查。^[48]看来，一些地方官府对主管仓长之制约，仍未能取得良好结果。

溆浦县自雍乾时期举办社仓、义仓以来，一直到清末，尽管各仓存谷数量大幅减少，但从未中断。至同治年间，县城内、桥江油洋村、龙潭广福寺三处社仓中，前两处仓厫已毁，而龙潭广福寺社仓仍有存谷，曾在同治二年 （1863年） 由三里首士籴去谷110石，用于防范农民军。同治五年 （1866年），知县姜钟琇劝谕绅民修复广福寺侧中厅后楼，增建仓四间。该县义仓建于乾隆时期，曾一度因有谷无仓，将谷转存于社仓，至咸丰年间才真正建仓 （丰备仓），并买谷千余石，购置义田数十亩，交绅士经管。长期以来，屡有挪移耗散，并换过数任首士。同治九年 （1870年），将谷转交由钟允济、刘士清接管，存钱千余串，田亩、铺店若干。又有大江口义仓，亦建于咸丰年间，原存谷500石，由首士郭远厚经理，叠经借出耗散，同治五年（1866年），知县姜钟秀追还积年欠谷200余石，交监生唐文灿接管。同治九年 （1870 年），令唐文灿交出，选派附近绅首管理义谷共346 石。除社仓、义仓之外，同治初年，湖南全省办理积谷，各乡遵行，或捐积谷百石，或数十石不等，在附近宗祠庙宇存贮，自行收放。

到了光绪元年 （1875 年），该县对各处仓谷彻底清查，并由知县等人增捐补足，本城丰备仓共存谷1000石，龙潭三里义仓，在上、中、下各里共存义谷1921 石，大江口义仓共存谷763石，以上三处义仓共存谷3684石。又有五都各乡积谷若干。各处积谷均由县总管，交由首士具体经管。此后，屡有整治、提用，部分义谷一直存续至民国年间，继续为地方公用、慈善事业提供资金来源。其中，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知县何莘耕将各乡都积谷全部缴归桥江公仓存贮，共381 石。龙潭三里积谷变化各有不同，其上里积谷散存于各乡，光绪六年（1880年），县令李大绪饬令龙潭巡检王祖源清查积谷，并将其提归毛家湾祖师殿存贮，新旧共得谷524 石。而上里另两处积谷中，鹤田屯水口庵旧存积谷40 余石，后因火灾移贮姜氏宗祠，民国三年 （1914 年），因大水将祠宇漂没，谷荡然无存。王家山积谷则于民国五年 （1915年） 增捐谷42 石，由姜祖龙、姜时瑾等经理，至民国十年 （1921年），存谷80 石。民国七年（1918年），陈光斗兵驻龙潭，在当地勒捐洋银10 000圆，招待伙食费2300串钱，因为事出仓促，来不及捐派，于是将中、下二里原存积谷2312石悉数出售，挪用无余。大江口义仓后来分为东、西两仓，增捐谷石，存贮谷增加到1645石。^[49]

谈到积谷仓与社仓、义仓的关联，首先，正如前述，因为将旧有社谷纳入积谷仓一并管理和经营，积谷仓实际承担了社谷借贷以救助贫民的功能。其次，积谷仓的筹谷方式对那些重建社仓、义仓的少数州县有示范作用。衡阳县原有城乡社仓数所，分贮城内及各都，雍乾时期贮有社谷官斛2.9 万石，后“事远荡析”。同治元年 （1862年） 劝捐社谷，“按田派谷”，得谷1.17万石。同治九年 （1870年），因小歉之年社谷不足，又“按亩募谷三升”，其塘山土诸税 “按额税千钱出钱二十”，并立条款，分载簿册，共计城乡997 社，新旧社本息谷按衡阳斗1.48万石，按官斗1.9万石。^[50]

由上观之，同光时期湖南省积谷仓的建设成效是颇为显著的，清末时积谷数居全国各省之首。湖南积谷仓将原有社谷、义谷和常平谷一并归入，除了承担起社、义仓扶助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功能外，还通过赈济、平粜等手段，成为基层社会救助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并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扩大了影响。(www.daowen.com)

[1] 《清实录》 第57册 《清德宗实录》 卷430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645-646页。

[2] 吴四伍：《晚清江南仓储制度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4-46页。

[3] 《清实录》 第40册 《清文宗实录》 卷43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1页。

[4] 参见 《清实录》 第40册 《清文宗实录》 卷64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845页。

[5]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61 《市糴考六·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考8171。

[6] 参见吴四伍：《晚清江南仓储制度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59页。

[7] 参见罗文彬编：《丁文诚公 （宝桢） 遗集》 《国史本传》，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八辑），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电子版。

[8] 参见四川总督丁宝桢奏于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九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录副奏折）》，档号：3/137/6673/44。

[9] 直隶总督裕禄奏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录副奏折）》，档号：3/137/6678/34。

[10] 民国 《山东通志》 卷84 《田赋·仓储》，第3页。

[11] 参见 《清实录》 第55册 《清德宗实录》 卷270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4页。

[12] 《清实录》 第57册 《清德宗实录》 卷416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443页。

[13] 《清实录》 第57册 《清德宗实录》 卷421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524页。

[14] 《清实录》 第57册 《清德宗实录》 卷430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645-646页。

[15] 参见 《清实录》 第57册 《清德宗实录》 卷434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8页。

[16] 参见直隶总督裕禄奏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录副奏折）》，档号：3/137/6678/36。

[17] 参见四川总督奎俊奏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录副奏折）》，档号：3/137/6680/19。

[18]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61 《市糴考六·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考8173。

[19]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61 《市糴考六·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考8173。

[20] 民国 《山东通志》 卷84 《田赋·仓储》，第3页。

[21] 同治 《永州府志》 卷7 （下） 《食货志·积贮》，第42页。

[22] 参见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43-45页。

[23] 光绪 《重修龙阳县志》 卷10 《食货二·积储》，第20-23页。

[24] 参见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44页。

[25] 以上引用参见 《县定捐办积谷章程》，载同治 《平江县志》 卷20 《食货志·仓储》，第8-10页。

[26] 参见 （清） 郭庆飏：《劝办积谷禀》，载民国 《宁乡县志·故事编·赋役志·备荒》，第11-13页。

[27] 民国 《醴陵县志·食货志·仓储》，第100页。

[28] 光绪 《沅陵县志》 卷12 《仓储》，第16页。

[29] 光绪 《桃源县志》 卷3 《赋役志·积贮考》，第7页。

[30]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220 函第79号。

[31]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61 《市糴考六·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考8172。

[32] 光绪 《沅陵县志》 卷12 《仓储》，第11页。

[33] 同治 《益阳县志》 卷6 《田赋志三·积储》，第61页。

[34] 参见胡忆红：《民国 〈湘潭县积谷局志〉 述评》，载 《中国地方志》 2014 年第11期，第58页。

[35] 参见王日根、陈瑶：《晚清湘潭民仓与地方政治的变迁——基于 〈湘潭积谷局志〉 的分析》，载 《社会学研究》 2009年第5期，第1-27页。

[36] 同治 《安化县志》 卷16 《经政·仓储》，第2-3页。

[37] 同治 《益阳县志》 卷6 《田赋志三·积储》，第61页。

[38] 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45页。

[39] 《县定捐办积谷章程》，载同治 《平江县志》 卷20 《食货志·仓储》，第8-10页。

[40] 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45页。

[41] 同治 《益阳县志》 卷6 《田赋志三·积储》，第61页。

[42] 同治 《安化县志》 卷16 《经政·仓储》，第2-3页。

[43] 《县定捐办积谷章程》，载同治 《平江县志》 卷20 《食货志·仓储》，第8-10页。

[44] 民国 《慈利县志》 卷7 《建置四·仓储》，第3-4页。

[45] 光绪 《重修龙阳县志》 卷10 《食货二·积储》，第24页。

[46] 同治 《黔阳县志》 卷15 《户书二·仓储》，第3页。

[47] 宣统 《永绥厅志》 卷13 《营建门·义仓》，第20-27页。

[48] 参见 《清实录》 第57册 《清德宗实录》 卷449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35页。

[49] 民国 《溆浦县志》 卷8 《食货志一·积储》，第2-4页。

[50] 同治 《衡阳县志》 卷4 《建置》，第1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