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仓作为另一种十分重要的民仓形式，起源于北齐，真正建立也是在隋。开皇五年 （585 年） 工部尚书长孙平的奏请，初始在筹谷方式、建仓地点、运营管理上与社仓无二，^[57]后曾一度立于州县，自宋以后，逐渐回归，成为与社仓类似的民间互助型粮食储备设施。

就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建设而言，和全国义仓的发展步伐大致相似。虽然清初康熙年间就谕令在各地设社仓、义仓，但本地大规模建设义仓主要是从道光初年开始的，之前只有极少州县零星有设。

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年），湖南祁阳县奉文于县城南新建义仓，共6间，后废。^[58]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知县袁纯德建立永丰义仓，仓位于县署后典隆街火神庙，“左侧中为仓，神祠左右厫口共八间，前为大门三间，缭以周垣”。^[59]

江西雩都县于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 由知县高泽叙在县治左建立义仓。嘉庆二十一年 （1816 年），奉知府令，县令张湄劝士民捐输义谷，得谷4300石，并亲捐养廉银500两，在县城北门龙船坊建仓一所，分八厫。每逢歉岁，青黄不接，照价发粜。以刘鼎桂、萧成珑二人经理，二人推陈出新，经营有方，复得息谷720 石。捐谷士民奏请上司给予职衔、府县悬扁，以示奖励。^[60]

嘉庆六年 （1801 年），湖南酃县知县刘庆增建立 “减糶义仓”。^[61]嘉庆二十年 （1815年），江西崇仁县乡绅谢廷恩请捐建义仓四十间，建造完成后，“仓厫四十二间，大房七间，砻房、厨房各一所，绕围砌结砖墙，核计工料银共费元银四千三百二十两”，“捐谷一万石，又捐钱四百千文，入典生息。又捐店一间，岁收僦赀五十八千，以备守仓平粜各费”。监生吴昌平等还将祖传文恪公书院捐出为义仓基地，谢又花费银500两建仓。^[62]

道光年间开始，在中央和地方官府提倡之下，各州县义仓不断增多，掀起了兴建义仓的热潮，如下述：

湖南桃源县于道光三年 （1823 年），由 “知县谭震捐廉，共买官斛谷四百八十四石一斗，各村共捐官斛谷二万六千五百三十石，共官斛谷二万七千零一十四石一斗”。^[63]

江西泰和县于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举行义仓，“各乡俱建义仓，或一都独建，数都共建不等，其捐数视多寡请议叙”。^[64]

原有义仓之州县，此时趁机清理仓谷，翻修仓厫。前述祁阳县永丰义仓自建立后，先后由傅江左、刘朝上、何用亭等十余家经管，道光三十年 （1850 年），旧仓将圮，知县任瑛极力追缴欠谷，并旧仓废料等一并变价，用于修建新仓，仓左右各三间。知县主持将程鹏九缴纳陈沅欠谷200 石、彭光祖缴蒋士福欠谷110石，加上刘楷族人摊赔谷40石，共谷350石存贮仓中。到同治年间，因仓谷亏短、出粜不畅等，将义谷以及经管之仓长傅江左等十余家屋变卖，仓改为育婴堂，钱充作该堂经费。^[65]

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义仓和常平、社仓一样受到冲击，像湖南桑植县、江西靖安县、吉安县、义宁县等义仓或 “劫掠无存”，或 “团练支用”，均受影响。不过，由于此时义仓建设不多，因此相对于常平、社仓而言，影响所及并不显著。

义仓的设置方式为：朝廷对于设置义仓的要求在前后期有所不同，早期要求是 “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到了道光年间，顺应时势，令各地举办义仓，“州县中每乡村公设一仓”，^[66]义仓的设置从市镇到乡村，从政策层面已和社仓不分畛域。

各地义仓种类繁多，其发展也各不相同 （表2-2）。

表2-2 清代江西赣州府义仓设置一览表

资料来源：同治 《赣州府志》 卷8 《官厅》，第25-26页。

江西赣州府的义仓设置既显示了义仓种类的多样性，也显现出义仓主要设于城市的特点。从长江中游地区各州县情况来看，义仓之设在州县城市、市镇、乡村兼而有之。与社仓有所不同的是，一般府有府仓，（州） 县有 （州） 县仓，乡有乡仓，多视积谷情况及规划而定，并不像社仓侧重于乡村。

1.义谷来源

主要有劝捐、义田等，这和社仓相类似。

（1） 劝捐。劝捐是最为常见的筹集义谷方式。义仓和社仓一样，都在地方官主持下兴办。地方官或直接建仓，或带头倡捐，进而带动乡绅士民捐谷建仓。湖南酃县知县刘庆增于嘉庆六年 （1801年） 建立 “减糶义仓”，除 “以旧有官租一百三十石尽数拨出，并捐廉率同好义士民公置田亩外”，还捐 “烂木桥田六亩，租十二石；上四都蕉塘社官垄田三亩，租六石；南城外龙潭洲田八亩二分，租十六石四斗，荒洲一片”。在他的带动下，乡绅 “谭家英捐五都南岸田庄鱼塘六分，租一石二斗；又南岸田一亩一分，租一石二斗”。^[67]

湖南省巡抚骆秉章于道光三十年 （1850 年），在绅士陈本钦呈请之下，召集官绅商议集赀筹捐积谷，于省城长沙建立义仓，命名 “储备仓”，由陈本钦经理。在常平仓侧建东仓4 间，西仓6座，看守人住屋6 间，铺面4 间，并制备器具，采购谷石。历年修葺，共用费钱5331串，主要由各级官吏捐助。咸丰八年 （1858年），移交绅士李概舒经管，实存谷7735 石。至同治初年，用于减价平粜，后用粜价又买谷6000石，加之盐茶局发银买谷3.4万石，共4万石，一并存贮。^[68]

记载较详之江西吉安府丰乐义仓的劝办，完整地展现了官为倡率、绅民跟进、同心协力、终成义举的详细过程。

道光十五年 （1835 年），吉安知府鹿泽长奉巡抚裕泰令倡捐府义仓，很快收到官绅士民捐钱共折银8.1 万两，买谷并捐谷共5.1万石。按照道光十二年 （1832年） 吏部奏定的捐输议叙章程之规定，六七品等官捐银4000两以上，八品至未入流捐银至2000两以上，经该督抚保奏，尽先选用，即按该员等应选之班，予以本班前用。道光十五年 （1835 年），又奏定章程，士民捐银200 两以上者，给予九品顶戴；300-400 两以上者，给予八品顶戴；1000两以上者，给予盐知事职衔；2000两以上者，给予县丞职衔。其有职衔者，八品以上，照前项银数减半折算，给予议叙等。^[69]不久，江西巡抚裕泰将各捐钱捐谷之官绅士民名单呈上，奏请议叙，其名单见下表 （表2-3）。

表2-3 道光年间江西省吉安府丰乐义仓官绅士民捐义谷情况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清） 鹿泽长编：《义仓全案》，摘自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 第二辑第四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638-640页。

注：官绅士民捐输钱粮，按照每钱一千、每谷一石均折算银一两的标准核算，计入表中。

吉安府丰乐义仓所收钱粮折合银两8.1 万两中，各官吏所捐共1.9万两，占23％，而士民所捐共6.2 万两，占77％。这种由地方官带头、乡绅士民跟进，后者在捐输义谷中占主要份额的做法，是各州县建设义仓的主流和常态。

（2） 义田。义田收租是义仓的重要积谷方式之一。以义田取租，可以保障义谷的不间断供给，使义仓得到持续发展。(www.daowen.com)

捐输义谷、建义仓和开辟义田这两种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很多州县往往是先号召百姓捐输义谷、建义仓，在建仓过程中又利用现有条件购置义田，支持义仓。以较有规模的湖南辰州府义仓为例。该府义仓原建于道光十一年 （1831 年），当时在知府王见炜劝捐下，筹得义谷4310石，其时仓谷尚未充裕。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 十月，知府雷成朴上任后，即号令举办义仓，并带头倡捐银1000两，又传谕沅陵、泸溪两县绅士王友恭等分途劝谕。至次年四月，共劝捐银7500余两，六月二十六日，据各首事王友恭、李光明、张开谟、唐世泰等数十人上报，共劝捐银1.1 万两，连知府捐银共计1.2 万两。这笔钱分作两用：一部分用来新建义仓，因旧建义仓地势低潮，木头腐坏，令原派首事张化兴等于仓后山坡高敞处另建新廒。雷成朴详细记述了义仓规模、布局，“计东西对向仓厫二十间，分内外四栋编列，治本于农务兹稼穑菽载南亩我艺忝稷岁熟贡新二十字，腰墙外南向五谷神祠一栋三间，祠后西向走廊，一栋八间，为盘量谷石之所，二门外东向官厅二间，为各首事勾稽出入之所，大门一座，额以 ‘辰州府义仓’ 五字……共用过工料银一千九百六十五两七钱二分，均系实用实销，并无虚糜浮冒。” 剩下的银两用来购买义田，他变通积贮义谷成法，用所筹捐钱先后买溶田213块，折算共2顷55亩2分，用过田价银9475两，可收净谷918 石，召佃耕种，按五五交租，每年可收上仓净谷505石。^[70]

对于购买义田之动机，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雷知府在 《劝买义田说》 中阐述得十分清楚：

辰郡之有义仓，仓贮谷四千余石，系王前府见炜禀明劝捐以备缓急者。本府抵任接收，方前府交代，尚有应缴存谷价钱一千九百五十四千文，当即查传首事，谕令随时请领，陆续买补矣。因思陈谷既已出糶，自应上谨易新，于仓储始为有益，似此因循延诿，恐日久不无亏缺。本府通盘筹划，思有以济民于久远，而长此有备无患者，则莫若多买义田，使义仓岁岁入新，俾仓储日臻充裕，设遇不虞，庶实有可恃。惟本府意见如此，特再为合郡绅商士庶人等剀切言之：

义谷捐之于民而籍其数于官，复选派公正绅士互相纠察，已可保无私糶隐匿诸弊矣，乃往往尤有亏缺者，则以谷易钱之后，民不能禁官不因公那 （挪） 用也。今本府另劝义田，除将前短义谷如数买补归仓外，如绅商士庶人等果能踊跃捐输，则由本府总计，现买义田若干亩，岁可收租谷若干石，详明各宪产案，一面慎选首事妥为经理，从此取谷于地，岁有所增而斯仓永无空乏矣。

义谷积之于富而散之于贫，酌盈剂虚，立法固已尽善矣。所虑者，谷易为钱，钱未买谷之际，设遇水旱，米贩不来，而郡城素鲜盖藏，专赖商船接济，嗷嗷万口，其何以苟延旦夕乎？今本府广劝义田，除将旧存钱谷加紧封贮外，如绅商士庶人等果能辗转劝捐，则由本府综计捐数多寡，尽买义田，招募殷实佃户，按年交租。纵有偏灾，而义仓之谷陈陈相因，当不至官民束手也。

义谷必出陈易新，或春放秋收，始可免谷粒霉变，乃地方绅士或恐粜存谷价别有那移，每遇应粜之时，必饰词延宕，以致谷多红朽。今本府力祛其弊，特劝义田。如绅商士庶人等果能捐有成数，则以每年所收新谷定次年应放陈谷，如本年收新谷三百石，则次年只出陈谷三百石；本年收新谷五百石，则次年只出陈谷五百石，使仓储永远充盈。而每年粜谷无多，即粜价亦属无多，首事亦易于经理，至买补之时，当不致别虞支绌矣。

义谷或全数散济，或减价平粜，地方官自能因时制宜，传谕该首事遵办，惟仓谷全出之后，或岁仍告饥，何处求不涸之仓，使斯民常常保聚乎？今本府力图其继，急劝义田。如绅商士庶人等果能不惜捐费，则由本府催令首事等速买上等水田，使旱涝皆有所获，如今年收谷三百石，或全数动用，明年又可收新谷三百石。今年收获五百石，或全数动用，明年又可收新谷五百石。从此凶荒有备，长享太平，当亦合郡生民所同深庆幸也。

以上四条皆本府仰体各宪德意，悉心筹划，作未雨绸缪之计，为裘成集腋之谋，所期谕到即捐，慎勿迁延观望，则本府当分别实捐数目详请议叙奖励，断不使乡风慕义者纷纷埋没也。^[71]

从他的这篇官文中，能体会到因为义谷存在容易亏缺、不敷赈济、补充困难等弊病，才设置义田作为应对之策。同时，他也相应地谈到了设置义田的种种好处。在他的敦促下，道光二十四 （1844年）、二十五 （1845 年） 两年，府义仓又从乡民李林瀚、罗配玉、张心端等人处购买田地21 块 （有21 份买卖契约），面积约255亩，每岁收租谷500余石。^[72]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州县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其他做法，比如将闲余经费挪作义谷等。道光四年 （1824 年），江西泰和县知县徐惠迪上任后，重新整治本县仓储，着重发展义仓，他作文详细记录了具体过程：

因查前此各社长缴存谷价银两，既归入嘉庆二十三年清查案办理，尚有李前任流摊无着社谷三千八石零。道光四年，余莅任后，查杨前任移交有育婴会并义仓谷之项，嗣查此间溺女之风尚少，遂拨育婴所输并入义仓，得如千金。其在华五图，则监生王丕猷、监生严奇谟各捐银一千两，给首事康煜、胡秀具领经理，今实贮官斛谷一千七百五十石。五都则饮实 （殷实） 陈长契捐造义仓一所，并捐官斛谷八百八十石零，首事陈守谦、陈庆青等经理。六都则州同箫征、陶国宝等合捐银约计储官斛谷一千石零，首事增生陈烈经理，任事实心，而中道殂丧，今饬箫必先、罗廷猷接理。七都则州同李承恩、州同匡绩芳各捐银一千两，具领经理者为某某。……盖义、社两仓，名殊义同。嘉庆六年，曾奉部咨一律办理，通行在案，又岂得竞漠外视之？兹各绅士所捐银两买备谷石，共得官斛谷四千七百石，分贮各乡，是实有所储，永以为备。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此地民风淳朴，溺女之风不胜，育婴会花费有余，遂将原有育婴会捐项并入义仓，增加储量。同时，将原有社仓之谷仅作了清理，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而对义仓则不然，除将官绅所捐谷物计入义仓外，还规定管理之首事不得擅自借贷，“如遇荒歉，该首事禀县存案，照时价现粜，其价缴库，即于秋熟后买谷，仍贮义仓”。^[73]这些都显示出重视义仓的努力。

2.义谷的使用和经营

在由民捐民管的一般性义仓 （为了和其他义仓相区别，不妨称为 “公共义仓”）、宗族 （家族） 义仓和盐义仓三类义仓中，其义谷的使用和经营方式各有不同。除了盐义仓属比较特殊的义仓外，公共义仓和宗族 （家族） 义仓谷的用途和经营方式，主要包括：

（1） 平粜和赈济。公共义仓的名称繁多，包括义仓、储备仓、裕备仓、丰备仓等等。湖北恩施县，其义仓建于城内，道光十五年 （1835年），乡绅李景芳等禀请知府马安时，“劝谕士民捐设义仓，以备荒歉，并捐廉百金，作钱一百三十千文，谕在城中圆通寺右侧原建府仓旧基修造仓厫五间，缭以周垣，以怀保惠鲜四字编名贮谷，而以鲜字仓为赈仓，以备用一仓为外仓，四仓实共贮大硕谷一千二百八十四硕五斗”。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因岁歉平糶，怀保惠三仓贮谷一次所糶之钱，随于秋收价平时买谷还仓，除补足每仓原贮实数外，共得赢余谷三十八硕六斗六升五合，又续收捐谷十五硕，实共贮谷一千三百三十八硕一斗六升五合。” 咸丰三年 （1853 年），“知县任海晏因兵饷支绌，营员移请接济，准将仓谷挪移，后遂积渐废弛”。^[74]

道光十一年 （1831年） 大水，湖南辰州府 “米航阻滞，郡城向无储积，米遂如珠贵，邑人士设法捐赈，荒赖以救”。“己酉三月大荒，上流阻糶，斗米千钱，城乡几断炊，而雨多日暗，疫疠时作，人情汹汹”，知府令开义仓平粜积谷数千石，“不月告匮，民益荒”，又令赴常郡买米，获川米成百上千石，“归设粥厂，四城及近乡设卖”，救济难民 “实万万计”。^[75]

江西靖安县义仓兴于道光十六年 （1836 年），知县奉令劝捐，乡绅士民捐输过万，其中5000石贮于县城，建义仓于县东门内法药寺东。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合邑创修考棚，于是移建于明伦堂后。二十七年 （1847年），县 “岁偏歉”，知县祁启萼借动义仓谷5000石碾米平粜，又集绅士捐资捐谷5000石接济平粜，平粜时间自四月二十七日起至六月初四日止，长达月余。^[76]

赈济方面，南昌府义谷于咸丰七年、八年 （1857-1858 年）赈济义宁州及碾放吉安府兵米。^[77]

（2） 出借。义仓根据年景和实际需要，或推陈出新，或春借秋还，或无偿赈济，灵活操作，总之以既惠济贫民又合理周转仓谷为目的。

湖南沅州府于道光九年 （1829年），在知府邱家炜劝捐下，在黔阳、麻阳、芷江三县城内各新建义仓。义仓由公选之绅士二人经理，并由知府出面，拟定义仓仓规共八条，以便各县遵行。在该仓规中，明确规定了义谷出借的程序。沅州府地方气候较早，六月内开始收割早稻，最迟也不过八月。每年三、四、五月青黄不接之时，四乡农民需要借谷者，需分别多寡酌借，于七八月间还仓。其出借取息，需查明各乡收成在八分以上者，每斗收息谷五合六七分。如需免息借给，必须司事之绅士核查确实。倘有拖欠，责令司事者赔偿，不准禀官追究。凡是借领义谷者，必须本地农民。已经借领社谷者，不准再借义谷。另外还规定，如收成在五分以下，县官勘察成灾，经批准动用常平仓谷赈济后，需相应拨还义仓谷用以弥补，以便积贮无虚。此外，因为气候潮湿，积谷易于腐坏，即使无人借领，义仓谷每年也必须出陈易新，以存半出半比例，于三四月间按时价出粜，八九月买谷还仓。

沅州府制定的义仓规条，关于仓谷出借的要求中，除了出借基本程序和社仓相似外，其特别之处在于，由于社仓分布于各乡村，借还较易，贫民往往优先借领社谷，在这种情况下，不准再借义谷。也就是说，社谷、义谷因其功能相似，贫民不能重复享有救济。另外，义仓的经营，更加强调民间的独立性，官府不承担稽查的职责，衙门吏胥不得过问，即使是里长、甲长亦不许越俎参议。主管之仓长只需于每年底将册报地方官即可。州县官交代，亦毋庸造册报部，只将任内仓长所报之数立案。如有贫民欠谷，需由主管仓长赔偿，不用官府追究。^[78]

（3） 挪作他用。虽然有沅州府义仓规条中强调义仓民间性的事例，但是，一些地方义仓管理和运营中亦存在官方力量的渗入，虽然名义上是民办，却始终无法摆脱官方的影子。遇有地方公事，义谷亦易于被挪用，成为地方临时经费的补充。仍以湖南辰州府义仓为例，该府义仓曾经在道光年间搞得风生水起，因采用义田养仓，义谷得以源源不断。先是，咸丰五年（1855年），知府准许提标左、后两营以奉拨兵饷不济，借领府义仓谷共市斛4588 石，每石照时价折制钱一串文，每钱一串，折市平银5.6钱，按九七折库平纹银2492两，该笔费用议定在沅陵、泸溪、溆浦三县解到咸丰七年 （1857年） 夏饷以及沅陵县应解春饷中照数扣还。接着，辰州城守营借领义仓谷817石，以钱折库平银443两，议定在溆浦解到咸丰六年 （1856 年） 夏秋兵饷内照数扣还。义仓之谷已尽数借发后，所借之谷因各县难以按期如数归还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据沅陵县知县陈鸿年禀报，该县之所以未能及时解缴此谷，主要是因为负责征收钱粮催征、溶解的银匠因为民欠过多、无法成功催收之故。于是，将所有欠户田产、包括银匠章心禹之水田33 块，抵作义谷交差，才账目两清。经此事后，知府沈本泰加强了对于义仓的控制，规定今后只有遇到地方歉收，经府衙门察看情形，并向上司请示后，才能动用。除此之外，各营县一概不得觊觎挪用。^[79]

（4） 发典生息。发典生息之本钱来源于平粜之价、变卖仓谷、所捐之钱等。江西南昌府丰备义仓于道光二十六年 （1846年） 变卖仓谷1万石发典生息，“以补义仓经费之不足”。

发典生息之法在本地义仓中颇为常见。湖南沅陵县义仓建于道光十一年 （1831年），由知县劝捐义谷4310 石贮仓。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知府倡令变通义谷为买义田，官绅捐银1.2万两，其中修建仓廒用银165两，买各乡水田用银9475两，其余644两用于买置铺店、发交各典商 “取租生息” 等。^[80]

湖北崇仁县，其合邑义仓于嘉庆二十年 （1815 年） 由士绅谢廷恩捐建，仓四十间，捐谷 1 万石，并捐钱 400 千入典生息。^[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