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障碍与挑战研究

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障碍与挑战研究

时间:2023-06-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冯氏惠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面临政治互信不足、各国经济发展差距大、具体计划欠缺及东盟内部不利因素等方面的挑战。国内学者研究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面临区域内各国经济差距、技术差距、制度差异、资金融通困难以及域外势力干预等方面的障碍和挑战。马缨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面临东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标准不统一和东盟内部问题以及外部力量介入干扰等诸多挑战。

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障碍与挑战研究

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有重要机遇和优势。越南学者冯氏惠(2015)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有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机制、中国经济实力壮大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需要互联互通等重要机遇。国内学者郭宏宇、竺彩华(2014)认为,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现有的中国−东盟合作规划能够进行很好的衔接,具有较为完整的建设规划、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和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等优势。但是,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也面临诸多基础设施“硬件”和制度机制“软件障碍和挑战。亚洲开发银行(2009)《无缝亚洲的基础设施》报告认为,亚洲各国间的公路和铁路线路不足、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与成本分配不足以及区域合作框架不够完善。东盟(2010)在《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指出,东盟国家海港基础设施不足,道路网络没有连接起来,在劳动力、服务、货物跨境流动方面还存在较大限制。波萨·潘尼查康(2013)认为,东南亚在“硬件”互联互通上存在诸多障碍和难题:许多跨越湄公河的线路未通车;各国公路等级差异大,连通困难;一些国家道路不符合现代道路设计标准,缺乏维护;“单一窗口检验”尚未实施,口岸通关手续复杂、标准不统一,海关官员语言不通等。斯蒂芬·格罗夫(2013)认为,亚洲互联互通应解决如何引导基础设施开发、构建最适宜的融资模式和需要多少“软件”建设等问题。努阿(2013)认为,各国的相关规章制度不统一,缺乏融资渠道是互联互通的难题。阿克索姆斯里·法尼沙姆(2014)认为,建设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老挝段铁路线面临政治社会、资金、安全、技术、运营等诸多挑战,铁路联通比其他联通模式更复杂。史蒂夫·莫伦科夫(2014)认为,电信互联互通面临网络可得性较低、国际标准不统一等困难。冯氏惠(越南,2015)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面临政治互信不足、各国经济发展差距大、具体计划欠缺及东盟内部不利因素等方面的挑战。

国内学者研究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面临区域内各国经济差距、技术差距、制度差异、资金融通困难以及域外势力干预等方面的障碍和挑战。陈文(2011)认为,东盟内部成员间的争端制约东盟共同体建设,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存在南海争端,在经济领域又存在竞争,这些因素制约互联互通的建设。马缨(2011)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面临东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标准不统一和东盟内部问题以及外部力量介入干扰等诸多挑战。吴朝阳(2011)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面临资金筹集困难、政治互信不足和合作机制构建等挑战。樊莹、李文韬、沈铭辉(2012)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存在经济基础薄弱、成员间发展差距悬殊、建设资金短缺、组织协调机制缺失等问题。李晨阳(2012)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内部面临中国各个省份竞争激烈且资金缺乏的挑战,外部面临双边政治关系复杂、域外大国干涉和双方互联互通规划不匹配的障碍。竺彩华、郭宏宇等(2013)认为,东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融资渠道与额度有限,融资机制缺乏,境内基础设施投资挤出跨境互联互通投资。蓝建学(2013)指出,互联互通建设会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地缘政治风险、恶劣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挑战。杨然(2014)认为,阻碍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的因素有泛亚铁路和泛亚公路尚未完全建成、海运网络不完善、信息互通未完全链接、交通运输标准不统一等。郭宏宇、竺彩华(2014)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阻力,主要来源于政治因素和合作方案难以协调一致以及区域内外大国的竞争和干扰等。李钧等(2014)认为,东盟国家经济实力差距悬殊,可能动摇多边合作基础。王玉主(2015)认为,要发挥互联互通的经济效应,需要拆除制度障碍。宁留甫(2016)认为,“一带一路”沿线跨国设施联通面临诸多风险,包括融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国内外冲突风险、东道国政治稳定性风险、恐怖主义风险等。曲雯嘉(2017)认为,中国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大国势力竞争、岛屿争端和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等。(www.daowen.com)

还有不少国内学者研究了域外动态对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的影响和挑战。陈继东(2010)指出,印度与东盟加深合作,一定程度上有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有可能加剧与中国在投资、能源以及某些经贸领域的竞争。杨思灵(2012)认为,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对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开放的中国西南桥头堡建设造成不利影响。庞中鹏(2012)认为,日本在《巴厘岛宣言》中之所以提出要与东盟在政治与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有意牵制中国快速发展的步伐,打乱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进程。李昕(2014)对印度与缅甸互联互通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印度已对缅政策从“建设性接触”升级到“互联互通”的战略新高度并进行了规划与实施,这对中国正在规划和构建以云南和广西为起点延伸至中南半岛南端的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既带来互惠互利的战略后果,也有可能形成利益竞争的战略压力。杨值珍(2014)对中美关系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进行研究,认为中美关系对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挑战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强化了中美结构性竞争关系,引起美国的反对和破坏,妨碍互联互通建设。李益波(2014)分析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新变化及影响,认为其东南亚安全政策将进一步破坏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合作氛围,加剧东盟内部凝聚力的涣散。蔡鹏鸿(2015年)认为,印度试图通过“湄公河−印度经济走廊”互联互通提升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关系,从“战略上防范中国”,这会给中国在这一地区利益带来威胁。张继业(2017)认为,日本推动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并拉动东盟国家与之加强在TPP方面的合作,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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