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城市力量的生成与国家的城市化，而非与国家的工业化密不可分。“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城市化被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引擎。但是，“任何关于城市化的决策对于具有巨型领土与人口、有限的资源，以及城乡二元分化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痛苦、巨大的挑战。很明显，如果中国最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活动，它的经济仍然是农业经济的话，那么，我们将不能说中国变得现代化了。面对这些人口与经济的压力，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与城市化，将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学术与政策研究课题”［28］。

（一） 自由型市场要素在渐进中生成

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机制，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逐渐向发展型城市力量转变。从国际大背景看，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并且被证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1978年中国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并于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上是实然方面。从应然方面讲，在市场化推动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还需要“遏制地方政府搞城市行政升级的冲动。不仅不能再继续搞城市行政界别升级，而且要走相反的道路，就是要通过城市行政体制改革，大大缩短城市的行政层级和政府规模”［29］。依照城市的内在发展规律建设城市，只有这样才能驱使市场要素开始向自由型转变。

市场要素从计划型向自由型的转变是渐进的。［30］中国在保证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走了以增量改革为路径的市场化改革道路。［31］这就是科斯所谓的“边缘革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四个重要的“边缘力量”开始，由非国有经济引导，逐步促使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生变革。［32］在历经将近30年的努力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虽然有反复起伏，但是，中国的自由型市场要素初步建立。“在1979—1993年间，增量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推行。但是，国有部门改革的滞后和各种寻租行为的出现，迫使改革向以国有部门为攻坚重点的纵深方向推进。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开始涉及财税、金融、企业体制等核心领域，标志着改革的整体推进。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进一步将改革重点转向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33］

（二） 从工业化的“城”到市场化的“市”

随着市场要素向自由型转变，中国的城市也在由以工业化为主导，向以市场化与生活性为主导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改革下的中国城市，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异质水平”［34］。“‘重生产，轻生活’，以工业生产为城市核心职能的片面发展观得到了根本扭转，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城市产业结构得到了逐步改善；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各类企业单位和城乡居民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动主体，城市建设活动由单一的国家计划投资转化为计划内和计划外，（形成）国家、集体和个人，内资、外资与合资等多元化的投资格局。”［35］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从以刚性教义为信仰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向柔性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转进的倾向，这包括经济改革、科技发展社会所有制改革、政治改革、思想解放和现代性价值的建立，从而将一个神圣集体主义社会向多元社会变迁”［36］。例如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它们由“‘工业生产型城市’向多职能的中心城市转变，城市的商业服务、商务办公和文化娱乐等功能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城市内部用地结构的重组同步展开，城市用地扩展迅速，大批成片居住区、工业园区和各类开发区相继崛起。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城市中心区改造使工业用地向城市外围迁移，工业用地在城市用地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明显改观，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强化，城市空间结构趋向多元化。因此，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市场化进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共同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市场有序’化”［37］。

中国城市从生产性向生活性的一系列变化，说明汲取型城市力量开始逐步消退，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为人民服务”为目的的发展型城市力量开始成为国家转型的推动模式。发展型城市力量的根本特征在于：让所有的城市市场获得发育，让所有的城市居民获得生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前者发育的是“市”，后者发育的是“城”。单位解体，社区出现，整个城市开始转型。在这样的城市转型当中，国家的现代要素开始成长起来，现代的国家性制度要素——城市组织与市民的参与制度、经济契约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文化创新发展制度等等——在城市空间中形成并发展。“把市场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国家有必要去管理新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分工和流动性。这将驱使国家本身与社会脱离，使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其后果是社会管理的专业化，以及社会开支的增加。在中国城市里，我们将看到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社会生活官僚化。因此，国家不能像在全能社会中那样嵌入社会中，而是要站在社会的对面，调解各种社会的争论和冲突，而不是作为一种直接的资源分配工具。”［38］也就是说，城市现代制度要素的出现开始带动中国向“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即现代化转型。［39］

（三） 低城市化现象的隐退

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典型标志是低城市化现象。这种低城市化现象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将中国经验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虽然后改革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几近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连接，但是，除了一些较短暂的时期以外，一般来说中国仍然处于低城市化现象阶段。”［40］

由图5.3可知，虽然从1978年到2002年，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直到2002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低于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甚至低于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地体现为低城市化现象。

图5.3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低城市化现象（1978—2010年）(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从汲取型到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过渡需要一个过程。虽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行进，中国已经向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模式前进，但是，这个过渡过程是十分漫长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城市社会生活提高的一个指向标，从图5.4中可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低于工业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低于前两者，这说明从生产性／工业化城市向生活性城市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汲取型城市力量至少经过25年的时间，才逐渐被发展型城市力量所取代（1978—2003年，2002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39.09%，工业化发展水平是39.4%，到2003年城市化发展水平才以微弱优势超过工业化发展水平，两者分别为40.53%与40.5%）（图5.4）。这说明汲取型城市力量对于国家转型的推动作用的影响是十分强大的。然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这种影响不仅是强大的，而且具有高度的持续性。

图5.4　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2003—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从另外一个现象可以看出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强大影响。从1952年到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平均值为37.46%），工业发展代表的国家工业化转型仍然是国家的中心关注点，工业发展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与之相对，虽然第三产业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从1978年之后开始呈增长趋势，但是，它们的平均值为30.4%与24.61%，远远低于工业发展平均值。其中城市化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甚至比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低；直到2003年，前者才逐渐超越后两者（表5.1）。

表5.1　中国工业发展—汲取型城市力量的持续性（1952—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也就是说，2003年之后中国发展型城市力量的培育与发展并不是因为城市的生产性降低，而是因为城市的生活性提升；因为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性表明城市的生产性一直存在并维持与以前相当的水平。即使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国内开始超越工业化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但直到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仍然以46.59%的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值（55%）9个百分点。［41］这说明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并没有“消退”，而是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三者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逐渐消除，而呈现不那么突兀的隐而不退的“隐退”现象。

从权力要素的行为实践意义上讲，中国在1978年便开始向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转变；但是，从客观实际效果上讲，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一直处于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阶段，自2003年起中国才真正开始进入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发展时期。然而，高速增长的城市化率并不能反映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真实水平，［42］工业发展的高速性与持续性表明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因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至今仍是中国的国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