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荒仓储制度属于国家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研究领域看属于灾荒史研究的一部分，与备荒仓储制度的研究和学界对灾荒史的研究息息相关。^[4]纵观学者们对清代荒政和仓储制度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迄今为止的研究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梳理：

1.从制度史角度对清代仓储的整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古代荒政、民食、仓储制度的历史考察等角度对清代仓储制度进行涉及，其意义因此主要体现为对历代荒政、仓储制度、民食政策等的初步综合研究，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代表性的成果，例如冯柳堂的 《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该书分上下两卷，共30章，上卷为自上古至明代，下卷为清代。下卷对清代的民食、灾荒救济等作了全面的阐述，内容包括：务农劝更；屯垦；人口与仓谷之消长；常平仓、社仓、漕运与京畿民食之关系；粮食调节、维护以及灾荒赈济等，是围绕民食问题对清代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作出的较早研究。

邓云特 （邓拓） 的 《中国救荒史》 （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则被誉为我国第一部从宏观上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历代灾荒的专著，也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救荒史研究专著。全书分三编，第一编 “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第二编 “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第三编 “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第二编中，将历代救荒思想分为三方面加以论述，即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在积极预防论中，论述了历代以重农、仓储为重点的改良社会条件的思想和以水利、林垦为重点的改良自然条件的思想。第三编中，分述了利用巫术消极救荒的政策和积极救荒的政策，对应第二编救荒思想的发展，分别阐述了历代遇灾治标政策、灾后补救政策、改良社会条件和改良自然条件的具体政策的内容、实施过程以及利弊得失。若从仓储制度研究的角度评价，与柳书相比，邓书是从 “救荒” 或者 “荒政” 的角度将其视为积极预防灾荒的一种思想和政策，并对其历代运作形态、利弊得失做了分析，这些都对后来的荒政和仓储制度研究有所裨益，并使该书成为从事灾荒史研究者案头的必备书。^[5]

经历了20世纪50-70 年代末的沉寂，19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术界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特别是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学术界由过去的 “眼光向上” 转变为 “眼光向下”，开始关注普通劳苦大众的生活。学者们看到自然灾害对普通群众生活的重大影响，开始把灾荒问题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并且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联系起来，探讨社会历史的变迁。除此之外，联合国决定在1990年至2000年开展 “国际减轻灾害十年” 的活动，再加上1991 年安徽、江苏等8省遭受特大洪涝灾害，1998 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等，这些国际活动和国内现实需要对灾荒史的研究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灾荒史的研究逐步升温并趋向繁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代仓储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若从制度史的角度来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基本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继续从荒政角度切入，将仓储制度放在古代 “荒政” 体系中做更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二是专门的清代仓储制度研究。应该注意的是，由于灾荒史研究方法的创新，除历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外，出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灾荒以及救荒问题的现象。

国内学者有关清代荒政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上不算太多，质量上却可圈可点，重要学者有李向军、叶依能、倪玉平等。其中以李向军的成果最具代表性，他在清代荒政研究方面颇有心得，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对清代荒政基本内容、程序做了细致梳理，并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如荒政与吏治的关系、制度建设、社会效果等给予重点关注。在发表了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又于1995 年出版了 《清代荒政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版） 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清代荒政的拓荒之作，也是该领域少见的专门性著作。尽管由于成书年代和资料所限，全书分析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仍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如今看来减损了该书的部分价值，但这无法掩盖该书在对清代荒政有关问题上的全面整理和关照的特色，尤其是书后附有全国主要省区灾况、灾蠲、灾赈年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分引言、灾荒概述、救荒的基本程序与救荒、备荒措施、荒政与财政、荒政与吏治、荒政评价六章内容，指出：清代救荒的基本程序有报灾、勘灾、审户、发赈等环节，救荒的主要措施有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恤等；备荒的主要措施有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形式，认为清代救荒的措施已完全制度化，并以立法的形式贯彻实施，因而清代荒政已发展到中国古代荒政的最高阶段。他还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详细论证了荒政好坏与吏治、财政之间的相关性，结论令人信服。大致说来，学者们不否认清代的荒政制度达到了历史高峰，对清代统治的长期延续功不可没。同时指出可以乾隆中期为分界，将荒政制度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制度施行得力、救灾效果较为明显，而后期则随着财政日趋紧张、吏治逐渐败坏而使得荒政体系弊端丛生、日渐溃败、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终致失序和崩溃。由此，仓储制度也随之衰败。^[6]康沛竹还在 《灾荒与晚清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一书中对清代仓储制度前后期的变化作了探讨，着重揭示了晚清时期大多仓储有名无实这一历史事实的政治原因。

由于研究主题所限，学者们对荒政体系中作为备荒措施重要形式的清代仓储制度，仅做了必要讨论，并未做深入研究。但是，弄清仓储制度在整个荒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研究清代仓储制度的基本前提，这一点应成为专注于仓储制度研究学者们的自觉意识。

关于具体的仓储形式，尤其是重点或专门探讨清代社仓的成果，牛敬忠在 《清代常平仓、社仓制度初探》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2期） 一文中重点探讨了清代常平仓、社仓的发展演变，认为二仓在乾隆时期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但嘉道以后逐渐衰败，至同光年间虽有重建，但与前期无法相比。在 《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1年第1期） 一文中，他着重分析了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认为常、社二仓实质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公共性食物积累，是封建政府对生产、分配过程施行的一种调节、控制措施，是存在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制度。它与保甲制度相经纬，并且通过其运营，客观上起到对封建纲常及重本抑末、安土重迁等观念的维护作用，其主要功能体现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民最低程度的简单再生产、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他的观点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对于清代仓储性质的一般认识。张岩的 《论常平仓与相关类仓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8 年第4 期） 从常平仓的演变入手，着重论述了常平仓与社仓、义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赵新安 《雍正朝的社仓建设》 （《史学集刊》 1999年第3期） 一文则对雍正朝前后期社仓建设从兴盛到停滞的变化做了细致的阐释。

此外，还有一些著述也对清代仓储及其相关问题有所涉及，冯尔康、常建华著 《清人社会生活》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在 “社会救济” 一章中对常平仓、社仓、义仓作了专门介绍。张建民、宋俭著 《灾害历史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在 “农业时代的减灾救灾实践” 一章将明清仓储制度作为独立单元，对其内容、分布、作用等作了中肯分析。

2.多学科视野下的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

从学界对清代仓储制度研究的成果来看，早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仓储制度的整体研究上，比较注重对仓储制度的宏观把握，所利用的资料以会典、实录、文献通考等官书为主，对区域仓储制度的研究虽然同时起步，但成果并不多。应该说，在仓储制度的研究方面，整体研究和区域研究都很有必要，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整体研究以仓储制度或某种仓储形式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其在全国的推行情况，关注点在制度本身的发展演变上，侧重于制度层面的讨论，这固然有助于对仓储制度的全面认识和整体把握，但缺少其在具体地区运行实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研究终究是不完整的。而区域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它以某一具体地区为研究范围，重视中央仓储制度在该地区内的实际运作，能够反映仓储制度在地方社会的实践状况。加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视野逐渐转向区域化、基层化，区域社会的研究开始升温，地方仓储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成为仓储研究的问题之一，这些研究关注仓储在基层社会生活、基层社会控制与社会救济、地方福利等方面的深层意义，由此展示乡村救济和乡村生活的实态，进而勾勒出官方与民间、官方权力与士绅活动、地方政治和社会变迁等之间复杂的关系。

区域仓储研究方面，以广东地区的研究较早出现，也较早形成一定的规模。陈春声对广东的常平仓、社仓、义仓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成果：《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 （《中国史研究》 1989年第3期）；《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 （《学术研究》 1990年第1期）；《清代广东的社仓：清代广东粮食储备研究之二》 （《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清代广东常平仓谷来源考》 （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 年版）；《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年第1期） 等。在这些文章中，他系统阐述了清代广东各类仓储形式的兴起、设置、仓谷来源、管理制度、具体运转、发展等内容，并深入论证了这一仓储体系在广东地方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广东地区各类仓储的系统研究，他第一次将仓储制度的变化与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概念联系起来，认为仓储问题以往多被视作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其演变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的转移过程。他认为，广东仓储的演变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逐渐下移的过程，体现出社会发展多样化的趋势。

另一项比较突出的研究是一些学者围绕 《佛山义仓总录》这一资料，集中对佛山地区义仓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成果有：高惠冰 《清代前期的佛山义仓》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3期）；赖达观 《略论清代佛山义仓》 （《佛山大学学报》 1990年第1期）；冼剑民 《清代佛山的义仓》 （《中国农史》 1992年第2期） 等。这些文章对清代前期佛山的义仓性质、救济方式、管理模式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并指出佛山义仓与珠江三角洲其他义仓的不同，通过将私人捐助的义仓店铺、船舶实行资产租赁保障了义谷的延续，凭借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完全的民办民管，不许官府插手，保证了义仓的有效运作，从而使得义仓克服了原有佛山社仓的流弊，承担起赈济灾荒、地方慈善、地方公共事务甚至保卫家乡的军事用途等多种社会职能，稳定了地方社会秩序。

江南地区的区域研究一向繁盛，仓储问题的研究虽然不像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那样丰富，但极具深度。吴滔以明清苏松地区为中心，对其仓储制度作了深入探讨，他的 《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 （《中国农史》 1997年第2期）、《明清苏松仓储的经济、社会功能探析》 （《古今农业》 1998 年第3 期）、《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 （《中国农史》 1998年第4期） 等文分析了该地区仓储制度的内容、特点、管理、运营、社会功能等，并论述了乡绅对于地方仓储的意义，以及社仓、义仓在乡村社区救济中的作用。他在 《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 一文提出了 “乡村救济网络” 这一概念，并指出：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活动是以一定的仓储积累 （主要是 “民仓”） 为基础，通过与民间捐助、宗族救济、个人救济等形形色色的民间救济手段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乡村社会的救济网络。黄鸿山、王卫平 《清代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学海》 2004年第1期） 一文从社仓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吏治腐败两个方面讨论了清代江南地区社仓兴废的原因，认为江南地区的社仓制度存在借还难、任人难、劝捐难等弊端，本身易于产生问题，加之清中后期吏治逐渐腐败，主管地方官吏与不法社长狼狈为奸、营私舞弊，社仓遂走向衰落。

有关江南地区仓储制度近代化的探讨，另一项专门研究是吴四伍的 《晚清江南仓储制度变迁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清楚阐明了江南地区仓储制度由前期的常平仓、社仓、义仓体系向晚清积谷仓制度转型的变化。(www.daowen.com)

近年来，苏州大学王卫平等人在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中，开始将 “社会保障” 概念引入仓储研究当中。黄鸿山、王卫平 《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义仓为例》 （《中国农史》 2005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传统仓储制度近代化问题，认为晚清义仓与前期相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保障范围有所扩大，保障层次也有所提高，显示了从单纯的备荒仓储设施向具有近代色彩的社会保障机构的转变。

长江中游地区是近年越来越受关注的地区之一，关于农业、水利、环境开发和保护，自然灾害、气候、资源开发与利用，移民与人口、市镇、商业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展开，成果丰富，具体到有关仓储制度的研究，近些年才逐渐出现。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与仓储》 （《江汉论坛》 2003年第2期） 一文探讨了以往被忽视的市镇与社仓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清代虽有州县立常平仓、市镇立义仓、乡村立社仓一说，但实施中并非如此，在长江中游，因为市镇的巨大辐射功能，社仓常立于此，以市镇为依托发挥着更大的功能。姚建平 《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 （《社会科学辑刊》 2003年第4期） 指出两湖地区社仓的分布呈现里甲式层级结构，其管理和保甲制度相结合，其与常平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起着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而他在 《内功能与外功能——清代两湖地区常平仓仓谷的采买与输出》 （《社会科学辑刊》 2005年第4期） 中则讨论了两湖地区常平仓的主要内容。笔者一直致力于清代社仓、义仓制度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社仓、义仓与地方社仓的研究，并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包括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试论清代社仓制度的演变》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康熙帝与社仓建设》 （《北京社会科学》 2013年第5期）、《道光朝的义仓建设》 （《农业考古》 2014年第3期） 等。

关于三省分别研究也有起色，如对湖南省仓储的研究主要有：杨鹏程 《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郑利民 《湖南仓储制度及其在赈灾中的作用和弊端》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1期）；黄均霞、苏寒莎 《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唐林生 《清代湖南的社仓》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第2期） 等。内容涉及清代湖南仓储制度和社仓的兴衰演变、救灾中的作用和弊端、地理分布等，但没有论及晚清时期湖南仓储的制度性变革。施由民 《清代江西的仓储述论》 （《农业考古》 1998 年第3 期），以及李娜 《清代江西仓储之建设与经营管理》 （南昌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对清代江西省仓储的建设、发展特点、经营管理等做了分析。陈建凯 《清代江西社仓的时空分布与运营》（《农业考古》 2016年第3期） 考察了清代江西省社仓的状况以雍乾为主，嘉道之后的情形则未提及。

关于湖北仓储的情况，也许是因为地方志资料所限，除笔者的研究有所涉及之外，并未见其他的专门成果。

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王笛在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1644-1911）》 （中华书局2001年版） 一书第八章对四川省地方仓储常平监仓、社仓、义仓的谷物来源、储谷实数与人口数对比等作了概括论述，分析了仓储演变的历程和原因。他在 《晚清公共领域中的地方士绅、官僚与国家权力关系——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中心》^[7]中将社仓、义仓和义田、义捐视为 “公共领域” 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其研究令人瞩目之处。他指出：社仓、义仓在康乾时期出现，并逐渐普及，同祠庙、会馆、地方教育等一起，意味着清前期和中期社会的重建和公共领域的出现。而到了晚清，新的公共领域得以发展，而以社仓为代表的传统地方福利事业衰落。究其原因，人口扩张是最主要因素之一，人口压力导致粮食短缺，社仓没有充足粮源去补充，当然这也和社会变化以及社仓自身缺陷不无关系。

近些年来，各地区仓储研究蔚然成风，对西北、云南、台湾、山东、广西、河南、宁夏等省和地区仓储制度的研究成果纷纷面世，如吴洪琳对陕西社仓的研究：《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年第3期）、《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胡波对陕西常平仓的研究：《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6 期）；以及王水乔 《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3期） 等。其他如一些学位论文，岳现超 《清代广西社仓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 主要从清代广西社仓兴起的背景、发展演变、分布特点、谷本来源、运行管理及其社会作用等方面，对清代广西社仓做了全景式的素描，并通过与江南、云南之简单比较，提炼出广西社仓在创设时间、官绅力量对比和积谷规模上的区域性特征。吴霞成 《清代山东仓储探究》 （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林 《清代山东仓储的兴建、管理及存废》 （“多学科视野下的华北灾荒和社会变迁研究” 会议论文，2009年） 二文，涉及山东省仓储的发展演变、设置与管理方式、内部结构、兴废原因等问题。赵鑫 《清代河南仓储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则对清代河南省常平仓、社仓、义仓的组织建构与管理、特点及作用和弊端等方面进行了完整的梳理。这些都对本项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启发。

3.有关清代荒政和仓储制度的功能和性质讨论

对于清代仓储制度功能和性质的认识，早期学者多将其视为经济问题，陈春声、牛敬忠等人则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用社会管理、社会控制来阐释仓储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接着，则是 “公共领域” “社会保障” 等概念的引入，为传统的仓储研究带来新意。以 “社会保障” 概念为例，其本为西方社会行之已久的一项社会制度，要旨在于为国家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我国，着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也不过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那么，这一纯西方的概念框架是否能应用于我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尽管迄今为止仍有争议，例如陈桦就曾批评 “社会保障”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不严谨之处，他坚守对古代荒政体系的传统研究思路，即从社会救助的角度而非用时髦的“社会保障” 概念来予以定位。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是传统制度 “集大成” 时期的清代社会救助制度，仍然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内容、救助目的、救助对象、标准、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它没有今天的社会保险，也基本不存在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工作更仅仅处于初始阶段。^[8]

然而这并不妨碍另一些学者对此持积极态度，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张大鹏 《朱子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功能》 （《中国农史》 1990年第3 期） 一文大约是将仓储 （社仓） 制度和“社会保障” 概念联系起来的最早尝试。这一将中国传统制度和近代西方理论勾连的大胆想法显然具有足够的新意和吸引力，为仓储制度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张品端循此进一步从社仓法视角分析了朱熹本人的社会保障思想，即 《从社仓法看朱熹的社会保障思想》 （《黄山学院学报》 1997年第3期）。此后，将荒政、仓储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社会保障意义的论著不断增多，从研究时段看，涵盖了宋至清的每一个朝代。尤其是对明清两朝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

21世纪以来，关于明清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逐步成长为新史学研究的独立一域。2001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建民、周荣在该年 “社会保障论坛”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 《明清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运转》 一文，提出了 “明清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的重要概念，并对其内容、运转情况等进行了探讨。2006 年，周荣出版 《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不仅梳理了明清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而且以两湖地区的农村社会为视角，分析了制度的基层设计以及在区域社会的实践和延伸情况，分别对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家族、宗族保障、“乡土互助圈” 保障、同乡组织保障、慈善组织保障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进而对其中蕴含的官民关系、城乡之别及其互动进行理论归纳。此方面的探索，还有刘峰 《清代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

由苏州大学王卫平牵头，带领黄鸿山、康利跃等学生主攻的清代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他们走的是由区域社会出发，窥视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的演变——尤其是近代化——的路数。经过数年的坚持，他们已然形成了一个研究梯队，陆续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如黄鸿山、王卫平 《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 （《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王卫平、黄鸿山、康利跃 《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4期）；王卫平、戴卫东 《明代传统社会保障政策述论》 （《宿州学院学报》 2005 年第5 期） 等。2005 年，王卫平、黄鸿山出版《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 （群言出版社2005 年版）一书。该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社会保障，包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元明清三朝的社会保障政策、明清时期的残疾人保障、宗族社会保障以及传统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等；另一部分则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并以江南地区为例，触及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述涉及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问题，如龚书铎总主编 《中国社会通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系统论述了历代社会保障措施。郑功成 《中国救灾保险通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曾国安 《灾害保障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则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诠释古代荒政所蕴含的社会保障意义，认为古代仓储制度实质上是灾害保障形式之一。

再如，“灾害历史学” 这一研究范畴的提出，较好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张建民、宋俭在 《灾害历史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且以朝代为纲，详述了历代各类仓储的种类、特点、主要内容及传承情况，并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备荒救灾措施中，积贮制度（仓储制度） 是几千年来行之于世的最基本的手段。

要之，多学科视野下的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其目的并非仅仅考察各地区仓储发展的异同，以此突出本区域的 “特色”，而是在各地区仓储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建构起对于清代仓储区域实践的完整形象。更进一步地，则是以 “仓储” 作为观察的窗口，来讨论清代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间、官绅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及其和地方社会的相互影响，以此展现清代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达致对于清代国家与社仓的更深层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