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是仅次于水灾的另一大灾害，也经常侵袭本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境内河湖交错，山地环绕的地势特点，加之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除了降雨集中易常发水患外，也会出现“山乡常苦旱，河乡常苦潦” 的情况。据统计显示，清代湖北省出现府、州范围或五县以上旱情记载的 “旱年” 有39次，平均14年1次；而仅19世纪，有 “天下大旱” 记载的就达到15次，平均6.7年1次。^[19]

一旦被旱，往往粮食颗粒无收，灾民生活陷入窘境。顺治三年、四年 （1646-1647 年），江西上饶县连续大旱，米价昂贵，“斗米八钱”，灾民缺食，无奈之下，采山中石粉和米作饼而食，百姓传称其为 “仙粉”，^[20]可见当时灾民缺粮之严重程度。

顺治九年 （1652年），湖北江汉平原近半年不雨，引发严重旱灾，受灾区域覆盖12个州县，灾区 “升米千钱，近山者掘木叶、草根殆尽，近湖者采菱芡、荷根度日”。^[21]

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湖南醴陵县旱，“谷贵，民捣蕨根为食”。道光八年 （1828 年） 大旱，田禾尽槁，“饥民多菜色”。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湖南全省奇荒，引发饥馑，流民络绎不绝，人心惶惶。^[22]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谭嗣同描述湖南省旱灾造成的影响，“本年旱魃为虐，收成奇歉，灾民失业，赈抚维艰”。^[23](www.daowen.com)

与单个的灾种相比，各种灾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带来的后果更为惊人。长江中游地区最常见的是水、旱等灾害经常交织，先后发生，且日益频繁。仍如湖北省，据统计，秦至隋唐1125年间，发生水、旱灾害127次，平均每8.9年发生1次；而清代的 267 年间，发生水、旱灾害 154 次，平均 1.73 年1次。^[24]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常常是既苦旱，又惧水，更恐惧由此引发的疾疫。江西高安县，顺治三年 （1646 年） 大旱，夏秋绝雨，粮食大多无收，次年三月大潦，“二麦尽淹，米价每石四两。五月，增至十两。瘟疫兼作，有百十烟虚无人者”。^[25]湖南溆浦县，康熙十八年 （1679 年） 大旱，民饥，二十二年（1683 年） 大水。雍正元年 （1723 年），虫害伤庄稼，六年（1728 年） 旱，紧接着七年 （1729 年） 又旱，十三年 （1735年） 三月大水，六月却又旱。^[26]

这种水旱杂糅的状况加剧了农村的贫困。湖北咸宁县，东南多山，西北患水，“即时和年丰而人稠地狭，恒藉泛舟，况泽居苦涝，山居苦旱，丰穰之庆，十无四五”。^[27]当阳县，“当邑负山带水，西北常苦旱，东南常苦潦”。^[28]应山县，“应瘠土也，十日晴苦旱，三日雨苦潦，乐岁无多”。^[29]平原苦水，山区苦旱，丰收之年减少，歉收常有，使得百姓生活日益贫苦化，而这反过来又削弱了他们抗击水旱灾害的能力，一旦遭灾，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生活就会十分凄惨。这种情况，尤其在那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救济难及的山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湖北省郧阳、宜昌、施南等府属州县，因上年旱潦迭乘，颗粒无收，致成灾歉，导致百万余人无以为食，由于地方政府的救济款粮迟迟未能到位，灾民先是吃草根树皮，继而以山上所产之白石脂充饥，“此物性极坚凝，服辄闭胀而死”。因没有食物而自尽者，累累不绝。郧阳、施南两府，山路崎岖，救济难施，加之地方官漠视，“无人过问”，入春以后，情况尤为惨酷，甚至出现 “人相食” 的现象。“僵尸盈道，朝死而夕存白骨，甚有未死而群起噬之者。” “吃人” 成为灾民活命之手段，在附近城郭之处，灾民尚有本地绅耆设法抚济，然 “犹不能不以人为粮”，在穷乡僻壤之中，灾民由食尸体到噬活人，由食陌生人到家庭成员互食，“直夫食其妻，父食其子矣”，一步步丧失了 “人” 之为人的基本属性。即使那些非极贫之户，亦因产业无法销售，全家饿死，被饥民 “众饱其肉而弃其资”。^[30]

除了水旱灾害外，其他如风灾、雪灾、冰雹、蝗灾、鼠灾、地震等也时有发生。虽然相对于水旱灾害而言，他们的发生次数、影响范围及破坏程度要小得多，但是仍不可忽视。各种灾害相互交织，加重了其破坏性。如湖南常德府之武陵县，道光十一年 （1831年） 至十五年 （1835 年），水、旱交替出现，其中十二年 （1832年） 引发饥疫。十七年 （1837年） 至二十四年（1844年），递有水患，二十三年 （1843年） 并有地震。咸丰元年 （1851年） 至五年 （1855年），岁有水患，六年 （1856年） 旱，七年 （1857 年） 蝗。^[31]安福县，同治三年、四年 （1864-1865年），连续虫灾。五年 （1866年），“大风损禾”。^[32]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