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力量向发展型转变。“近30年来，中国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尽管采用了市场逻辑，但国家仍视自己为指引规范经济的最终规划师。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意味着轻政治意识、重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计划。……虽然，国家所用的路径并非总是一致，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家转向了发展主义模式。”［1］中国城市的数量增多，城市的人口增长，城市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些变化只不过是城市变化中的一些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国家性权力要素、参与要素、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在城市空间的变迁，市场化改革、全球化等都是其中重要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发展开始呈现一幅更加自主的画面，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国家意志的强制，从一味听命于中央指令过渡到融入地方自身的发展，成为自身发展的主导者。

（一） 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稳固性

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基于先积累后消费的原则，使一系列的系统性制度形态在城市空间形成，并支撑国家政权的巩固与国家工业化转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使国家依靠工业城市推动工业化转型模式，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2］。农村成为城市的依附，城市成为国家政权巩固与工业化转型的支撑。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作单位成为国家政权巩固与工业化转型的重要支撑机制。国家通过国有制工作单位来组织城市，计划生产与调配消费，单位制度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国家与社会的总调配实体，它“实施着服务规定、房屋开发和分配，以及社会管理的职能”［3］。这个时期中国的生产性资源与消费性资源不是通过市场与社会机制来实现，而是通过生产性单位来实现的。“在一个城市社区中，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单位，一旦社会成员进入某一个工作单位，那么他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实现以及在社会上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国家对生产性资源的分配，“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一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的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4］由此，作为个体的国家成员在国有企业单位中并不是契约雇佣关系，而是包含生产、政治、生活、分配与福利等所有方面的整体性全民关系。

单位是工业化城市的缩小，它是集生产性、生活性与政治性于一身的制度形态与现实实体，是支撑国家转型的完整系统。直接承载国家工业化转型的生产性特征是生活性与政治性的基础，生活性特征是生产性的延伸，政治性特征则是单位生产性与生活性的保障。国家以单位制度为触媒，在生产性、生活性、政治性与再分配方面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5］国有企业单位将生产、再生产、消费、生活、分配、政治，甚至文化关系都一一囊括入内，成为自洽的整体性系统。由此，吴缚龙先生才有了这样的判断：“过去在中国‘单位’才是最重要的积累单元，城市并不重要。”［6］其实并不是城市不重要了，只不过城市是一个个国企单位的组合，城市是单位的扩大，单位是城市的缩小。“城市社区的每一个单位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个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国家通过单位为个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满足个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需求。单位在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同时给予了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身份、权力（利）和地位。对于每一个单位成员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必须全方位地依赖于单位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进而同时也取得在社会上行为的身份、地位和资格。”［7］这一机制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还继续发挥着作用，是导致城市不平等的重要因素。［8］

由此，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单位—城市—社区”结构，支撑着整个国家政权与转型过程。以单位为中心形成的自洽的系统性统一体，只要以国家意志替代城市发展意志的追赶型工业化转型目标不变，也就是使国家工业化转型的挫折达到改革这一系统性统一体的临界点，那么，想从这一系统性结构的内部进行改革是十分困难的。同时，如果以国家的强制性力量强制解体这一系统性结构，因为没有替代性结构的递补，那么，国家政权巩固与现代化转型则缺失了主轴，国家可能会存在发生崩解的危险。所以，只能从外部进行倒逼式改革，这个外部因子便是乡镇企业。

（二） 发展型城市力量的培育

城市空间中国家权力要素主动有限度地退却，与市场经济代表的自由型市场要素的发展，给城市带来了更加自主性的力量。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弊端，让全能型国家权力要素主动退却，使城市开始按照市场要素的逻辑生长、发展；制度要素中的单位制度开始变迁，社区制度成为新的支撑性要素，各类社会组织产生并参与城市公共事务，这推进了城市力量向更加发展型的方向演进。在城市空间的呈现上，与“1950—1976年的中国城市都被设计成能够扩展自给自足的工业单位”相比，这些演进在“90年代之后的城市中则出现了很多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9］

然而，这一系列的变化并不是首先从城市开始的，因为支撑中国工业化转型的系统性结构无法轻易从内部解体。以“一五”计划的156项工业工程为起点，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支撑国家工业化转型的城市体系，这种城市体系以工业企业为中心，是工业企业的扩大，而工业企业是缩小的城市；整个城市被虚化，单位成为支撑城市的生产性实体，企业—单位的生产性决定了城市—社会的生活性，从而建构了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一系列国家制度要素。所以，要实现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变迁，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只能采取外围突破的方法。此种方法借以发挥作用的要素来自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激活自由型市场要素。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改变后，农村繁荣起来了，农村搞多种经营了，由单一性的自给自足经济进入一个商品化经济”［10］。自由型市场要素首先在农村复活，它的复活在政府的预料之外，撬动了乡镇企业的产生。［11］同时，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以此为政策指引，在牢不可破的城市边缘——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出现以苏南地区最为先导。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大问题》中指出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工业化转型导致城市衰落的原因，即“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销售，小城镇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从小城镇方面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搞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的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留不住居民，人口下降”［12］。同时他也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13］加之，“文化大革命”导致大中城市工业企业无法有序生产，“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的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根植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多，农工相辅是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14］。然而由于工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处于衰落的原有小城镇”［15］。基于此，乡镇企业（社队工业）狭处逢生。

社队工业（乡镇企业）所代表的工业化进程，与小城镇的结合，首次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呈现了一条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的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改以来，沿海农村的乡镇企业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所得增长”［16］。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产值以平均每年30%以上的速度发展，上缴国家的税收和利润也以平均每年25.7%与33.2%的速度增长。乡镇企业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同时，乡镇企业也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图5.1）。“中国的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大中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17］(www.daowen.com)

图5.1　乡镇企业就业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由乡镇企业就业结构分布可知，这个时期的乡镇企业仍然受到汲取型城市力量的影响，工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仍然超过70%，最高甚至达到80.1%，达到所有乡镇企业总就业人口的五分之四，呈现一支独大的局面。然而，能够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吸纳能力，仍然在较低水平徘徊，近20年间的年平均人口吸纳率只有15.1%（图5.1）。由于乡镇企业本身就业结构的局限，它无法吸纳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8］，所以，自由劳动力只能涌向大中城市。

同时，1988年到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限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一措施表现在控制乡镇企业贷款数额，压缩基础建设规模，关闭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能源材料、污染严重的企业。［19］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减少了300万人次，到1991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只有9 609万人。［20］乡镇企业的这种变化，促使自由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开始慢慢撬动城市市场要素的复活。

（三） 发展型城市力量的显现

乡镇企业引发的连锁反应，激活了城市市场要素，启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中国的国家转型从以工业化推动走向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城市化推动。［21］农村的自由劳动力开始进入大中城市，成为发展型城市力量的重要触媒。“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告别，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到顶峰后开始衰落。”［22］乡镇企业所释放的农村自由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市场化改革由农村的自由劳动力激发，自由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开始聚集，并在城市中运作。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这推动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渐推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23］与80年代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方式——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不同，90年代开始，中国告别“消费品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一个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新阶段”［24］。也就是说，工业化的逻辑让位于城市化的逻辑，国家意志的逻辑让位于城市自身的逻辑，城市力量开始摆脱汲取型特征转向发展型特征。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将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主要实现形式，［25］只不过这种城市化体现的是城市的逻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告别生产性城市主导的国家转型，迈向生活性城市化主导的国家转型。“城市各行各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市场作用日益扩大，城市经济也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城市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自身，而是成为周边区域的生产、贸易和服务中心。三大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生产部门不再是城市尤其是那些非经济中心城市最重要的部门，贸易和服务部门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城市功能也由单一的生产基地转变为生产、贸易、金融、科教文卫等综合功能的集合。”［26］虽然工业化发展水平从1985年的48.2%到2010年的46.7%，其平均水平仍然高达45.7%，没有多大的降低，但是，与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第三产业得到巨大发展，从1985年的21.6%到2010年的43.2%，增长速度达到了100%（图5.2）。这明显地体现出城市生产性的消退、生活性的提升。城市封闭性被打破、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功能的多样化，都表明城市的发展开始摆脱先积累后消费的汲取型模式，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正式启动。［27］

图5.2　中国三大产业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发展型城市力量表现为四种要素的分化组合而形成的不同于汲取型城市力量的综合性力量。市场要素从计划型向自由型转变，国家开始有限度地退出社会、经济领域，权力要素的主导性作用逐步降低，制度要素开始随着城市的转型，向帮助型发展，城市公民与组织的参与也开始逐步转向积极，这说明中国逐步向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