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地区和海外学者对古代及清代荒政和仓储的研究最早亦可追溯至20 世纪30 年代，与国内研究恰好同步。1934 年，日本学者刚田巧著、张汉译 《中国仓库制度之史的考察》 （《中国经济》 1934年第2卷第12期） 发表，大约可视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仓库制度的开端。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研究处于冷清时期，港台地区和海外研究却呈现一派热闹景象，对我国古代荒政、仓储及救济事业展开了系统研究。港台地区主要成果有：关吉玉 《我国常平仓制之研究》 （《法律评论》 1951年第1期）；陈国均 《中国历代救济事业概述》 （《新社会》 1962年第6期、第7期）；徐炳宪 《清代州县的社会救济》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1976年第9期）；黄秀政 《清代台湾的社会救济措施》（《台北文献》 1975年第33期） 等。海外研究方面，日本学者村松佑次发表了 《清代的义仓》 （《一桥大学研究年报》 1969年） 等，已初步触及清代仓储制度。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研究突飞猛进，港台地区和海外研究则继续不断推进。日本学者主要成果有：家室茂雄 《清代社仓制度研究叙说》 （《明代史研究》 1983年第11期）；星斌夫 《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の研究——清代の赈济仓を中心に一》（东京图书刊行会1985年版）；森正夫 《一八-二○世纪の江西省农村にぉける社仓·义仓につぃての一检讨》 （《东洋史研究》1973年卷33-4）；等等。

台湾学者研究清代仓储的成果，主要有刘翠溶对于清代仓储功能的探析。刘翠溶被誉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她的研究兴趣经历了从经济史到人口史、环境史的转变。在她学术研究的前期，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集中于中国经济史方面，曾经连续发表对于清代仓储制度功能的研究成果，如 《清代仓储制度功能初探》 （与费景汉合作） （《经济论文》 1979年第7期）、《清代仓储制度稳定功能之检讨》 （《经济论文》 1980年第8卷第1期） 等，深入分析并论述了清代仓储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的意义和实效。

此后，其他学者接着对清代仓储做了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比如：侯寿昌 《清代仓储制度》 （《平准》 1989年第4期）；李汾阳 《清代仓储研究》 （文海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长期以来，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否定论者，或称为贪污腐化论者，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观点占据着主流；另一派则以魏丕信、王国斌等为代表，对此问题持截然相反的肯定态度。

魏丕信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跨足人口史、灾害史、水利史、荒政史等交叉学科领域，他在长达近十年的研究基础上，于1980年在法国出版了 《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一书，该书1990年英文版发行，2006年，由徐建青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本问世。甫一出版，即引起了极大关注。这本书以方观承 《赈饥》 一书记录的1743-1744年直隶饥荒期间官方的活动为主要素材，从官僚组织、勘灾、赈济、供给、价格调控、加强与恢复生产六个方面考察了荒政中的国家干预组织与活动，得出结论：18 世纪帝国的官僚机构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通过集聚资源、进行粮食和资金的区际调运，承担其救灾活动，使其人民摆脱灾荒的影响。与主流的否定观点相反，他认为这一切并非有名无实。他指出，凭借中央政府高效的组织力量和许多治国精英的存在，包括君主和政治领袖人物，推动了地方官僚机构的有效运转，这也是推动仓储系统在州县至省级区域逐步建构的内在促成因素，以及外在逐步的行政措施及实物积累的最大动力来源。这一切并非如施坚雅所判断的，16-19世纪，由于人口不断增加，造成帝国官僚制度的变相缩减，因而造成若干公共服务 “私有化”的倾向。反而是掌印官透过招募的幕僚、胥吏与家人共同组成的治理团队，扩大了国家的影响力，使得即使在乡村，也能更为直接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可以说，魏氏著作鼓励学者们关注传统中国的成功，而非薄弱之处。

1980年8月，由美国学者李明珠牵头，在哈佛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食品与饥荒工作室”。该工作室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赞助，将第一代西方的汉学家联合起来关注中国灾荒，直接带动了海外中国灾荒史的研究。魏丕信、王国斌、李中清等人是该工作室的参与者。他们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是1991 年在美国出版的 《养民：1650-1850年中国的国营民仓系统》 （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By Pierre-Etienne Will And R.Bin Wong，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该书是一本论文集，主要由魏丕信和王国斌合作撰写。与魏丕信 《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一书一样，这本书也在海外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可说是魏丕信对清代国家的积极看法的再次印证。对国内学者来说，因其中文版尚未问世，明显限制了学者对此书的研究和引用。不过，其英文版本已经可以查阅，多少弥补了一些遗憾。

该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 “发展与衰落”，由王国斌的三篇论文组成，讨论了清代仓储1650-1850年间的兴衰，指出清代咸丰朝以前仓储建设的成功和有效离不开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参与。第二部分为 “结构问题”，包含魏丕信的四篇文章，主要从仓谷存储、管理、控制结构、统计的困难和计算方法分析了清代仓储系统结构和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为 “空间模式”，由魏丕信、王国斌、濮德培、李中清等人合写的四篇论文组成，包括：濮德培和王国斌合作的 《仓储活动中的国家模式》，戴慕珍和魏丕信的 《华北：乾隆时期的山东》，王国斌的 《长江中游：湖南》 和李中清的 《西南：云南和贵州》，这组文章探讨了清代各省仓储生存的实态。第四部分为 “比较评价”，王国斌分别以 “清代仓储和帝国晚期历史” “清代仓储和世界历史” 为题，通过相近的考证，把中国传统仓储政策与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以及英法等国的仓储制度进行比较，充分肯定了仓储在清代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并再次得出晚清以前的清政府仓储制度取得惊人成就的结论。

在第二部分中，魏丕信以详实的分析对清代仓储系统从内部和外部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清代仓储系统是一个高压系统，其巨大压力主要来自仓储的损耗 （包括自然损耗、仓谷更换不足带来的交易损耗、买补不足的损耗、各种费用支出等） 与中央政府严苛规定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严格的盘查制度，使得这种压力持续存在。在这种 “紧张关系” 中，清代官员通过不懈的勤奋和努力，有效地维持着庞大的仓储系统。在第四部分中，王国斌认为，与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国相比，至少在18世纪以前，清代国家力量的强大值得肯定。他批评了那种认为面对灾害时，欧洲的主动和亚洲的被动之间存在普遍差异的观点，指出清政府把维持公共粮食储备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洲国家经常缺少能力和官方命令去建立和维持粮食储备。比起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清朝的成就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就缓解生存危机而言，清政府担任着更加主动的角色。(www.daowen.com)

很难说，以魏丕信、王国斌为代表的积极论者从根本上撼动了学界持传统的否定观点的学者，两派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以乾隆十三年 （1748年） 的常平仓大讨论为例，澳大利亚学者邓海伦通过仔细分析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官员的奏折后，认为官员的意见并非简单附和，其中有着积极成熟的一面，某些官员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相当有力。相反，作为统治阶级最高代表的乾隆帝并未有效收集、分析、采纳大多数的意见，而是基于战争的考虑，匆忙作出裁减仓储数额的决定。其决定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只不过是为了预防不测事件而临时推出的措施。^[9]在她的另一本著作 State of Merchant：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中，探讨了清政府与粮食市场的关系，认为清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并不高明。从仓储的运转特别是粮食的交易来看，清代庞大的仓储系统能否完成每年总储谷量三分之一的推陈出新的任务，是很令人怀疑的。在粮食交易中，相对于商人而言，政府的作用不太令人满意。因此，对清代仓储系统的高效是应该存疑的。^[10]

李汾阳亦持类似观点。他的 《清代仓储研究》 一书始终贯穿中央和地方的二维视角，在中央政略层面，涵盖了清代中央仓储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主管机关——仓场衙门的设置，收兑、转输、收储、支放等职责及其弊端；不同时期京畿、中央区域的积储策略及其成效。在地方层面，则分析了各省区常平仓、社仓、义仓的建立以及发展状况，并从赈饥、平粜、贷粟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工作内容及行政流程。他指出：对于各类仓储出现的种种弊端，朝廷、各级官员以及荒政思想家们往往强调是用人不当，却忽视了背后所隐藏的制度缺陷。清代的行政体系体现出高度中央集权下的 “强干弱枝” 态势，这一行政生态从根本上制约了地方仓储工作的品质与效率。从常平仓的发展过程看，中央政府虽不断地将仓储任务强加给地方政府，并通过层层监察、级级连坐的监察方法与繁琐的行政规定，力图使地方能够贯彻中央的政令。但是，由于州县地方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个人升迁的考虑，迫使他们将主要精力优先放在最主要的例行常态任务——钱粮刑名工作上，而仓储工作次之。因此，人力的不足和个人前途的考量是仓储制度出现弊端的客观原因。与此相对应的是，康熙三十年 （1691 年） 至道光朝，中央仓储一直维持着远高于地方的储备率；换言之，中央仓储数量长期表现出不平均市场分配结果下的高储蓄比例，而地方仓储则显示出长期准备不足的情况。因此，较高的仓储数额并不能反映仓储的实效。

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从制度史层面分析清代仓储的发展、演变的成果已经不为少见，多学科视野下的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对荒政、仓储问题中反映的中央政府统治能力、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官僚与士绅、官与民的关系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具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具体而言，现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主要体现在：

（1） 虽然对仓储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富，对社仓、义仓的研究也数量不少，但是对清代仓储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研究仍嫌不足。因学界的研究视角所致，现有研究多侧重于从制度层面对清代仓储的宏观把握，仓储在基层社会的运行问题在近些年才引起重视，对于社仓、义仓与基层社会组织、宗族、乡绅关系等问题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尚不充足。

（2） 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仓储与地方社会的研究来说，现有研究深度不够，有待进一步推动和深入。近年来，虽已有分省、分地区研究，但尤其缺乏对晚清长江中游地区仓储转型与地方社会变迁的完整研究。本研究力图弥补这一缺憾，以推动此一地区的区域社会研究。

（3） 对仓储制度的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待深化。例如，对于属民间性质的社仓管理和运营的认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一度使用 “公共领域” 一词来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特别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王笛在 《晚清公共领域中的地方士绅、官僚与国家权力关系——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中心》 （收入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一文提出：所谓 “公共领域”是既非个人又非官方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空间。按照这一界定，社仓属于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是非私有和非官方的。这一分析指出了社仓的非官方性质，但是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社仓既然是非官方的，从现有研究成果和笔者所翻阅的材料来看，我们已经知道官方权力在社仓管理和运营中是有所渗透的，如果从雍乾时期的规章制度看，官方的权力渗透是全方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渗入对社仓的性质到底有无影响？对所谓 “半官方” 说如何看待？如何看待社仓管理中的官方权力和民间权力的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官方权力的体现者——地方官僚与主管社长 （士绅） 之间的关系？地方官、士绅、百姓等各自的行为对社仓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他们各自又得到了什么利益？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深入讨论。还有，有学者认为清代江南地区已形成了完整的乡村救济网络或者社区救济模式，社仓和义仓、义庄等是救济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那么，在晚清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救济中，社仓、义仓在救济中所起的作用如何？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