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集群的理论基础

产业集群理论主要有三大来源：外部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和新竞争优势理论。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时代，马歇尔（A.Marshall，1920）解释了基于外部经济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他发现了外部经济与产业集群的密切关系，指出产业集群是外部性导致的。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包括三种类型：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前两者称为资金性外部性，即规模效应形成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技术性外部经济。

韦伯（A.Weber，1929）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他从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阐释了产业集群现象，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在高级集聚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形成的地方工业化就是产业集群。克鲁格曼（P.Krugman， 1991）则通过其新贸易理论，发展了集聚经济的观点，其理论基础仍然是收益递增。他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区位，有两种生产活动（农业和制造业），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另外，他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收益递增、自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证明了低的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

迈克尔·波特（M.E.Porter，1998）从经济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区域和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并强调产业集群在获取信息、供应商、员工、公共物品等方面的优势，提出了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政策设计思路。

此外，区域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s，1945）的增长极理论也对产业集群做出过较深入的研究。佩鲁认为：区域的经济增长源于区域的增长极，区域增长极是位于某些区域或地区的一组扩张中的、诱导其区域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一组产业，并通过产业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二、国内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综述

与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相比，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政府、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集群的理论探讨。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从1990年代开始就陆续把国外的产业集群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并对我国部分有代表性的地方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她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是国内研究这一理论的经典，该书评价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产业区理论，并且对国内外著名产业区进行了实证研究。陈剑峰、唐振鹏（2002）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定义和分类，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经济增长等方面总结了国外产业集群的关联研究，阐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的集群政策以及集群研究的逻辑关系，并综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成果。梁琦（2003）对“新工业区”理论作了介绍，以及对克鲁格曼集聚理论、波特集聚理论和其他主要经济学家的集聚理论也作了介绍和研究。蔡宁等人（2002）对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体系及其集体学习机制进行了探讨；魏江（2003）以浙江产业集群现象为研究对象，对集群创新系统和技术学习问题做了系统研究；盖文启（2002）运用交易费用、规模经济、创新等理论从研究区域创新网络的角度探讨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机制；仇保兴（1999）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对小企业集群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等角度分析了其形成、制约因素以及其创新意义和深化趋势；魏守华（2002）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他认为产业集群理论是继梯度推移、增长极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之后的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2000年左右，马宪民、路平、王珺、李新春等学者基于广东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和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专业镇的概念。这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为政府扶持产业集群的发展指出了方向，随后广东省科技厅等政府职能部门陆续选择了一部分地方试点产业集群，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符正平（2002）、龙志和（2004）、熊晓云（2004）、曾祥效（2003）、陈雪梅（2005）等以专业镇中的各个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讨，为产业集群研究作出了有益贡献。

总体来看，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虽然近年来发表了大量文章，但大多数还只是介绍性文章，实证研究比较少。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专业化分工、竞争优势、规模经济、柔性生产方式、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等。在全球价值链的今天，只有那些成功升级了的产业集群才能走出地方经济发展的陷阱，因此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应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完善，理应受到学者的重视。

▶三、国外有关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

（一）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在继承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和研究了产业的集聚问题，被认为是第一个阐述产业集群理论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外部经济包括三种类型：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促使中小企业的集聚并最终形成产业集群。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他指出，集中于特定地方的“地方性工业”即产业区的本质是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马歇尔将集聚企业的地区称为“产业区”。他认为产业集聚的原因是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一起就能获得外部经济的好处。他还用随着产业规模扩大而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技术信息的传播来说明产业集群现象，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外部经济理论是马歇尔企业集群理论的基础。

（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韦伯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首先提出集聚的概念，在考虑了运输、劳动力成本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后，强调了集聚的经济作用，企业通过分享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劳动资源、销售市场等获得集聚经济效益。把集聚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是仅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来产生集聚；高级阶段则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使地方工业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集群化。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集聚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他认为，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可以分为区域因素和位置因素，并且在探讨影响集群的一般因素中利用了等差费用曲线来解释产业集群的程度。韦伯认为，当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能抵消或超过由此引起的运费的增加时，迁移就有可能发生。并且认为集聚是企业为追求集聚经济而自发形成的，从这个角度看，在集聚过程中不需要政府参与。韦伯的集聚经济理论有一定的创造性，从企业的微观角度出发，阐明了企业按自身利益的要求来选择是否集聚。

（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www.daowen.com)

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应该是不同部门、不同行业或者地区按照不同速度不平衡地增长。增长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程度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经济单位处于支配地位，称为推进产业，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支配地位，称为被推进产业。增长极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先进性，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增大自身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作用。推进型产业和被推进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的联合机制，并在一定区域上聚集，形成产业间的关联效应。佩鲁认为，占支配地位的企业是高效率的，能够有效地利用创新来增加产出；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反过来又刺激了创新。增长极理论中的集聚不能称为自发型的，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四）波特的新竞争经济理论

1990年，波特通过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十个发达国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认为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竞争优势是通过高度本地化过程而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各国只能在各有特色的产业中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在该书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钻石体系”由四个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构成，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及结构与同业竞争、相关支持性产业，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他认为，国家只是企业的外在环境，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因而，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该国能否有效地形成竞争性环境和创新。地理集中性使得各个关键要素的功能充分发挥，在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产业集群的出现。1998年，波特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产业群理论。波特认为，产业群不同于科层制组织或垂直一体化组织，是对有组织价值链的一种替代。这种独立的、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形成的产业集群，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及柔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难以达到的。波特认为以下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产业群竞争优势的形成：

（1）产业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生产率；

（2）产业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

（3）产业群能够降低企业进入的风险，促进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五）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威廉姆森、诺斯、张五常等。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威廉姆森认为，在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科层制组织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性组织，这种中间性组织是克服市场失灵和科层组织失灵、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和企业只是一种可选择的组织形式，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之间存在很多中间组织形式，集群就可以看作是介于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组织。这种中间组织的存在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的作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位置接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因而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很好地解释了产业聚集的成因。

（六）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派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前提，借用规模报酬递增的分析工具，通过其擅长的国际贸易理论，把经济地理理论纳入了主流经济学。认为产业集聚是由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转移等通过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他的中心—边缘模型证明了工业活动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制造业应该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而反过来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而且空间集聚一旦形成，就很有可能自我延续下去。他还指出，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之一，产业集聚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因而克鲁格曼并没有提出政府选择扶持重点产业的观点。

（七）斯哥特和斯托波的新产业区和新产业空间理论

新产业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斯哥特和斯托波，1980年代早期，斯哥特在研究洛杉矶妇女服装工业时开始把劳动分工、交易费用和集聚联系起来，1980年代后期斯哥特和斯托波深入研究了法国和意大利产业，在此背景下新产业空间理论应运而生。他们在对“第三意大利”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由中小企业集聚而来，企业间的“竞合关系”十分明显，企业间的合作不仅包括正式的经济合同、战略联盟、投入产出联系，还包括非正式的交流、沟通等，在平等竞争的同时，共同面对国际市场。为区别于马歇尔的古典“产业区”，后来学者们在讨论中把这些区域称为“新产业区”。根植性、机构稠密性、创新性、学习性和社会文化性是新产业区理论中最主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