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建设会产生经济、政治和安全效应。斯蒂芬·格罗夫（Stephen Groff）（2013）认为，互联互通是区域合作的重点，将使区域内交通耗时大幅缩短，继而产生巨大的“贸易拉动效应”。捷克学者高厚德（2015）认为，互联互通可以消除贫困，拉动投资和就业，促进经济繁荣和发展，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动力，推动区域国家可持续、均衡发展。

国内学者蓝建学（2013）认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释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威力，提升地区竞争力，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倍增器”。王诚志（2013）实证表明，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可以带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等正经济效应，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双边贸易创造效应增长了16%，贸易转移效应增长了40%。何敏、郭宏宇、竺彩华（2013）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提高了贸易效率，有利于减少市场分割、降低贸易的边界效应。刘晨阳（2014）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可以拉动需求、创造就业岗位。张向晨（2014）认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拉动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王玉主（2015）认为，互联互通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并产生规模经济、投资促进和贸易创造等福利效应。彭刚、任奕嘉（2015）认为，互联互通有利于打开国际市场、输出国内产能，保持经济增速。还有学者认为，海关“互联互通”可以节约时间和通关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吴泽林（2016）认为，互联互通具有拉动效应（政策协调）、外溢效应（基础设施建设）和创造效应（人员互动）。雷定猷、曾徵芳、程杨（2016）实证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运输机制互联互通程度增强和加强旅客运输互联互通，对中越老缅贸易具有正向的、基本的和显著的促进作用。(www.daowen.com)

以上综述说明，互联互通可以产生贸易创造、投资创造等经济效应，还具有实现地区政治安全稳定的“溢出”效应。但也有学者提出互联互通存在负面效应。韩志立（2012）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增大了非法移民、毒品贸易、跨国犯罪、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