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述，太平天国十余年间，身处作战区域的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动荡，军费开支负担沉重，财政吃紧，因战火焚毁、军饷和军粮供应等，仓储所受牵连尤甚。咸丰五年至十一年（1855-1861年），晚清 “中兴名臣”、湘军将领胡林翼主政湖北，官至湖北巡抚，他大力增强军事力量，大刀阔斧清除吏治弊端，进行财政改革，号召民间捐输，使得湖北不仅成为抵御太平军进攻的军事重地，而且成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后勤补给基地，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饷。^[1]除了头几年遭受太平军的猛烈进攻外，此后湖北省的秩序相对安定，然而，由于担任着粮饷补给的角色，又疏于管理，湖北省的仓储日渐虚空。虽然咸丰战事对清代长江中游三省的影响有些许差别，但仓储的命运却大体类似。江西、湖南二省仓储受损虚空情况亦十分严重，基本上毁于一旦。

咸丰之后，由于各级政府财政日益拮据，主要依靠官款采买维持的常平仓一蹶不振，再也未能重铸辉煌。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湖北省常平仓谷存数仍保持较低的水平。该年，全省按惯例清查常平仓谷，发现 “自咸丰六年 （1856 年） 以后，谷石缺存不一，通省计江陵、公安、松滋、枝江、枣阳、南漳、均州、长阳、鹤峰、长乐、恩施、咸丰、利川、建始、荆门、当阳十七州县、荆州荆左、荆右、襄阳四卫共实存谷四万二千九百二石六斗三升一合四勺，粟谷一百九十七石一斗八升，小麦折谷如故，其余各州县卫无存”。^[2]显然，自咸丰朝之后，湖北省常平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自同治初年开始的仓储建设中，清代长江中游地区逐步将重点转移至依赖民间捐输的社、义仓上，在地方官员的督办下，开启了捐建社仓、义仓的浪潮。

在江西、湖北二省，主要以传统的社仓、义仓为主，湖南省则出现了新的仓储形式——积谷仓。

江西昭萍县，于同治十年 （1871 年） 奉令创办义仓，“合一百八图，同时举行”，知县以所余团练经费买谷3000 石，积于城北之崇正书院，颜曰 “福惠仓”。又令保甲、绅士于烟户册附载田亩计亩捐谷，择各图适中之地建仓分储，岁荒减价平粜，其鳏寡孤独废疾贫而无依者则赈之，108图共积谷5万石。^[3]

湖北省通城县，同治八年 （1869 年），知县陈惟谟劝捐谷石1011石存入永丰义仓。至光绪元年 （1875 年），义仓存谷5000石。五年 （1879年），续增2000石，共存谷7000石。^[4]

湖北大冶县建义仓3所，分别为：“陈氏义仓在安昌乡讲堂堡，同治十一年 （1872年） 四品封职陈国祥建。张氏义仓在安昌乡官田庄，光绪六年 （1880年） 教职张顶勳建。李氏义仓在安昌乡讲堂堡，光绪八年 （1882年） 五品封职李怀清建。”^[5]

湖北江陵县义仓于光绪五年 （1879 年） 由沙市镇绅商捐建，位于沙市刘公祠内，“专贮备荒”。^[6]

一方面新建义仓；另一方面，咸丰战乱中损毁的州县义仓亦陆续得到恢复。湖南桑植县为：“义仓原储谷六千一百一十六石，系道光二十六年 （1846年） 知县朱世熙奉文督绅捐备。咸丰初，售谷二千一百七十石，置当水田七处，岁收租谷二百零五石，绅耆经管。咸丰五年 （1855 年），土匪劫掠无存。现在实储谷一千五百七十五石。”^[7]

湖北省武昌府丰备仓建在武昌城内东北隅昙华林，道光十七年 （1837 年），由湖广总督林则徐建，有廒 195 间，称为“老仓”。咸丰九年 （1859年），总督官闻、巡抚胡林翼增建60间，共计 “老仓” 二百余间。光绪三年 （1877 年），总督李瀚章续增72间，均称为 “新仓”。至光绪八年 （1882 年），实存谷16.6 万石，由盐法武昌道经管，并委州县官一员驻仓办理。^[8]

江西省吉安县，其丰乐义仓建于道光十五年 （1835 年），由知府劝绅士捐输于城内建仓，当时积谷达5 万石，捐输士民因此得到了朝廷 “议叙” 奖励。咸丰六年 （1856年），“太平天国军陷城，焚掠一空”。同治初年起，逐步修复，先是 “就其地陆续修整，不及前之半”。同治九年 （1870年），邑中绅士筹银3000两买谷入仓，又捐谷千石归仓。同治十一年 （1872 年），知府筹谷1600石存仓。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年 （1899-1900年），知府许道培、知县冯兰森各捐千元买谷，并劝谕绅商共捐谷2.4万石入仓。直至宣统二年 （1910年），省委员黄恩荣和知县易顺豫清查仓谷，实存2.3万石。^[9]

赣州府原有道、府、盐、商、民五义仓，置于府城，咸丰六年 （1856年），因粤匪围城日久，给发兵勇口粮，悉行提用。后经巡抚耆龄奏准咨部，分设谷捐局，陆续收储，并添建仓廒，编诞、降、嘉、种、黍、载、南亩等字，共 72 座。同治六年（1867年），知府王德固移交市斛谷5.97 万石，知府魏瀛催收，至十年 （1871年） 止，连旧共收存市斛谷6 万石，分储62 廒，选派绅首赖汝州、冯德垚、陈家杰、黄德撰、徐松龄等经管。^[10]

一些地方的社仓、义仓齐头并进，复建和新建工作颇有成效。湖北孝感县，社仓在东狱庙前，另有义仓4 处，分别为陡冈埠义仓、北泾嘴义仓、小河溪义仓和杨店义仓。^[11]江陵县，光绪五年 （1879 年），除了在沙市设立义仓外，由知县柳正笏劝捐，建有兴仁、明义、崇礼、务智和惇信等5 处社仓。恩施县，其义仓原建在城内圆通寺右，即府仓旧址，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 由知府马安时倡建的，存谷1284 石。咸丰年间逐渐废弛。同治三年 （1864 年），知府夏锡麒加以整理。至光绪八年 （1882年），存谷800石。而其社仓的重建，则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 由知县朱三恪牵头进行的，建在州县城内沙井巷内，存谷2392石。^[12]

再以江西兴国县为例。道光朝以前，该县唯有社仓，而无义仓。社仓兴建于雍正初年，筹谷1756石，分贮四关六乡，春借秋还，至乾隆十五年 （1750 年），共有本息谷3119 石。咸丰年间战乱，被焚掠一空，仅剩北隅社仓一所，存谷32石，其余颗粒无存。同治初年 （1862 年），知县崔国榜兴建义仓，倡捐义谷，共筹谷3 万石，义仓兴而社仓愈废。鉴于此，他与绅耆商议，将所捐义谷于各乡分设义、社仓，全县108 堡，共设仓108处，每处仓谷约以二三百石为率，其中在东、西、南、北四关新设义仓11所，大足乡新设义仓71所，宝诚乡新增社仓88所，清德乡新增社仓102所，儒林乡新增社仓49所，太平乡新增社仓66所，义锦乡新增社仓28所。^[13]

从仓储复兴的规模看，与雍乾时期相比，社仓、义仓在设置规模、贮谷数额等方面有着较大差距。从晚清社仓的建设情况看，三省相较，江西省情况最好，湖北次之，湖南则垫后。

据光绪 《江西通志》 记载，同治八年 （1869年） 后，各州县社仓贮谷数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3-1）。

表3-1 同治八年 （1869年） 后江西省各府州县社仓设置及积谷情况统计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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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绪 《江西通志》 卷 88 《经政略五·仓储》，第 7-26页。(www.daowen.com)

注：表中各县及府社谷及合计数均按史料记载录入。

以上14府中，除了建昌府之广昌县和南康府之都昌县没有记载外，其他州县均建有社仓，存有数额不等的社谷，合计总数达41万石。这一数字与清前期相比，约相当于乾隆前期江西省社仓贮谷数，占乾隆年间社仓贮谷最高值71万石的58％。到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社谷实存数量稍有增加，达到约53万石，^[14]仍只占到乾隆朝最高值71万石的74％。

江西省的义仓恢复远远不如社仓。同治八年 （1869 年） 的清查中，义仓谷为7 万余石，仅有社仓的17％。由此可见，虽然建设数量不算少，但就贮谷额而言，同治时期江西省的社仓、义仓存谷明显要少于清前期。

湖北各州县的社仓建设同样无法与雍乾时期相提并论。保康县，其社仓在嘉庆初年毁于一旦，同治九年 （1870 年），知县史致谟筹办社谷 2000 余石。^[15]钟祥县，同治六年 （1867年），东乡社仓存谷145石，至光绪四年 （1878年），城中社仓贮谷950石，光绪五年 （1879年），续存谷435石。^[16]

湖北省重建社仓的整体情形及与清前期对比见下表 （表3-2）。

表3-2 同光时期湖北省各州县社仓、义仓与前期对照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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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国 《湖北通志》 卷48 《经政志六·仓储》，第1-34页。

注：（1） “贮谷额” 一栏数据，分别选取雍乾时期和同光时期各州县贮谷最高数额计入。

（2） 雍乾时期社仓数变动频繁，本表录入一般为雍正年数字，各县变动情况在 “备注” 中注明。

（3） 个别州县 （如房县） 社谷中存贮粮食，除稻谷之外，还有包谷、粟谷、荞麦、洋芋粉等杂粮，一并按石数合并计入 （房县社仓有洋芋粉1300觔，未计入社谷总数）。

上表清楚地显示：就同光年间恢复社仓的规模而言，湖北省10府69 州县中，恢复社仓的州县有34 个，占州县总数约49％；只恢复义仓，没有恢复社仓的州县有7 个，占州县总数约10％；完全没有恢复社、义仓的州县数有28个，占州县总数约41％。

若考虑谷石存贮数额，则复建社仓的34州县中，排除记载不全、无法比较的州县，在有谷石数可比的23州县中，社谷数比雍乾时期社谷存贮额下降的有20 个，约占87％，只有江陵、公安、崇阳三县比之前期略有增加，约占13％。因此，只有约一半州县真正复兴了社仓，且存谷额出现大幅度的减少。有少量州县是社、义仓共建，还有约四成州县根本没有任何恢复。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 开始，由张之洞主持的以 “社谷” 名义进行的积谷行动，进展并不顺利，预定的 “大县五万石，中县三万石，小县一万石” 的目标很难达到。按照他的设想，整个积谷计划应该在三年内完成，先期应于接到命令后的三个月内，各州县将章程议定着手举办，并上报第一年的应捐谷石数。为了督促此事，他还公布了奖惩措施，于规定时间内捐谷多者，无论实任、署任官员，“大功一次”；捐谷少者，“记大过一次”；若视为具文，劝办不力者，“立即撤省”，停止其差事。即便如此，大半年过去，据各州上报的情况，陆续办理者仅34处，存谷多寡不一。再进一步核查，办有积谷者不过十余州县，未有办理者有34州县。在分析其原因时，他注意到了此前湖北省连续四年水旱灾荒的因素，但并非是从 “体谅” 官员的角度解读，而是责备官员们忘了前车之鉴，无视民众困苦，认为官员们正应该趁着本年岁收颇丰，加紧收捐，以 “未雨绸缪” 之谋，方为尽责之举。他下令对那些尚未举办的州县官“记过一次”，并令其于十日之内上报办理章程和计划。^[17]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在各省上奏积谷的数字中，湖北省仅仅报有3.7万石，^[18]相较于其他省，这个数字非常之低。

由是观之，若与清前期比较而言，晚清江西、湖北二省社仓、义仓无论在分布范围、设置数量，还是在积谷数额上，都逊色不少。故总体来看，清后期，二省仓储的发展远不及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