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来自监管方面的正面信号，共享经济企业自身也需要做得更好。就类似于共享经济本身的机制——供应方提供的资源越好，消费方的数量和用量就越多；在目前的环境下，只有共享经济企业表现得更好，才能促进政府监管更向前迈进一步。因此，我们建议共享经济企业采取如下措施，更加智慧地应对监管难题：

1.加强自我监管

共享经济企业不能因为存在监管缺失或是监管的灰色地带，就放松对自身的要求。不然的话，只会将自己推向监管机构的对立面。应该像当年eBay所做的那样，由于美国缺乏对在线市场交易监管的法规，eBay自己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后来都成了正式法规制定的依据。只有加强自我监管，才能取信于监管者，取信于民众，从而进一步去影响监管的改革。

很多的共享驾乘服务企业已经纷纷制定了对驾驶员资质的要求，有的甚至比出租车公司还严厉。例如，Lyft公司会对每一位驾驶员进行犯罪背景调查，并去美国每个州审查其有无性骚扰前科；如果驾驶员在过去3年内发生过事故，或者收到过2张及以上的交通罚单，也无法通过Lyft公司的审查。

很多共享经济企业还设定了自我监管的行规。当年共享金融服务产生时，金融行业缺乏对此类监管的法规。于是在美国，Indiegogo公司、RocketHub公司、WeFunder公司这三家企业自发成立了众筹业务监管协会，并及时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在英国，Zopa公司、Funding Circle公司、RateSetter公司也成立了P2P网贷协会。它们都被称为自我监管型组织（SRO，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在官方正式监管尚不到位的环境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2.服务回报社会

共享经济企业应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其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公众价值。例如，当2012年桑迪飓风袭击美国沿海数个州时，Airbnb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迅速组织了超过1400家房主为无家可归者无偿提供住宿。当2013年英国大洪水时，当地的共享服务企业TaskHub公司通过其平台迅速组织志愿者为遇灾者提供服务。同年，美国诸多地方政府“摆停”，交通陷于瘫痪，Lyft公司组织了大量驾驶员为无法出行的民众提供服务。

“为他人点亮一支蜡烛，你同样不会感到黑暗。”通过这些服务回报，让社会与政府看到了共享经济的更大价值所在。

3.赢得“草根”支持

共享经济提供的体验已经对消费者形成了吸引力。就像在法国，工会力量极强，当地的监管者历来也倾向于保护工会。但即使是这样，Uber仍在法国快速发展。巴黎大街上运行的出租车历来都很少，导致价格居高不下。Uber已经向巴黎的居民做出承诺，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打到Uber专车，因此Uber广受欢迎。当巴黎出租车驾驶员罢工抗议Uber时，大量的民众站到了Uber这一边。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杰拉德·福尔哈勃（Gerald Faulhaber）表示，新型的共享经济企业必须更好地赢得用户的支持。“你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然后以‘草根’游说的方式去说服监管者。”福尔哈勃指出，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决定保留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原则^[3]之前，就曾经上演过类似的一幕。消费者组织及其支持者说服了100多万人向FCC发去邮件要求保留网络中立原则。“最后他们大获成功。”他补充说。但对科技应用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让100万人

告诉监管者，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其方法之一就是提供比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竞争对手更加优质、性价比更高的服务，这样就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让公众成为你的支持者，并代表你去参与此事，而不是你自己去和监管者谈。”福尔哈勃建议。

4.寻求战略同盟

与其每家企业单独去和监管机构谈判，不如大家在此问题上结成联盟，摒弃成见，达成共识，共同面对监管问题。就像上述的美国三家众筹企业自发成立了众筹业务监管协会，然后以协会的名义向监管机构提交草案，争取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

5.加强公关手段

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Airbnb曾遇到过房主家里被房客洗劫的事件。在事发的第一时间，Airbnb并没有做出及时、正面的回应，结果引来恶评如潮。幸好Airbnb管理层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公关上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向房主提供高额补偿，并在之后宣布成立最高可达100万美元的房主赔偿基金。通过种种公关手段，挽回了局面。由此可见，公关手段的重要性。

6.明确政府战略(www.daowen.com)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伊森·莫里克（Ethan Mollick）在沃顿智库（Wharton Knowledge）发表文章认为，当共享经济企业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后，下一阶段将是更多的交流与妥协。他说：“很多像Uber这样的公司都有着很强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认为，政府监管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既得利益者，并限制新人进入。”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潮：这些监管者“都过时了，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创新公司可以随时去颠覆他们。

但伊森·莫里克指出，“政策并不总是以效率为目标。”公平等问题无法在最有效率的政策中体现出来，但却同样非常重要。“低效并不总是坏事。”他说，“累进税制并不总是坏事，人们并没有一味追求经济效率是有原因的。”例如，从经济角度来说，在未成年人走出学校后立刻让他们从事生产劳动会更有效率，但政府仍然制定了《童工保护法》来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莫里克指出，共享经济正在迫使政府思考哪些政策真正重要，以此来适应新的市场形势。“但与此同时，就此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浪费资源的想法未免有失偏颇。”

因此，设计一个好的政府战略的重要性就日益显现。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巴伦（David Baron）提出了政府战略4i模型（见图6-2），通过解决这四个i所对应的问题，能帮助企业建立属于自己的、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图6-2 政府战略4i模型

首先是解决障碍（Issues），即通过政府自上而下，逐步改变从监管机构内部到社会大众的思维与理念。

其次是建立机构（Institutions）间的协作机制。例如，通过与相关行业协会、掌握行业政策的机构合作，可以更好地掌握政策风向，规避风险。

再次是协调利益（Interests）相关方关系。政府可以作为中间人帮助企业在当地和包括本地企业、媒体在内的相关机构协调好利益上的冲突，减少矛盾，并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最后是获取信息（Information）优势。促进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企业可以快速得知新政法规的动向，政府可以使用企业的信息提供额外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双赢。

其实，很多互联网企业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府战略。例如在国内，腾讯在很多城市和对应的行政管理机构达成协议，能通过微信这个信息入口帮助政府建立更多的服务通道；阿里巴巴则侧重于说服政府去合作搭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并支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国外的共享经济企业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例如，Uber就聘请了奥巴马总统竞选主要负责人之一、前白宫高级政治顾问大卫·普罗夫（David Plouffe）担任该公司的政策和战略高级副总裁，负责政府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另外，对初创企业还有一点建议。一般在建立新的企业或业务前，传统的做法是会考虑政策、经济、社会人文、科技等四个因素对市场和行业的影响，即所谓的PEST分析，如图6-3所示。

图6-3 传统的PEST模型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PEST模型已经逐步被PESTEL模型所取代，即增加了两个维度：环境（Environmental）和法规（Legal）。即还应考虑到环境的影响、法规的制约，做到防患于未然，让企业能更健康地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