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力量中的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的互动直接决定着平衡型城市力量的生成。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是结构性的控制要素，它们决定着城市力量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如果权力要素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参与要素就会呈现消极型形态，这在掠夺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中最为明显；如果参与要素成长壮大，那么，权力要素就会呈现软化迹象，从而形成国家与社会平衡型发展的可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各个阶层的力量开始迅速成长，中产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参与要素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这也是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 全球化塑造良性发展的城市力量

全球化是世界大趋势。“虽然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普及程度不同，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也被纳入到全球市场的这一体系中，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曼谷、台北和墨西哥城只是它们中的几个缩影。”［1］中国的许多城市也被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经济特区是分不开的。［2］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工业化城市形成的“封闭格局”，主动开辟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与5个经济特区。从1984年开始，国家重点实施了沿海开放战略，从14个沿海城市开放，到经济特区设立，继而海南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又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基础上，开始推行部分城市改革试点。例如：“1981年国务院确定湖北沙市为改革试点市，一些城市改革试点涌现出好经验，如武汉市的‘两通起飞’，石家庄市的‘撞击反射’、简政放权、搞活企业。从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层面上迅速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经营方式，使企业更多地与市场直接联系，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投资、金融、流通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使宏观管理逐步适应市场的发展；实行价格、工资改革，初步为企业竞争创造了平等的市场环境。”［3］这些沿海开放城市与经济特区都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最易于接受世界现代要素；这19个东部沿海城市成为中国接触全球化，并将世界现代要素引入中国的最早的门户。这一系列的开放行为，与晚清“自开商埠”不同，后者处在主权不完全独立的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阶段，而前者处在独立民族国家主导下的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阶段。［4］

1978年后中国的主动开放行为，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表现。全球化已经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超越国家，将世界各国连接在一个全球的平台上。所以，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他说：“金融以及现代生产服务业市场的全球化，部分是因为现代不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以市场为导向。”［5］

全球化是推动中国塑造平衡型城市力量的一个重要媒介。全球化并不是直接塑造中国的城市力量，从而推动中国的国家转型，而是为城市力量向平衡型方向的发展提供外部压力与内部协作联合的可能性。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是发展的触媒，但并非决定性因素”［6］。它的具体机制是：代表全球化的世界现代性要素进入中国，给予代表权力要素的中央／省政府与地方政府以竞争压力或合作伙伴，从而使上级权力要素的优势主导力量得以削弱，更利于城市力量的健康培育与塑造。上海与苏州的例子就是明证。虽然上海更加具备全球化的因素，但是，上海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意志，中国“许多雄心壮志的城市开发项目，包括打造全球城市，都是出于国家政府的战略考虑。比如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就是振兴长三角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央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不论在政策上还是资金上”［7］。然而位于长三角地区的苏州的案例，则说明全球化要素可以引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竞争，给予城市更大的健康发展空间。“如果说上海的开发建设反映的是中央政府的作用。那么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的开发，则显现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性。由于新加坡方面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所以当时是直接与中央政府洽谈的园区项目。这就使苏州地方政府在园区开发中处在了被边缘化的地位。因而，苏州市政府最后决定设立自己的工业园区——苏州新区。由此引发了一场园区间的竞争。后者以更低地价而略有优势。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外商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如愿发展的，哪怕有中央政府的首肯。外商必须在地方扎根。这种全球—地方的关系说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球化压过地方性的‘同质化’过程。”［8］另外，昆山地方政府与昆山台商协会合力游说江苏省政府供电局在限电政策上作出让步的案例，［9］也作了证明：全球化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以为权力要素，尤其是上级权力要素的主导性作用的发挥设置一些约束性条件，从而发挥有利于城市力量发展的作用。

同时，全球化对于城市力量的培育还有另外一重作用。“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将城市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并明确其在体系中的定位和应承担的职能分工，而绝不是把每个城市都塑造成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因此，对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结构演变特征的分析，应从城市与世界城市体系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经济结构两个方面来着手。”［10］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活动于分散中集中的情况下，城市依自身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来采取不同的方式应对全球化，根据分工需求主动调整自身经济结构”［11］。城市在全球化体系中的这种基于自身发展规律与全球化逻辑的主动调整，会促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发生转变。如果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调整是成功的，那么，它们所支撑的国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上升，反之亦然。［12］

由表6.1可知，不同类别的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国家转型的推动作用也不同。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城市被分为全球城市、区域城市以及地区城市三个类别。与此相适应，它们的产业类型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主导的锥形结构，二、三产业均衡的梭形结构，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结构；它们的全球地位与它们的位阶相符合，分别体现为全球、区域生产管理和控制中心，以及地方生产车间。由此，位于城市体系顶层的具有较发达产业类型与合理产业结构的城市，能够为国家转型提供更加强大的富含全球化要素的城市力量，更加有力地推动国家的全球化转型。全球城市所具有的全球性生产管理与控制的城市力量，能够使国家在国际化层面实现转型，提升国家的开放度、现代性以及国际性，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提供更强大的基础；［13］区域城市所具有的区域性生产管理与控制的城市力量，能够使国家在区域化层面实现转型，提升国家参与区域事务、整合区域一体化以及领导区域发展的能力，可以增强国家在区域事务中的发言权；地区城市作为生产车间所具有城市力量比较弱小，与前两者不同，作为制造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地区化城市只能通过自身的产业转型，带动国家向更加现代的方向发展。

表6.1　全球化、城市与国家转型

资料来源：付磊：《转型中的大都市空间结构及其演化：上海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根据全球化对城市力量的培育机制可知，不仅需要提升城市与全球化要素的对接能力，而且要加强城市内部结构的主动调整，以培育更加良性的城市力量，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因为“在全球、国家和都市区的层面上，全球化既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14］。所以，“大城市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先导和连接世界经济的节点，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和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的逐步提升，对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经济体系分工中大国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因此，‘采取积极的经济行动来实现世界级的定位’是城市发展的外在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大都市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接轨的同时，继续加快自身的市场化建设，市场机制的完善是更好地融入全球城市体系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大都市能否实现超越的内在要求”［15］。

改革开放是以经济特区为载体接触全球化的现代要素的，至今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从80年代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有了七大经济特区，包括1980年建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1988年建立的海南岛，2010年建立的喀什和2011年建立的霍尔果斯。此外，中国也建立了诸多区别于80年代的经济特区，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常被称为‘新特区’。到2011年12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武汉、长株潭城市群、深圳、沈阳、山西和厦门10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个综合改革试验区（区别于‘配套’），即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和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08年，国务院提出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重要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这是全国第一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16］直到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区和福建平潭等实验区的开设，这都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积极的接受现代要素以推动国家转型的尝试。也就是郑永年先生所讲的：“办特区既是地方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特区不能沦落为只是地方项目。”要将“特区建设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17］它的本质意义在于，国家通过全球化培育城市力量并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二） 权力要素的软化迹象：一个可能性条件

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实践表明，权力要素是主导性要素，它在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中国实践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晚清时期的转型期间，依附型城市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在城市空间承载国家转型的主体以官僚为主，官僚是国家性权力要素的典型代表。国民政府通过大型城市计划推动国家转型，其具体承担者是现代的政党——国民党，政党虽然从社会中生发出来，但是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者与建设者的角色存在，是国家权力性要素的执行者。在掠夺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阶段，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党组织替代政府组织，显然以权力要素的面貌出现。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能国家有限度地从社会退出，权力要素在城市空间中出现软化的迹象；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这种迹象更是明显。在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阶段，虽然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干预性一直存在，但是随着城市力量中的市场要素的发展与壮大，以及参与要素的成长与发展，权力要素更加呈现软化的迹象。

权力要素的具体执行者——政府官员——越来越关注城市空间中的事务与居民。以近五年的案例统计数据为例，执掌公权力的政府工作人员，越来越以谦恭的姿态，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以官员的“亲民行为”为例，据《南方周末》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亲民行为”的现实形式中，“清扫城市街道、向群众宣传政策和乘坐亲民交通工具出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18］。甚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以亲民姿态，树立自己平易近人的普通人形象，以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19］

“亲民行为”次数之多，增速之快，是这一现象最近五年来的显著特征。中共十七大以后官员“亲民行为”增多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要素的软化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十七大之后的五年中有47次‘亲民秀’报道，十八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有34次。从2007年底至今六年多时间内，中国各层级政府官员至少上演了81次具有较大传播效力的‘亲民秀’”［20］（表6.2）。

表6.2　权力要素软化迹象统计：以“亲民行为”为例（次）

资料来源：刘斌：《81次官员“亲民”行为样本分析》，载《南方周末》，2014年1月23日。

“亲民行为”频次的提升，说明权力要素软化迹象的加速。根据上述数据可知，中共十七大到十八大期间，官员“亲民行为”的月均次数为0.78次；中共十八大之后，官员“亲民行为”的月均次数为2.43次。后者是前者的三倍。虽然这可能是官员有意识的模仿行为，或者对于公权力限制性约束增多的情况之下的理性选择；然而，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这种有意识的“亲民行为”，表现了行使公权力的官员的一种谦恭姿态，是权力要素软化迹象加速的表现。

同时这种权力软化迹象也有地区的差异。由图6.1可知，官员“亲民行为”的次数从西北地区到华东地区，呈现上升趋势。西北地区最少，自中共十七大以来的74个月，共有3次；而华东地区最多，竟然多达23次，是前者的将近8倍。以“亲民行为”地区分布的两个极端来讲，显然东部地区要比西部地区次数多、频次高。西南、华南与华中地区，也比华北与东北的次数多。这说明权力软化迹象的地区分布，在东部地区要比西部显著。

图6.1　权力要素软化迹象的六大地区分布：以“亲民行为”为例

资料来源：刘斌：《81次官员“亲民”行为样本分析》。

将七个大区的分布整合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划分，我们会发现更加显著的迹象图走势。

从权力软化迹象的三大地区分布来看，我们可知，从西部到东部地区，权力软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无论是中共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60个月的时间段内，还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的14个月间，东部地区都分别以24次与20次（共44次）的数量的绝对优势遥遥领先；其次则是中部地区以20次的总量领先于西部地区；最后则是西部地区，总量为17次（图6.2）。

图6.2　权力要素软化迹象的三大地区分布：以“亲民行为”为例

资料来源：刘斌：《81次官员“亲民”行为样本分析》。

刘海龙教授分析，74个月以来的“亲民行为”与以前的“亲民行为”有一定的差别，即“很多亲民行为针对的阶层发生了变化，过去官员亲民行为主要针对极端底层的人，比如下基层慰问困难群众等，现在则比较务实地针对中等收入的人、针对城市人口”［21］。

由图6.3可知，对于两个时期而言，官员以常规方式表现出来的“亲民行为”，要比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亲民行为”多。在两个时期内，“亲民行为”的常规方式分别占到总的表现方式的近八成与六成。这说明官员的主要关注对象转向城市人口与中等收入者。因为与为直言网友颁奖、为孤儿找工作、当街卖瓜果、体验农民工生活、上街执法、提供便民服务、邀请农民工吃饭、充当市政客服电话等八种方式相比，三种常规“亲民行为”方式——清扫城市街道、向群众宣传政策和乘坐亲民交通工具——更容易接触到城市人口与中等收入者。

图6.3　权力要素软化迹象的体现方式：以“亲民行为”为例(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刘斌：《81次官员“亲民”行为样本分析》。

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官员“亲民行为”的次数越多（图6.1与图6.2）。虽然刘海龙教授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可能跟网络有关，你访贫问苦的对象是不上网的，针对普通市民容易在网上形成舆论焦点”［22］。但是，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联系起来，可以讲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一方面，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的大趋势，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2.7%，［23］中国一半以上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之中，城市居民成为中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官员“亲民行为”开始以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中等收入者为对象，因为城市中等收入者与城市人口成为官员执政满意度的主要测评对象。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城市居民对于公权力的要求就更加严格，所以，官员就具有更强烈的“亲民行为”动机，其次数与平均频次也就较高。

据统计，官员在“亲民行为”之后，职位没有变化的居多。中共十七大到十八大期间有过“亲民行为”官员未升职的比例达到66%，中共十八大之后的14个月内这一比例更高达97%，只有极少的官员得到升职。同时，两个时期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到惩罚的有过“亲民行为”官员所占的比例很小。在激励因素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官员“亲民行为”的次数与频次仍然升高，这说明这一行为不是一种官员自身的自然人迹象，而是一种公权力软化的迹象。同时，在总计81次的“亲民行为”中，“16次属于官员的‘个人秀’，65次是‘职务秀’”［24］（图6.4）。这种亲民行为更多的是基于公权力的职权与责任的规定性而产生，较少与自然人的属性相关，更多地代表着公权力的行为，而非官员作为自然人的行为。

图6.4　权力要素软化迹象的后果：以“亲民行为”为例

资料来源：刘斌：《81次官员“亲民”行为样本分析》。

综上所述，权力要素的优势地位与主导性作用在逐步减弱，出现软化迹象。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权力要素的主导性地位，使国家的意志替代城市的逻辑，形成掠夺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造成国家转型的巨大挫折。近十年来权力要素的发展出现软化迹象，其逐步开始对城市自身发展规律，城市社会发展与城市居民充满尊重甚或敬畏，这是中国向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发展的先兆。然而，究竟能不能够形成良性的平衡型城市力量，还需要观察参与要素的变化。

（三） 积极型参与要素：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治理转型

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是参与要素的另外一个重要代表。市场化改革使单位制度松解，城市开始出现流动人口；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开始推动国家与政府的转型。城市流动人口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农民工。［25］虽然他们为城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因为社会流动惰距的存在，即身份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社会变迁落后于经济地位变迁，职业的转变不能带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公民权的变迁出现错位［26］，导致他们受到资本、知识、权力、城乡区隔的限制，从而无法融入到“人的城市化”过程中，成为城市化的“边缘人”。

作为城市力量创造者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却与城市格格不入。农民工在生产空间作为职员而存在，在生活空间作为社区居民而存在。其生产空间与户籍城市居民的生产空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他们虽居住在城市中，但并非作为城市居民而真正实践城市社会的生活性。当他们来到工作的城市后，由于一般无法购买商品房，只能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中。［27］他们的联系网络并不是基于城市的现代人际、生产与生活网络，而是基于原来村庄的面对面乡土关系，由此形成“城中村”，如“浙江村”、“河南村”现象。［28］尤其是“因为现在农民工二代已经成为农民工主体，第三代也已经开始。第一代农民工有过农村生活的经验，一旦没有了城市工作，他们可以回到农村，继续他们的生活。但第二代大多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毫无农村生活经验，要他们回去农村，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对第三代农民工来说，这种可能性更小了。如果城市不能消化他们，这个群体便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实际上，二代农民工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小孩一同成长，接受差不多的概念，但在现实社会，他们和城市居民的权利有多大的差别！这只有这个群体本身才能感受得到。如果城市继续歧视他们，城市必然会受到他们的惩罚”［29］。

基于此，农民工作为城市力量中重要的参与要素，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在推动着国家的转型。我们以深圳市龙华新区的龙华办事处为典型案例来分析这一微观过程。［30］

深圳市是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试验田。它所管辖的龙华新区下属龙华办事处辖区域面积4.8平方千米，本地户籍人口5.6万人，但是区域内的流动人口达到72万人，形成了人口高度集聚，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严重倒挂的局面（辖区内有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31］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是发展型城市力量的重要塑造主体，这使得龙华办事处对于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不能仅仅依靠单一主体的力量，而是必须依赖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将生活空间——社区、生产空间——厂区，以及市场空间——商区建设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性结构，在以人的城市化为目标的理念下实现治理结构的下移，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管理功能的提升。由此改变权力要素一支独大的“管理”局面，达到有利于流动人口为代表的参与要素发展的平衡型城市力量的培育目标。

龙华办事处平衡型城市力量的培育，在于结合市场要素（产区、商区）、制度要素（社区工作站体制）、权力要素（政府结合社会组织等力量的治理）与参与要素（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体系设计与转型。这种总体体系在人的城市化的基础上展开，以实现三区治理、两区联动为路径，追求人的发展、社区发育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为目标。

龙华办事处平衡型城市力量培育的枢纽是“三区治理、两区联动”体系。它的制度性架构为社区工作站，在社区工作站中“块治理”的居委会与“条治理”的党团组织、工会、青年团，以及妇联组织，达成良性互动，为流动人口提供融入所在城市的制度化平台（图6.5）。依此设置，政党在社区工作站中扮演着领导角色，社会组织、居委会，以及政府行政力量在工作站中形成治理合力并良性运行。由此，在城市流动人口这种参与要素加入后，社区工作站必须提高自身的专业化、职业化与治理意义上的质量与水平，从而形成开放的枢纽式结构，作为平衡型城市力量发展的制度化平台而存在并提高。

图6.5　龙华办事处平衡型城市力量培育的总体体系

1.市场要素：产区治理

龙华办事处对于代表市场要素的产区治理是通过外在的社会组织的“条”深入到流动人口集中的企业中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政党党组织、工会、青年团，以及妇联形成的连接多元人口的治理网络，与企业的管理制度形成呼应，来实现产区治理。它的出发点有三方面：企业治理；权利维护；人的发展（图6.6）。

图6.6　龙华新区平衡型城市力量培育：产区治理体系

市场要素是城市力量最原初的驱动力，它的发展在于企业的良性治理。这三个方面的落脚点，在于从市场、产业治理的角度，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的治理，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平衡型城市力量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引擎。但因为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大产区治理，重点在于大量的企业年轻职工，所以，这种治理网络必须发挥共青团在职工群体中的组织工作，从而在一个大型人口聚集的产区内部，形成一个产区结构内的党团组织、工会，以及妇联组织的联合治理网络。这些内部的产区组织与外部的政府管理部门相对应，功能相吻合，从而通过政府对应组织的转动，来带动产区内部组织的转动，形成城市治理合力。

因此，这种内部匹配的重点在于，企业产业原有的管理结构不动，围绕着工人的发展，将产业区的内部组织，与外部的政府组织进行匹配，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赢。它的关键点是政府外部对应组织带动产区内部对应组织的转动，不是人为地从企业内部建构组织，而是通过外部的设计深入到产区人群当中，从而实现产区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结合。外部政府的组织从关怀企业职工的身心、技能、事业发展的角度切入进去，将产区内部的关心工人的组织，与外部的工、青、妇组织匹配起来，实现企业治理质量的改善与提高，实现职工工作权利与福利的保障，实现人的身心的顺畅发展。

2.制度要素：社区治理体制

龙华办事处社区治理需要从外来产业工人居住的楼宇空间开始，形成社区治理的基础。社区治理要成立以居住人群为主体的“楼宇委员会”，它的基本构成主体是“业主”与“租客”。楼宇委员会形成支撑整个社区治理体系的力量，其功能相当于成熟社区的“居民小组”，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域范围与人口分布，合理划分并配置龙华区域内的居委会分布和数量，形成合理的治理性布局（图6.7）。

社区工作站是社区治理体系的中心与关键。社区工作站的职能类似于街道的职能管理部门，其功能主要在于管理，而不是服务。同时，居委会完全与股份公司脱离，实现政企分开、功能独立。围绕社区工作站，横向上的社会组织、纵向层次上的较高位阶的政府（办事处），与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形成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组成的综合性治理力量。作为参与要素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居委会层次分享治理权力，承担治理责任，使他们从生产性空间走出，融入到真正的城市社会性生活空间——社区。

图6.7　龙华新区平衡型城市力量培育：社区治理体系

这创造了龙华办事处培育平衡型城市力量的总体理念：“服务拓展，治理下移。”服务主要是指：行政服务，社区工作站提供的服务；社会服务，社会力量与社团提供的服务；专门服务，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提供个性化的专门服务；网格服务，居委会提供的网格化服务。这些服务可以通过社区工作站的行政资源、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工资源，以及居委会的网格化服务资源，通过政府与社会的治理合力网络的下移与整合来实现。

3.市场要素：商区治理

商业生产也是现代城市力量的重要市场要素。龙华办事处商业区的治理，通过建立商业协会形成自治的组织业态而达成。这种自治形态的达成，需要考虑机制的重新调配，即要求所有的社区工作站、居委会都必须与股份公司脱钩，实现各自的独立运作。在独立运作的前提下，商业区按照片区划分，参照社区工作站的布局结构，成立社区工作站布局划分的商业区。在此基础上成立商业协会，将社区工作站转变为开展管理活动并为其提供服务的中心（图6.8）。

图6.8　龙华新区平衡型城市力量培育：商区治理体系

同时，居委会、社团组织、工青妇等组织都可以在社区工作站中互动与活动。以社区工作站为中心而形成的商业协会布局，以及其中的居委会、社团组织、工青妇等组织，通过各自活动、互动与协同治理，实现商业区的治理下移、服务拓展、功能提升。

从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的案例可知，将作为城市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参与要素——农民工——融入城市，使其成为建构平衡型城市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城市力量各个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形成合力。由此，发展壮大驱动力量中的市场要素，调配并激活制度要素，软化作为管理力量的权力要素，使其成为治理力量中的一部分，使作为重要参与要素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从而培育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顺利转型，这是最为基层与微观的城市力量与国家转型的互动。从政策方面来看，城市力量在国家政策空间中不仅需要创新性城市政策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国家制度在城市空间的转型，更需要“从公众利益出发，调动市场力量，引导利益集团参与宜居城市的建设”；“在新的大都会背景下营造共同的意象，重塑公共空间。但要做到这些，他们需要民主氛围的城市政治”。［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