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就国际合作的环境效应展开研究的是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他们把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从而建立了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1991）。此后，众多学者沿用此框架进行分析。下文亦从这三方面来探讨。

（1）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是指互联互通程度提高后，当地的生产能力提高，带来产出增加；同时，生产规模扩张会导致污染排放量增加。污染物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其中，各国废气排放的国际性影响较大，不仅影响当地居民，还会带来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室效应的人为气体中，作用最大的是CO2，因此，下文主要以CO2、辅助以PM2.5（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来分析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环境效应中的规模效应。

东盟各国2000—2016年的CO2排放总量都呈增长态势，这与双方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合作逐步深入的态势趋于一致。中国前期增长幅度最大，但2011—2016年有所控制。东盟国家中，印度尼西亚增量及增幅最明显，由2005年的34 199万吨增长至2010年的42 876万吨，2010—2012年增长速度惊人，达到63 708万吨。而2010年正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年。接下来，增幅较明显的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而老挝增长速度最缓慢。中国CO2排放总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但在2011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碳排放量增速得以控制，明显放缓；2014年起，总量逐年少于上年；2016年CO2排放量为约101.5亿吨，比2015年减少1.8亿吨。这与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通过《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2009—2015）》，中国与东盟互促环保合作不无关系。印度尼西亚2009—2012年由于毁林，导致近半面积热带雨林消失，使得CO2排放量增长而成为全球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2013年得以控制并逐渐减少，2017年已不在CO2全球排名前十名里。

图6−1　中国与东盟各国CO2排放量饼状图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委员会和荷兰环境评估署、GCP项目（2006—2016）数据整理

由图6−2可见，2000—2010年，除新加坡外，中国与主要东盟国家的人均CO2排放量一直在增长。自2010年起，文莱人均CO2排放量快速下降，中国人均CO2排放量增速变缓。可见，部分国家在相互合作、加强互联互通后，有一定正效应。但总体上来说，主要国家仍然为负效应。

图6−2　1990—2015年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CO2人均排放量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

另外，PM2.5方面，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至2017年，除泰国和菲律宾出现反弹外，中国以及东盟各国的PM2.5平均年暴露量逐年下降。2010年，中国与东盟组建了环保合作中心。此后，各国相互展开了多方面的环保交流与合作，有所成效。

表6−1　中国与东盟各国PM2.5年平均暴露量（微克/立方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带来了一定的环境规模正效应，但目前主要处于负效应阶段。而近几年来，随着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推进，各国加强了环保、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合作，减少了伴随互联互通建设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环境负效应。(www.daowen.com)

（2）结构效应。结构效应是指伴随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的深入，双方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将随之逐渐发生变化。虽然中国与东盟多数国家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同构性和相似性，^[7]但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了相互之间产业分工与合作，推动了双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中国与东盟各国三产结构已出现向发达国家水平靠拢的趋势：农业增加值占比减少，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由表6−2可知，东盟各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均值，自2011年起均在上升。2017年，东盟占比平均值达到52.2%，中国占比也达到51.6%。世界银行有数据显示，2017年，新加坡占比已超70%，除缅甸外，各国占比已向40%靠拢。总的来看，缅甸、老挝、柬埔寨三国产业结构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三国加入东盟后，中国等国家对其进行投资及援助；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进行了产业内分工与合作。由此可见，中国与东盟合作，特别是中国推进对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使东盟国家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了各国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有利于各国环境结构改善效应的发挥。

表6−2　2005—2017年中国与东盟服务业占GDP比重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

（3）技术效应。技术效应是指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使各国生产向环境友好型转型，进而减少污染排放。技术效应的反应时滞较长，因此，目前的污染增长并不代表技术效应为负。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通过签署环境保护宣言、企业技术援助、技术转移等，将合力提高环境保护能力，带来技术溢出正效应。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科技领域合作范围在不断扩大，程度也更加深入。中国企业不仅向东盟国家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和技术转移，还直接参与东盟国家的科技项目。比如，中泰两国的科研人员在泰国普吉岛上的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里，共同开展了海洋与气候的研究工作。中国企业通过对东盟的跨国投资或成立合资公司，可完成技术对接、人员交流及技术要素的转移。最近二十年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与中国电力集团等企业，在缅甸、越南等多个东盟国家承建了多项水电工程。在东盟各国，已普遍使用中国太阳能产品。近年，已有不少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市场。^[8]而在粮食、能源、环保以及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等领域，中国和东盟都开展了高水平、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合作。可见，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在环境技术效应上发挥了一定的正效应。

目前，中国与东盟开展进一步科技合作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可再生能源领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文莱分布有较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故这几个国家能源进口占总能源使用比重为负数（见表6−3）。近年来，越南加快经济发展，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供给不足，能源进口占比有所提高。新加坡能源资源匮乏，能源需求的98%依赖进口。马来西亚从2011年6月起，实施生物质燃料法案，鼓励消费生物柴油，减少本国石油使用，能源进口比重提升幅度较大。总体来说，各国能源进口占总能源使用比重均有所提升，各国能源贸易合作进一步深化。其中，新能源合作成为重点。^[9]东盟具备的光照充足、河流落差大等自然优势，以及部分国家出台的重点发展新能源的规划，都将促进中国与东盟在环保领域的互联互通建设，为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环境技术效应将更多发挥正效应。

表6−3　中国与东盟各国能源进口占能源使用量比重（%）

续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机制构建、人员交流、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影响，给双方环境带来正负双重效应。规模效应上，目前主要处于负效应阶段，但随着互联互通程度加深，各国将在开展经贸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环保技术能源等的合作，负效应将逐渐控制并减少。结构效应上，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改善、促进贸易便利化、产业分工合作以及优势互补等发挥正效应。技术效应方面，随着双方环保意识的增强、合作宣言的签署、新能源规划的制定以及各种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互联互通建设的环境技术效应将更多发挥正效应。虽然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都反映为正效应，但中国与东盟各国三产结构变化及能源进出口变化影响因素众多，因此，规模负效应作用更大。为此，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应更重视互联互通建设时的环境保护问题，联合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协调机制、制约机制、共守规则等，把环境保护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