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土地兼并由于实行分封宗藩制而十分显著，到了清代，这种势头虽有所减弱，但仍然比较典型，这加剧了自耕农的贫困化，导致大量佃农的产生。在生产关系上，租佃制是当时普遍实行的方式。这种方式使业佃双方的关系更加趋于灵活，佃农的身份地位有一定提高，基本有了择佃和退佃的自由。然而，土地兼并引起的人多地少的现状，加之苛捐杂税的繁重、天灾频频，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湖南桂阳州邓氏家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所蓄马匹 “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湖南全省耕地百分之五六十 “归于富者”，一些县份如嘉禾县，“土地尽为富者所有”。[115]土地兼并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进而出现失业队伍——“浮口” 或 “游食者”。所谓失南亩之利，故失业者多。这种情况到19 世纪40 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有人记江西赣州府情形，“今之浮口，患更甚于昔”。[116]
吏治腐败是清王朝政权统治的 “顽疾”，一直无法根除。清中叶，湖南省官场一片乌烟瘴气，文武官吏不乏平庸无能、欺压良善、对上阿谀奉承之辈，以欺上瞒下为能事，最突出的官场恶习是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掌握钱粮赋税的州县官吏，大都借机中饱私囊，在各种正额之外，浮收、折耗等名目层出不穷，民间纳田赋一石，往往要多交二三倍不止。[117]
在湖北，书役舞弊是钱粮征收中的普遍现象。吏胥下乡征收钱粮，“每逢粮少者，银一两勒钱七八千、十千不等，粮多者勒钱五、六、七千不等”。[118]
乾隆九年 （1744年） 一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称，“楚省征催钱粮，每乡每里，各有黑书、册书盘踞乡曲，包揽侵收，飞洒诡寄以及需索册费等弊，前署荆门州知州高世荣纵用里书，朋比为奸，业经参举……”，[119]业已说明书役舞弊和地方官勾结有关。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黄州府广济县发生库书加派私征钱粮一案，蠹书周锡链等12人轮充粮库总书，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 以来岁岁加派，私征分肥，其所以能够得逞且长期不败，重要原因就在于 “历任知县均有分肥情弊”，且屡查屡生，屡禁不止。[120]
在湖南耒阳县，“完纳钱粮，向系以钱折银”，收兑漕米，费用不少。道光年间，地方连年银贵，每两值钱二千一百文，粮书里差却收解钱粮 “倍于官”，引起百姓不满，屡告于官，知县却置之不理，反而将所告之人投监。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监生阳大鹏再次因钱漕苛索告于知县，知县将其弟入狱，阳大鹏遂率众围攻县城，后战败被害。[121]
而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亦甚属常见，贪官污吏和不法乡绅勾结起来，鱼肉乡里。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 的湖北孝感县劣衿梅调元父子活埋本村穷民23人事件即典型案例，事因地方官员侵挪中央政府下发的赈济帑银而起，灾民因荒歉乏食、借贷不遂而强抢富户，反遭活埋。可恶的是，事件发生后，督抚等地方官员非但没有对梅调元等人予以惩戒，反而存心讳匿，企图蒙混了事。[122]
统治不当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不断激化着固有的社会矛盾，以致引发反抗，酿成冲突。
道光二十一年 （1842 年），湖北崇阳县已革生员钟人杰因反对胥吏勒索，自称 “钟勤王”，和陈宝铭等聚众二三千人起事，攻占崇阳、通城，进攻湖南平江县，旋被镇压。[123]这被视作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后规模最大的暴动。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乾州苗民屯田被灾，而汉、苗地主催征勒索，苗族农民以石观保等为首展开抗租，酿成 “烧毁仓厫” 的 “暴动”，凤凰、永绥苗民纷纷响应。[124]
在湖北的郧西县、潜江县、广济县等频繁发生欠租、抗租、争夺佃权事件，甚至酿成命案。[125]农民因为不堪忍受盘剥，不堪忍饥挨饿，奋而联合起来抢粮夺粮。上述湖北孝感县劣绅活埋农民事件即因抢夺富户而起。乾隆年间，衡阳农民因米价昂贵，穷民乏食，遂聚众强抢大户米仓。醴陵、岳州、耒阳等也先后发生了抢粮事件，他们或 “拦阻采贩谷船，或希图贱买仓米”，纷纷强抢、哄抢。[126]
终清一代，抢粮夺粮的事件不时发生，直至清末一直未绝。宣统二年 （1910年） 发生在长沙的 “抢米” 风潮是清代最后一次较大的抢粮事件。事起于宣统元年 （1909年），岳州、常德、澧州等各属发生水灾，一直延续至秋冬，使收成失望，一些地方颗粒无收，仓廪空虚。宣统二年 （1910年） 入秋后，谷价昂贵，长沙等地甚至一日数价，灾民遍野，亟待救济。而长沙地方官和豪绅却抢购谷米、囤积居奇，不肯减价出售，遂引发饥民抢米行动。一夜之间，长沙城厢内外各处堆放之米被抢劫罄空。全城罢市，饥民还组织起来攻击巡抚衙门。同时，宁乡、益阳、湘潭、浏阳、醴陵等地饥民也纷纷行动，四处抢米。虽然最终被镇压，却震撼着清政府的统治，给清政府带来了很大的恐慌。[127]
罢市是城镇商民经常采用的另一种抗争方式。仍以长沙为例，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年），长沙地方官开仓济灾，未几，复行闭关，激起义愤，“长沙府民，盈千累万，顷刻罢市。围抚臣之署，呼名辱骂。殴现任之官，流血遍体，以致围绕竟日，合城惊骇”。[128]
除了这些小规模的反抗勒索、抗粮抗租、罢市外，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自然影响更大。
乾隆六十年 （1795 年），因不满苗汉地主兼并苗民土地，官府偏袒地主，永绥厅苗族农民石三保、吴八月与贵州松桃冲苗民石柳邓策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各地苗民纷纷响应，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由于清军的镇压，次年被平。[129]
紧接着，嘉庆初年爆发白莲教大起义。此次起义始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进而波及豫、甘等省，从嘉庆元年 （1796年） 开始，历时九年，是清代前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湖北是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战火波及的西北部山区州县损毁和破坏尤其严重，地方动荡不安。
咸丰元年 （1851年） 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长江地区社会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咸丰元年 （1851年） 至同治三年 （1864年），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起义军自南向北，横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上海、河南等十八个省市，与清军展开拉锯战。长江中游三省为太平军和清军主要作战地区，太平军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展开不同规模的反清斗争，如湖南就有王萧氏、朱福隆、朱九涛、刘代伟等多次起义，浏阳、攸县等地天地会成员也起兵响应。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各地的反清斗争并没有停止。湖南的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接过了反清大旗，先后在湘乡、湘潭、龙阳和益阳交界地区、澧州、萍乡、醴陵、临湘等地起事，但很快失败，终不能和太平天国运动相比。[130]
少数民族起义是长江中游地区农民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上述苗民的起义之外，道光十二年 （1832年） 江华瑶民赵金龙领导的湖南瑶民起义，道光十六年 （1836年） 武冈瑶民蓝正樽发动的起义，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等都对清朝的统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总之，作为清代社会的一个缩影，长江中游地区的各种矛盾激化，屡屡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混乱。
战乱对仓储造成了很大破坏。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湖北是首发地，起义军活跃在川、楚、陕交界山区，与清军展开迂回作战。在湖北境内，交战区域位于鄂西、鄂西北山区，长阳、来凤、竹山等山区州县社仓大多遭到破坏。襄阳县作为起义的首发地，原有社仓18 处，储谷6414 石，襄阳卫储谷1199石，起义爆发后皆 “被掠无存”。其他处于作战区域的山区州县如宜城、枣阳、均州、郧阳、房县、竹山、竹豀、保康、当阳、来凤等社仓境遇亦相差无多。[131]
白莲教起义平息后，中央政府令各地清查仓谷被毁情况，嘉庆十一年 （1806年） 六月二十四日，湖广总督全保和湖北巡抚瑚图礼就各地仓谷被焚掠一事上奏称：
湖北地方自嘉庆元年教匪滋事以来，或残破县治，或在境鼠扰，其常平、社仓额贮米谷，历年被贼焚掠者，为数已多。……兹据湖北报销局司道详称，查得原经咨报之保康、竹山、兴山、来凤、当阳等五县被焚常平仓谷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二石零。……又原经咨报之蒲圻、黄安、钟祥、安陆、随州、襄阳、枣阳、宜城、南漳、均州、谷城、郧县、保康、竹山、竹溪、归州、兴山、恩施、来凤、荆门、当阳、远安、襄阳卫等二十四州县卫共被焚社谷六万八千五百九十七石零。又续报案内，郧西县查出嘉庆二、五等年被焚社谷一千六百六十六石零，保康县复又查出四年被焚社谷一千八百四十三石零。……又据房县查出嘉庆二年等年被焚社谷八千五百五十一石零……实系被焚掠，取具各结详送，其有详报迟延之处，委因经管之社长或被贼杀害，或被难远徙，彼时未及禀报，兼值各州县军务方殷，不睱随时查询，以致辗转稽迟。……所有各属被贼焚掠社谷八万六百五十八石，应请照数开除，即以现存及例应还仓之谷立为社本。……[132]
咸丰元年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常平仓本为官物，因此首当其冲被用作军食，加之或毁于战火，或被农民军所掠以及水灾侵蚀、出借未还等，种种打击之下，常平仓遂逐渐衰落，仓谷大幅度减少乃至废圮无存。如上述黄冈县常平仓尽心积累十余万仓谷，后经因公动用及战乱被燹，至咸丰六年（1856年） 清查时已荡然无存。[133]湖南益阳县，常平仓贮谷本达三万余石，“自道光十一年 （1831 年） 起至同治四年 （1865年） 止，动碾、煮赈、提拨兵粮、被水霉烂，旧贮谷悉已无存”。[134]又如直隶澧州，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 存常平谷22 102石，自咸丰三年至十一年 （1853-1861 年），因动碾兵米、民欠无着等，至同治初年清查仅存98石。[135]再如湘阴县，咸丰三年 （1853年），因巡抚骆秉章令各州县常平仓谷变价提充军饷，奉命 “折缴谷价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二石，而常平仓积谷一空，绅民承领采买未缴谷一百石三升五合一勺而已，其余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七石无案可稽，蓋积渐侵亏然也”。[136]
嘉道咸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州县常平仓衰亡情况见下表 （表2-6）。
表2-6 嘉道咸时期湖南、湖北、江西部分州县常平仓衰亡情况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民国 《湖北通志》 卷48 《经政志六·仓储》，第1-34页；光绪 《湖南通志》 卷55 《食货志一·积储》，第22-40 页；光绪《江西通志》 卷88 《经政略五·仓储》，第7-26页。
由表中可知，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频频动用、买补不足、民欠未还等人为原因，到咸丰年间大多数州县常平仓毁灭无存，仓廒积谷一空。一些州县虽勉强有存，但仓谷损耗十分严重。战后，湖南省于咸丰十一年 （1861年） 清查各地常平仓谷，结果如下表 （表2-7）。
表2-7 咸丰朝湖南省部分府州县常平仓贮谷情况统计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光绪 《湖南通志》 卷55 《食货志一·积储》，第22-40页。
表中所列各府州县常平仓谷于咸丰年间均有大幅减少，总额由约82万石下降至13万石，降幅达到84％，长沙、湘阴、巴陵、武陵、保靖、龙阳、沅江等县常平谷甚至全部 “动用无存”。
湖北省，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清查，全省常平仓原额应存谷193万余石，粟谷8850石，包谷、大麦、小麦等共千余石，除开历年动用碾食和亏缺、漂失、霉烂外，共实存谷55万余石，粟谷、包谷、大小麦若干石，至咸丰六年 （1856 年） 再次清查，发现自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以后，“节年因公动用、交代亏短、盘折借拨、霉烂、漂失，并被粤匪劫掠焚毁”，损失谷约达50万石，仅存谷4万余石，粟谷1533石，小麦折谷原数，包谷、大麦均无存，[137]总数只占原额约10％。
咸同战乱对本地社仓同样造成毁灭性打击。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地处主要作战区域，很多州县社仓遭到焚掠，仓谷损失殆尽。江西峡江县，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年） 贮社谷8375石，咸丰五年 （1855年） 以后，“贼匪蹂躏，各乡谷皆毁无存，仓亦废”。[138]以下是此时期部分州县社仓和社谷受损情形统计数据 （表2-8）。
表2-8 太平天国时期湖北、江西部分州县社仓被焚毁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各县地方志记载相应数据整理。
综上，咸丰之后，长江中游地区各省仓储整体受损情形相当严重，仓储制度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1] 参见同治 《江夏县志》 卷2 《疆土志·仓厫》，第47 页；同治 《江夏县志》卷3 《赋役志·仓储》，第13页；同治 《湘乡县志》 卷3 （上） 《建置志·公署·仓厫》，第7-9页。
[2] 参见同治 《江夏县志》 卷3 《赋役志·仓储》，第14 页；光绪 《荆州府志》卷15 《经政志三·积储》，第6页。
[3] 同治 《武陵县志》 卷19 《食货志·积贮》，第5页。
[4] 牛敬忠：《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载 《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1年第1期，第42-47页。张岩：《论清代常平仓与相关类仓之关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8年第4期，52-58页。
[5] Pierre-Etienne Will＆R.Bin Wong,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shion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
[7] 乾隆 《钟祥县志》 卷3 《田赋·仓储》，第39页。
[8] 光绪 《武昌县志》 卷4 《赋役志·仓储》，第29页。
[9] 同治 《直隶澧州志》 卷5 《食货志·积储》，第48页。
[10] 光绪 《黄冈县志》 卷4 《赋役志·积贮》，第43页。
[11] 光绪 《重修龙阳县志》 卷10 《食货二·积储》，第17-18页。
[12] 湖广总督德沛奏于乾隆三年五月初四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07函第31号。
[13] 湖广总督德沛奏于乾隆三年正月十八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06函第4号。
[14] 江西巡抚俞兆岳奏于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03函第8号。
[15] 《清实录》 第12册 《清高宗实录》 卷250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16-220页。
[16] 《清实录》 第7册 《清世宗实录》 卷39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5页。
[17] 光绪 《大清会典事例》 卷190 《户部·积储·常平谷》，第1页。
[18] 《清朝文献通考》 卷37 《市糴考六·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考5198。
[19] 湖北巡抚陈辉祖奏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70函第10号。
[20] 张岩：《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载 《清史研究》 1993年第4期，第31页。
[21] 光绪 《大清会典事例》 卷189 《户部·积储·常平仓存粜定例》，第5-6页。
[22] 嘉庆十六年二月四日温承惠奏、嘉庆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富俊奏，转引自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23] 光绪 《大清会典事例》 卷192 《户部·积储·盘查仓粮》，第5-6页。
[24] 嘉庆 《大清会典事例》 卷161，转引自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25] 光绪 《大清会典事例》 卷192 《户部·积储·仓储交待》，第7页。
[26] 同治 《钦定户部则例》 卷16 《仓庾二·直省各省平粜》，转引自张岩：《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载 《清史研究》 1993年第4期，第31页。
[27] 李娜：《清代江西仓储之建设与经营管理》，南昌大学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2-54页。
[28] Pierre-Etienne Will＆R.Bin Wong,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shio-n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
[29] 雍正 《江西通志》 卷83 《人物》，第11 页；卷125 《艺文·记》，第18-19页；乾隆 《建昌府志》 卷12 《恤政考·积贮》，第1页。
[30] 乾隆 《钟祥县志》 卷3 《田赋·仓储》，第39页。
[31] 乾隆 《平江县志》 卷11 《积贮》，第7页。
[32] 《清实录》 第7册 《清世宗实录》 卷18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4页。
[33] 民国 《湖北通志》 卷48 《经政志六·仓储》，第2页。
[34] 光绪 《湖南通志》 卷55 《食货志一·积储》，第3页。
[35] 光绪 《江西通志》 卷88 《经政略五·仓储》，第3页。
[36] 道光 《鹤峰州志》 卷5 《赋役·仓储》，第21页。
[37] 光绪 《长乐县志》 卷9 《赋役·社仓》，第11页。
[38] 《清实录》 第12册 《清高宗实录》 卷268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487-488页。
[39] 湖北巡抚彭树葵奏于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45函第29号。
[40] 光绪 《衡山县志》 卷11 《积储》，第2-3页。
[41] 同治 《嘉禾县志》 卷9 《积贮志》，第1页。
[42] 乾隆 《溆浦县志》 卷5 《公署·仓储》，第5页。
[43] 江西巡抚吴绍诗奏于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64函第40号。
[44] 同治 《武宁县志》 卷14 《田赋·仓储》，第34页。
[45] 道光 《安远县志》 卷8 《公署》，第5-6页。
[46] 同治 《益阳县志》 卷3 《营建·仓库》，第13页。
[47] 光绪 《黄冈县志》 卷4 《赋役志·积贮》，第45-48页。
[48] 湖南巡抚刘墉奏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78函第21号。
[49] 嘉庆 《郴州总志》 卷17 《积贮》，第4页。(www.daowen.com)
[50] 同治 《直隶澧州志》 卷5 《食货志·积储》，第50页。
[51] 嘉庆 《善化县志》 卷7 《积贮》，第19-22页。
[52] 同治 《直隶澧州志》 卷5 《食货志·积贮》，第49页。
[53] 同治 《直隶澧州志》 卷5 《食货志·积储》，第49页。
[54] 亦有记载称为六条，载光绪 《江西通志》 卷88 《经政略·仓储》，第3页。
[55] 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18-23页。
[56] 同治 《茶陵州志》 卷10 《惠政·储恤》，第4-6页。
[57]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434页。
[58] 同治 《永州府志》 卷3 （上） 《建置志·公署》，第23页。
[59] 同治 《永州府志》 卷7 （下） 《食货志·积贮》，第46页。
[60] 光绪 《雩都县志》 卷4 《公署》，第5页。
[61] 同治 《酃县志》 卷6 《田赋·积贮》，第23页。
[62] 《义仓详文》，载同治 《崇仁县志》 卷3 《食货志·仓储》，第4页。
[63] 光绪 《桃源县志》 卷3 《赋役志·积贮》，第6页。
[64] 同治 《泰和县志》 卷6 《政典·储备》，第35页。
[65] 同治 《祁阳县志》 卷17 《积储》，第29-30页。
[66] 光绪 《大清会典事例》 卷193 《户部·积储·义仓积储》，第4页。
[67] 同治 《酃县志》 卷6 《田赋·积贮》，第23-24页。
[68] 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52页。
[69] （清） 鹿泽长编：《义仓全案》，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 第二辑第四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37-638页。
[70] 光绪 《沅陵县志》 卷12 《仓储》，第1-3页。
[71] 道光 《辰州府义田总记》 卷上，第17-20页。
[72] 参见 [韩] 田炯权：《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义田地主和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73] 光绪 《泰和县志》 卷6 《政典·储备》，第34-35页。
[74] 同治 《恩施县志》 卷2 《建置志·积贮》，第6页。
[75] （清） 张开谟：《辰州义仓纪事》，载同治 《沅陵县志》 卷44 《艺文》，第52-53页。
[76] 同治 《靖安县志》 卷3 《食货志·仓储》，第58页。
[77] 《张寅碑记》，载同治 《南昌府志》 卷15 《赋役志·仓储》，第81-82页。
[78] 同治 《芷江县志》 卷9 《仓储》，第22-23页。
[79] 光绪 《沅陵县志》 卷12 《仓储》，第5-7页。
[80] 光绪 《沅陵县志》 卷12 《仓储》，第1页。
[81] 同治 《崇仁县志》 卷3 《食货志三·仓储》，第4页。
[82] 同治 《湘乡县志》 卷3 （上） 《建置志·公署·仓厫》，第8页。
[83] （清） 晏斯盛：《请分常平为社仓疏》，载 《清朝经世文编》 卷40 《户政十五·仓储下》，第35-36页。
[84] 同治 《广丰县志》 卷9 《艺文志上·记》，第24-25页。
[85] [美] 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李兴华、胡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86] 同治 《汉川县志》 卷10 《民赋志·仓谷》，第15页。
[87] 刘翠溶：《清代仓储制度稳定功能之探讨》，载 《经济论文》 1980 年第8 卷第1期，“中央研究院” 经济研究所，第1-29页。
[88] 湖北巡抚晏斯盛奏于乾隆八年六月十一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25函第37号。
[89] （清） 晏斯盛：《请分常平为社仓疏》，载 《清朝经世文编》 卷40 《户政十五·仓储下》，第35-36页。
[90] 协理户部事务、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大臣讷亲等奏于乾隆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内阁汉文题本·户科》，第13322卷第6号。
[91] 湖北巡抚晏斯盛奏于乾隆八年六月十一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25函第37号。
[92] （清） 晏斯盛：《社仓保甲相经纬疏》，载 《清朝经世文编》 卷40 《户政十五·仓储下》，第42-44页。
[93] 江西巡抚陈弘 （宏） 谋奏于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18 函第17号。
[94] 同治 《德安县志》 卷5 《食货志·田赋·仓储》，第2页。
[95] 光绪 《进贤县志》 卷4 《建置·仓厫》，第3页。
[96] 道光 《龙南县志》 卷3 《政事志·赋役》，第13页。
[97] 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17页。
[98] 乾隆 《湖南通志》 卷40 《积贮下》，第4页。
[99] 乾隆 《永顺府志》 卷4 《仓储》，第37-40页。
[100] 光绪 《古丈坪厅志》 卷8 《建置五·义仓》，第10页。
[101] 同治 《南城县志》 卷2 《建置志·义恤》，第3页。
[102] 同治 《义宁州志》 卷12 《食货志·仓储》，第31页。
[103] 同治 《湘乡县志》 卷3 （上） 《建置志·公署·仓厫》，第9页。
[104] 嘉庆 《湘潭县志》 卷17 《积贮》，第31页。
[105] 同治 《宣恩县志》 卷4 《建置志·仓库》，第2页。
[106] 民国 《宁远县志》 卷3 《赋役》，第3页。
[107] 同治 《安福县志》 卷11 《积贮》，第9页。
[108] 参见同治 《安化县志》 卷16 《经政·仓储》，第1-2页。
[109] 同治 《武冈州志》 卷22 《贡赋志》，第37-38页。
[110] 光绪 《续辑均州志》 卷7 《户赋·积储》，第25-26页。
[111] 嘉庆 《通道县志》 卷2 《营建志·仓库》，第28页。
[112] 同治 《清泉县志》 卷4 《贡赋·积储》，第4页。
[113] 乾隆 《溆浦县志》 卷5 《公署·仓储》，第5页；民国 《溆浦县志》 卷8 《食货志一·积储》，第2页。
[114] 同治 《保靖县志》 卷3 《食货志·仓储》，第46页。
[115] 《桂阳直隶州志》 卷22、《嘉禾县图志》 卷28，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 （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
[116] 《赣州府志》 卷20，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 （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页。
[117] 参见王继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18] 《太平天国》 第3 册第15 页，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 （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页。
[119] 《清实录》 第2册 《清高宗实录》 卷209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4页。
[120] 参见 《清实录》 第15册 《清高宗实录》 卷543 （影印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7页；张建民：《湖北通史 （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21] 光绪 《湖南通志》 卷89 《武备·兵事》，第2页。
[122] 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 （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22-223页。
[123]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 第1卷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 （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124] 光绪 《乾州厅志》 卷8 《苗防 （下）》，第51页。
[125] 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 （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0-560页。
[126] 《康雍乾嘉时期城乡人民的反抗斗争》 （上册），第297-298、553页，转引自王继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27] 参见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 第1 卷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290页。
[128] 赵申乔：《赵恭毅公存稿》 卷2，转引自王继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29]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组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 （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9页。
[130] 参见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 第1 卷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3、96-180页。
[131] 民国 《湖北通志》 卷48 《经政志六·仓储》，第20-25页。
[132] 湖广总督全保、湖北巡抚瑚图礼奏于嘉庆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 （宫中朱批奏折） （财政类·仓储项）》，第1191函第24号。
[133] 光绪 《黄冈县志》 卷4 《赋役志·积贮》，第43页。
[134] 同治 《益阳县志》 卷6 《田赋志三·积储》，第58页。
[135] 同治 《直隶澧州志》 卷5 《食货志·积储》，第48页。
[136] 光绪 《湘阴县图志》 卷21 《赋役志》，第37页。
[137] 民国 《湖北通志》 卷48 《经政志六·仓储》，第4页。
[138] 同治 《峡江县志》 卷3 《食货志·仓储》，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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