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概念早期主要是指电信网间的物理连接,后指电信网络、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联接通畅。2014年11月,习近平在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中提出,“互联互通”是“脚下之路、规则之路、心灵之路”全方位的相通格局,即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的三位一体,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目前,国内以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作为切入点分析环境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张天桂(2010)提出,在低碳经济背景之下,中国与东盟开展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缓解环境规制。叶华光(2010)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环境效应首先表现为负效应,正效应比较间接、迟缓。贸易的结构效应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的结构效应以环境的负效应为主。田野(2013)认为,CAFTA的建立对区域内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具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对非成员与CAFTA成员间的贸易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给双方带来了更大的环境压力[1]。下文将从基础设施、机制构建、人员交流、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分析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环境效应,包括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
(1)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效应。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卫生事业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容易产生各种环境污染,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等;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化的趋势以及绿色“一带一路”的推动,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中将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和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要求,比如考虑当地生态环境要求、建设相应绿色配套设施、采用先进技术、带来环境技术效应等。
(2)合作机制构建的环境效应。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认为:“合作机制是用来协调各国间经济、政治紧张关系的一种手段。国际政策的协调对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是非常有益的,但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合作却特别困难。”构建合作机制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国经济、政治关系,而且有益于各国环境保护。目前,制约环境治理走向跨区域合作的因素很多,有政治与行政因素,也有经济组织和社会因素,但其根源是在现行行政体制的分割性。[2]因而,政府层面构建环保合作机制是各国环保首要之事。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若未就环境问题达成共识,容易产生各种环境污染;而在治理跨境环境污染时,一方行动效益小于双方或多方共同行动效益。如双方在合作项目启动之初,政府牵头构建环保合作机制,一方面可减少环境污染的发生,另一方面,对于已发生的环境污染,多方共同治理效果更优于单方行动。故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构建,无疑给双方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环境正效应。
2003年,中国与东盟开始进行环保合作,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07年,于新加坡举行的第十届东盟峰会上,中国与东盟十国以及印度、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一起签署了《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的新加坡宣言》,全力打造“绿色东盟”,为应对全球变暖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后,各国在环境保护和管理方面加强了地区及国际的合作,共享和实施能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经验。[3](www.daowen.com)
2010年,中国与东盟成立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并每年举办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论坛,发挥着双方环保合作交流机制平台的作用。此后,中国与东盟又确立了“十一大环境优先合作领域”,包括环境和发展政策对话、公众意识和环保教育、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跨界环境污染、环境友好技术、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等。2016年,双方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2016—2020)》。合作中心平台作用以及环保合作战略的指导意义都表明,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中的环境合作机制构建,给双方环境保护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3)人员交流的环境效应。郑慧[4]等认为,人口迁移流动改变了人口的区域分布,使得迁入(或流入)地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不可避免地会加重该地区环境功能的四种竞争,包括数量竞争、质量竞争、空间竞争和时间竞争。蔡林[5]认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和城市化并不是造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被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原因;相反,还会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促进污染的治理、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迁出地的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中,人员交流对环境的影响包括两方面: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数量方面,如一方流入人口大于流出人口,迁入地人口规模迅速扩大时,有可能带来环境承载力问题,进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而从人口素质方面来看,如交流中的人员素质较高、环保意识强,能提高当地人员的环保意识;另外,其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也能促进当地生产提高效率,减少发展经济对环境的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环境正效应。
(4)贸易和投资的环境效应。互联互通建设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并带来贸易与投资增长,既可以带来环境正效应,又可以带来环境负效应。贸易自由化以及相关环境管制措施的实施,可导致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下降,即可带来正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6]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贸易的环境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内分工能降低出口贸易中的环境成本;双边贸易中,环境贸易条件的改善,可使出口产品含污强度呈现下降趋势等。然而,国际贸易也可能带来环境负效应,形成“污染天堂”效应。如全球贸易自由化也可能导致各国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提升竞争力,从而出现“贸易漏出”的现象等。至于投资合作,刘舜佳认为,物化型知识溢出提升FDI所在区域污染水平,而非物化型知识溢出降低实体资源投入、降低工业污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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