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2010）在《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提出的互联互通，是涵盖硬件（包括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软件（包括经济政策、通关政策等制度对接）和人文交流等三个层次的互联互通。刘欣（2011）认为，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制度政策的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的互联互通以及人文交流的互联互通，具有全方位、深层次和战略性质。隆国强（2013）认为，广义的互联互通是指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互联互通，狭义的互联互通是仅指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蓝建学（2013）认为，互联互通是区域国家在“物理”及“精神”两个方面实现联通，以促进商品、信息、资本等流通，具体包括基础设施、通关和产业对接政策、人文层面的交流。王玉主（2015）认为，互联互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性自由化安排和人员互动和交流等三个领域。彭刚、任奕嘉（2015）认为，互联互通就是要为生产要素（资本、信息、劳动力、技术等）的流动创造条件，减少要素流动成本。任维德（2016）认为，互联互通不仅是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而且是体制机制、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层面的互联互通。^[2]吴泽林（2016）认为，互联互通是“主权国家之间搭建以设施联通、政策协调和人员互动为合作内容的关系网络”。

综上所述，互联互通的核心内涵是基础设施、制度/体制/机制以及人文交流合作等三个方面的联通，具体涵盖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五个领域。(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