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变量选取和资料来源

通过以上对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与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实证分析，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并参考前辈鲍洋（2012）的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以下变量进行考察：以CO2排放量衡量环境污染强度，记为CO2；以单位GDP的中国对东盟各国承包工程总额（GOCP）衡量互联互通程度；以每单位GDP的直接投资净流入额衡量各国吸引的投资，记为GFDI；以国际旅游入境人数衡量人员交流水平，记为ITEN；以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记为PGDP；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记为IND。模型样本是2000—2016年的年度数据。

（2）实证结果及分析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初步将模型设定为：

模型（6−1）中，i表示东盟国家，t表示年份，itμ为残差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东盟部分国家数据可得性问题，各国对中国的承包工程额及投资额数据难以齐全，故模型主要考察中国对东盟的影响，i不包含中国。

表6−4　模型（6−1）结果估计

本估计通过Eviews 7.0来实现。

模型回归结果由表6−4表示，可说明如下内容：

第一，单位GDP的中国对东盟各国承包工程额以及东盟各国人均GDP对其CO2的系数皆为正，表明工程额与东盟各国CO2排放量成正相关。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时增大的承包工程额，在带来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一定的环境污染。这与上文实证分析结果——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环境规模效应目前尚处于负效应阶段是一致的。

第二，国际旅游入境人数的系数符号为正，表明中国与东盟人员交流往来与当地国家的CO2排放量成正相关，这一结果与现实相符。现有研究已对人口密度与污染排放进行了考察。人口密度越大，污染排放越多，因而随着入境人员增加，东盟目的地国家污染排放量增长。

第三，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系数符号为负，其表层意义上反映的是工业增加值占比与东盟各国CO2排放量呈负相关，即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越大，而CO2排放量反而减少。而深层次反映的内容是，由于各国互联互通程度加深，产业分工与合作程度逐渐深入，合理化的分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部分国家服务业占比有所上升，工业增加值占比有所下降（上文已有说明）。东盟各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在金融危机时大幅下降；2010年回升后，一直是下降趋势或保持平稳的趋势，故而与各国增加的CO2排放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www.daowen.com)

第四，模型各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整个模型调整后的R2为0.975 118，故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因而表明存在个体效应。但综合考虑各国存在的差异，各解释变量在东盟各国的影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故再用变系数固定模型进行分析。为通过平稳性检验，进行了对数处理，设定如下模型：

模型（6−2）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μit为残差项。另外，在变系数效应模型中，由于大部分国家单位人均GDP以及直接投资净流入占比GFDI的显著性不能通过，故而进行了舍弃。

模型（6−2）估计结果如表6−5所示，可说明如下内容：

第一，除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新加坡以外，其他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其CO2排放量之影响均为负，影响由大到小分别是：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越南。发生正效应的国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增加1%，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新加坡四国的CO2排放量分别减少0.494%、4.01%、2.028%、0.499%。这进一步说明，此四国环境结构正效应已开始显现——互联互通使得产业结构优化，给当地国家环境带来了正效应。

第二，指标GOCP所反映中国对东盟各国承包工程总额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如下：除文莱、缅甸、菲律宾以外，中国对其承包工程额与当地CO2排放量皆成正相关，与上文说明的环境规模效应主要为负效应一致。具体来看，中国对各国承包工程额占GDP比重每增加1%，文莱、缅甸、菲律宾三国的CO2排放量分别减少0.044%、0.211%、0.078%；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CO2排放量，分别会增加0.065%、0.17%、0.846%、0.127%、0.267%、0.042%、0.129%。从中国对各国承包工程产生的环境影响可见，目前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建设的环境影响尚为负效应。而文莱、缅甸、菲律宾三国的正效应与双方在环保上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如中国助力文莱的产业结构升级、中缅林业合作、中菲清洁能源合作等。

第三，关于人员交流对各国环境的影响。模型（6−2）结果估计证实了模型（6−1）的结论，东盟各国入境旅游人数均与其CO2排放量呈正相关，但影响差别不太明显，最小为柬埔寨，最大为文莱。

表6−5　模型（6−2）结果估计

*、**、***，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统计值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及美国环境保护署

另外，以上两个模型都是采用面板数据，通过LLC（单位根）检验皆为平稳序列，且Kao检验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6−5为GLS法估计结果，如表所示，大部分变量指标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机制构建、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影响，给双方环境带来正负双重效应，但目前主要处于负效应阶段。结构效应上，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改善、促进贸易便利化以及产业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等，主要发挥正效应；技术效应上，从实证分析结果可知，随着双方环保意识的增强、合作宣言的签署、新能源规划的制定以及各种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互联互通建设的技术效应将更多发挥正效应。从各国具体的实证分析情况来看，中国与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新加坡四国的互联互通，目前产生的环境结构效应为正效应，与其他六个国家为负效应，影响最大的为泰国。中国对东盟各国承包工程总额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中，文莱、缅甸、菲律宾为正效应，其余国家为负效应，对老挝影响最大。旅游人员交流对各国环境的影响，目前主要为负效应，各国差别不明显，最小为柬埔寨，最大为文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