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大转折点。［1］从此，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国家主权的独立，权力要素摆脱依附性存在，走向独立的民族国家，从此中国通过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路径有了独立民族国家的保障。这是与上一种模式的最大区别之所在。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内部，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市场要素，摒弃开埠城市的自由型市场经济类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并以之为主要手段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随之制度要素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转变为社会主义成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计划经济的支撑下，依靠国家主导的城市空间逐步建立起来。向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目标规定性，使中国走向了一条以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为特征、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支撑的工业化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之路。从晚清到国民时期，中国借助开埠城市实现国家转型的历程随之结束，新的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形成。在这种新的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模式中，汲取性的成分大过发展性成分；从此中国国家转型围绕着城市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模式，即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即使这种转型模式是汲取型的，带有较大的副作用，但是，与晚清和民国相比，它毕竟是一种在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主权主导下，依照自我意志进行的以自我意志塑造的城市来推动国家转型的新模式。(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