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方面，《无缝亚洲的基础设施》指出，亚洲国家需要修建更多铁路和公路，扩展已有的合作框架，举办基础设施建设论坛，努力降低建设基础设施对各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提出，要对东盟国家原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扩建升级，发展新的基础设施，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在制度建设上，加强各国规章制度的对接，提高物流效率，减少繁琐的通关手续，削减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人员往来互联互通领域，扩大教育、旅游、文化等的合作，减少人员流动的障碍，提高“东盟认同感”。波萨·潘尼查康（2013）认为，东盟国家应更多利用公私合营模式筹措建设资金。斯蒂芬·格罗夫（2013）认为，应从合作形式、融资方式、软硬件之间的平衡等方面推进亚洲互联互通。努阿（2013）认为，各国应鼓励私营机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合作委员会，加强沟通，提高合作效率。

国内学者汪海（2007）认为，陆地接壤的国家，相互联系走陆路通道是捷径，建议中国建设穿越中南半岛南下的陆路通道直达印度洋，增进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交流，有效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并认为在技术、经济、地缘政治及运输安全等方面具有可行性。陈勋儒（2012）提出制订互联互通战略规划、协调部门之间及沿边省区之间的关系、加强规划衔接等推进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对策措施。韦朝晖等（2013）认为，可通过跨国产业链和物流链建设，推动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伍启明（2013）认为，建立广西南宁—越南胡志明市的互联互通先行试验带，对推进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具有可行性和积极意义。隆国强（2013）提出，加强亚洲互联互通应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坚持区域合作与双边合作并举。竺彩华、郭宏宇等（2013）认为，可以通过利用亚洲债券市场，建立专门的互联互通融资机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张向晨（2014）提出，建立和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创新融资模式，推进投资便利化，做好互联互通规划。郭宏宇、竺彩华（2014）提出，互联互通建设需重点关注战略互信、产业对接和融资风险。李红等（2015）认为，应从国际道路建设、产业互联互通、人员流动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聂丹（2015）认为，语言互通是互联互通的基础，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太平、姜焱（2016）认为，中国−东盟能源互联网合作可为“一带一路”建设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等方面奠定基础。杨程玲（2016）认为，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建设要强化战略互信、建立海运协调机制、注重海洋产业对接、制定海洋运输便利化政策等。翟崑、王丽娜（2016）认为，中国与东盟的民心相通建设要根据不同国家情况，因势利导，壮大旅游交往，建立中国−东盟青年论坛机制及多边青年领袖峰会机制。张建平（2017）认为，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规划衔接、技术标准对接以及资金管理和实践理念创新等工作，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共同推进沿线国家运输便利化。王宇弘（2017）认为，要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加强信息互联互通建设。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互联互通研究已经取得诸多研究成果，研究领域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机制建设、人文交流三个方面，研究主题集中在互联互通的作用意义、影响效应、必要性、可行性，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问题、障碍、挑战以及路径和对策等方面。具体来看：有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研究的成果较多，对制度机制建设和人员流动互联互通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没有专门涉及产业的互联互通；对互联互通的贸易效应和投资效应的研究较多，但对互联互通的金融效应、社会效应、环境效应、技术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方面鲜有分析；对中国−东盟实施的互联互通具体项目研究不够具体，对产业互联互通研究相对较少；对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的合作模式、管理模式以及互联互通的平台建设和能力建设的研究也不多见。就研究方法而言，大多数研究是采用文献研究法进行文字阐述，多数研究是进行定性分析和归纳性分析，互联互通的定量分析仍需加强。(www.daowen.com)

总体上说，对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的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研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仍有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待深化，需要在互联互通建设的金融效应、技术效应、环境效应、产业聚集效应，以及规章制度、技术标准、人员流动、经济走廊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协同等方面有所突破。此外，域外国家介入中国与东盟的政治、经济战略和行动计划等，对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还需要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