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建设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作用及利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国富论》中就指出，良好的道路、航线等可以缩小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异，揭示了互联互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阿努什雷·巴塔查里亚和查克拉博蒂（Anushree Bhattacharyya and Chakraborty，2009）认为，互联互通蕴含次区域组织、经济利益、社会文化交流、战略利益等收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Kuroda，2009）认为，互联互通可以提升地区贸易和促进经济增长。卢拉（Lula，2011）认为，互联互通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内部国家及小区域集团和对话国的差距，增进民间交往和相互了解。莫迪（Modi，2013）认为，东盟加强互联互通，可以缩小东盟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推动东盟一体化。乌韦·克劳森和罗伯特·沃尔（Uwe Clausen and Robert Wall，2013）对铁路互联互通进行了研究，认为铁路是最重要的货运模式之一，在跨境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曼金达安（Mankindaan，2013）认为，互联互通可以改善地区的货物、人员流通，促进旅游业和商业发展。颂颇·占法（Songpo Zhanfa，2014）认为，中泰铁路合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意义重大，可以促进区域经贸和物流发展以及人员往来。阿克索姆斯里·法尼沙姆（Aksomsri Phanishsam，2014）认为，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不仅促进双方贸易、投资和旅游业发展，还将开辟连接中国西南内陆省份与东盟市场的新通道。

国内学者吴朝阳（2011）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增进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增强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利益，具有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意义。马缨（2011）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实现互联互通，可以促进双方经济发展，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蓝建学（2013）认为，互联互通有利于实现各方优势互补，减少交易和交流成本，强化区域身份认同与合作思维，带来区域发展与和平的“战略红利”。隆国强（2013）认为，亚洲经济体推进互联互通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利于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挑战。李文韬、樊莹、冯兴艳（2014）认为，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可以促进域内经济融合和经济增长，增进域内国家的政治互信。李钧等（2014）认为，互联互通建设有利于实现经济贸易优势互补，建立区域合作友好关系，促进世界文明融合进步。张建平（2015）认为，互联互通是实现产品内部分工模式的重要基础。苏长和（2017）认为，互联互通为国际关系治理从传统对抗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并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促进人文交流和国际关系教育，培育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www.daowen.com)

综合上述文献，互联互通有利于改善区域货物、人员流通，实现互通各方优势互补，减少交易和交流成本；有助于区域经济整合优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强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有利于增进域内国家的政治互信，带来区域和平红利，促进世界文明融合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