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转型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列强在中国建立的“通商口岸”城市，嵌入半殖民地国家的方式被动启动的。帝国体制的崩溃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是在中国的城市空间展开的。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几千年来以农业生产为命脉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城市作为非农业生产的空间第一次进入权力变革的核心，由此成为揭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序幕”［25］。无论是帝国体制内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士大夫为救亡图存而开展的戊戌维新变法，［26］还是底层民众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它们都与城市有关，并且都发生在城市空间之中；城市承载了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愿景，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首要承载者。

开埠城市在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国家转型最为主要的承载体。西方列强将开埠城市作为侵略中国的前哨的同时，也通过开埠城市给中国带来了最为现代化的要素。一方面，现代化要素在开埠城市内部倒逼中国政府开始了适应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制度转型；另一方面，开埠城市将中国带入了世界体系，开启了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序幕。但是，由于国家主权的不完全独立，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成为这个时期的特色，并最终导致国家转型的挫折。

（一） 权力要素与市场要素的转变：从政治的“城”到商战的“市”

对于国内外的学者而言，自近代中国至当下中国的200年间，无论他们的聚焦点是革命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城市都是一个重要学术关注领域。［27］但是，城市这个实体与概念，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0多年间，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是，这200多年间，任何政体都是以它为支撑来推动中国的国家转型。

1840年以来城市力量在中国的最大变化是：从权力要素主导到市场要素主导的过程，从城市的外在形态上，它体现为从政治的“城”到商战战场的“市”的变化过程。传统中华帝国体制下，城市仅仅作为权力要素主导的“城”而存在，城市并不是作为一个“贸易或者市场的中心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军事的、政治的、行政的中心而存在”。按照儒家教义，在传统中国的城市规划上，城墙将城市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的城市统治着周围的农村；在城市内部中心位置的规划中，衙门、孔庙、城隍庙、试场、公廨与官邸等建筑，是其不可缺少的部分。［28］这些建筑体现出，城市不是一个“功能性意义上的行政单位，而是一个至少在县层面上的行政中心。这是传统中国城市地位的决定因素。它不是基于经济交换过程的自然产物，而是一个被帝国统治者设计出来的存在”［29］。

由此可见，大部分中华帝国的城市只能作为“城”而存在。不受官方控制的商业繁荣的“市”，只能存在于城墙的外面，这是儒家重农轻商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农业时代中国城市政治行政中心优先发展规律的必然。［30］所以，“与西欧的城市相比较，中华帝国的城市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而不是因一个经济实体发挥功能而具有重要性”［31］。中华帝国城市与乡村的延续性要大于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性。［32］城市作为一个政治控制的单位而存在，它的重要性也不低，但是，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人文、地理、政治单位排序——“人、家、国、天下”——中，根本没有城市的地位。

这种作为控制单位而存在的城市，以帝国政体的有限形式，统治着广袤的乡村与大量的城市，实现了乡村与城市的交往互动。帝国政体的城市政治结构，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官僚治理结构，以乡村社会空间与自然农业经济空间为平台，建构了历久不衰的城市与乡村结合的中华帝国；它用自己特殊的实现形式，诠释着政治学核心命题的时代性与实践。然而，传统中国的城市体系主要是作为行政中心而设立的，而非基于经济交换，“直到帝国末期，城市的商人仍然屈服于官僚之下，呈现碎片化状态，并没有发展出基于整个城市体系的组织系统，或阶级意识”［33］。所以它的城市化是有限的，它所产生的城市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虽然传统中华帝国也有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城市，但是其城市化的动态过程却是发展缓慢的。城市化是政治所推动，并以政治为中心。这种城市化与城市并不具有自身的发展动力，它的动力系统来自乡村治理体系，乡村凋敝，城市衰落，城市化中断。这种城市化是畸形的，而且无法永续生长，所以，这种城市化是无法持续的，它只能在往复循环中，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地创造大城市，毁灭大城市，再创造，再毁灭。城市虽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却无法在质与量两个方面实现大的突破。这种突破，只有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才能实现。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时间，让它慢慢自我生长出现代城市体系。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通商口岸的建立，完全不同于中华帝国传统城市的商业化“开埠城市”，开始在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具有侵略性，但富含现代因素的列强的入侵使“传统封建社会的国家角色在晚清的租界社会之中退出。……租界的建立，使通商口岸内部出现相对安全且较有秩序的岛状地域，使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地区都市尤其显现其活力与光彩。设有租界的沿海、沿江都市的繁荣，正好映照着传统小农经济下官僚、儒家的中央政权的急速衰落。由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经济的现代化与先进技术尽在一定的范围内被推展，通商口岸地区与内地形成一种截然分明的差异”［34］。同时，通商口岸的租界内外，即租界华界也给人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触。［35］开埠城市由此成为一种别开生面的满含现代要素的“新”城市。

无论对于晚清的官僚来讲，还是对于民国的改革者、革命者与工程师来讲，他们一直热望通过建立一个现代性的统一中国，而避免中国因为王朝的崩溃与外国的入侵而走向分裂的局面。然而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来讲，它由大片的农村地区支撑并由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所领导，只有城市证明，它具备可管理性的社会与政治单位，由此，城市便成为他们实现现代与统一目标的空间与载体。［36］开埠城市所展现出的现代性要素，成为他们实现救亡图存的最好的实验基地。从此，商业化的开埠城市成为中华帝国国家转型的主要空间与承载者。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华帝国城市转型与国家转型的开始；然而，《马关条约》的签订，加剧了这种转型。五口通商的五大通商口岸，在开埠初期只是作为中国原材料的集散地与外国商品市场而发挥商业化作用。但是，《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开厂，这就大大加剧了开埠城市的商品化进程。同时，城中之城“租界”的“行政运行机制和建筑风貌都不同于昔日的城区。租界在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上，完全仿照西方近代城市模式，大大改变了中国封建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对城市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7］。这大大加速改变了帝国官僚对开埠城市的认识，即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向商战的“市”的转变。

开埠城市开始作为对抗西方的商战的“市”，［38］承载晚清帝国的转型，以期保证国家不再继续丧失主权。因为作为中华帝国政治中心的“城”，是国家“农战”的重要承载者，再也难以成为中国抗衡西方的主体力量。开埠城市成为中西直接较量的空间领域。［39］

（二） 开埠城市推动中华帝国转型的微观观察

因应开埠城市引发的传统中国城市从“城”到“市”的变化，从控制农村的行政中心到对抗西方的商战战场的变化，中华帝国在现代城市空间开启了一系列的转型过程。以晚清重臣张之洞掌管的汉口为例，我们可以从一个微观的角度了解晚清是如何在开埠城市改变自身，使自身向更加现代的方向转型的。

汉口作为商战的“市”，从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体现了商战的“市”是如何承载中华帝国转型的。汉口作为开埠城市，始于1858年。列强在开埠城市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买办的产生，使张之洞意识到中国开始打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统治。由此，他基于商战的理念，开始在武汉三镇设立工厂并以之与西方对抗。这其实是古老的中国城市开始走向西方意义上的商业化城市的开端。这种做法加剧了开埠城市的商业化进程。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张之洞开始精简并重设城市管理、治理结构，以应对商业化城市的挑战；这就是开埠城市推动中国国家转型在城市空间的体现。首先，设立新的商业机构：商务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与汉口商务公所的设立是中国国家对城市管理的里程碑，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管理商业的机构，这是中国传统的以政治职能为中心的城市所不具备的。商务性公所在两大开埠城市的设立，可以让晚清政府监视中国最发达地区（长江中游与下游）的商业活动，并且试图重新控制长江中游到下游的贸易航线。这是国家为应对西方的挑战，而在城市中设立的新的制度，它代表了国家转型的新的努力。

其次，国家转型在开埠城市的举措还包括设立适应商战需求的独立行政单位。张之洞认为传统的治理方式已经受到开埠城市中西方列强商业化的重创，并可能进一步损害清朝的国家官僚效率。汉阳面对的对象再也不是它周围的农村了，而是开埠城市的商业力量对行政日益增长的需求，由此他主张在汉阳设立新行政单位汉口，作为独立的政府实体。［40］

从此，“汉口在晚清官僚的眼里，第一次成为合法的‘城市’”。不仅因为它“缺乏传统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例如孔庙、城隍庙等”［41］，同时它与汉阳共用公署。汉口提供了一个并非严格意义上“遵循传统城市设计的例子，它的战略体现在商业之中，这就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使商战成为中华帝国在与西方对抗的过程中的终极关怀”［42］。虽然它本质上是独立的行政中心，但它是因商业化挑战而设，也就是说，它真正变成了商战的“市”，作为承载中华帝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载体而存在。

最后，开埠城市推动晚清国家转型的重大举措是自开商埠。［43］通商口岸开设既久，清政府才认识到闭关锁国无法与西方进行商战，于是主动自开商埠，无论从主观认识上讲，还是客观行为上讲，这都是国家转型的巨大举措。1895年，清政府令朝廷大员为“添设各处口岸”提供政策建议，张之洞主张自开商埠应该以宁波为效仿的案例，建立“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路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募人办理……不准日本人自设巡捕，以免侵我辖地之权”［44］。到1898年8月10日清政府宣布广开口岸的上谕为止，这种个人性建议转变成政府的正式政策。［45］从1898年到1905年，清政府在中国共设立15个自开商埠，“自开商埠一度发展得颇具规模，从时间范围上看，这一发展势头一直延伸到民国初年；从空间范围上看，不仅沿海沿江，而且内地和边疆，都已经出现了自开商埠”［46］。这些自开商埠遍布中国各地，并且都是城市发展水平、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表3.4）。

表3.4　晚清自开商埠*

续表

*自开商埠的数量不止15个。据杨天宏统计，自1899年到1907年中国自开商埠的数量达到36个。参见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113页。
资料来源：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1页。转引自张践：《晚清自开商埠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与不平等条约强迫开设的通商口岸不同，在自开商埠中中国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是独立的，而且取消了土地永久租赁制，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完整。“自开商埠设立以后，晚清再也没有设立租界。”所以，“如果说约开商埠是出于无奈，那么，自开商埠则带有很大的自主性，应被看作近代史上中国对西方做出的一个回应”［47］。可以说，自开商埠的举措，是中国政府在国家主权不完全独立的情况下，为了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主动设法应对的国家性举措。

自开商埠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的城市战略与国家的城市行为。这种国家战略表明城市的概念已经在中国统治者眼中发生彻底的改变，在与西方对抗的意义上，它再也不是作为统治中国农村的行政中心，而是作为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商业化城市而建立。虽然一些商埠没能开成，但是，绝大多数已经自开的商埠是因晚清封疆大吏的奏请而开设；同时，这一自开商埠的理念也是封疆大吏自己提出的。这种主动的国家性城市行为，使中国的城市成为国家吸纳现代要素的主要空间与载体，支撑起了国家的现代转型：“不少城镇开埠前只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和人群聚集消费的场所。相当一部分被称为‘城市’（city or town）的地方，大体上是有‘城’（place within the city wall）而无‘市’（market），或者城与市未能融合为一体。”［48］开埠之后，开埠城市的城市人口、市政建设、公共设施、市政规章制度与城市功能都朝向“西方意义上的‘城市’（city），或者在语言学意义上已经从market转化为city的‘市’”［49］。这个时候传统中华帝国借助开埠城市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世界市场。“商业促进工业发展，工业又为商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由是国际性通商贸易与近代工业发展在自开商埠形成互动关系。”伴随着这种工业化过程，城市化过程得以开启，“大量工商业者和工人涌入自开商埠，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社会构成与职业构成”，“四民”社会逐步松解，市民群体逐步形成。［50］这个过程很类似于英国城市化推动国家转型的过程。

从建立商务性公所，成立独立的因商业需求而设立的行政中心，到自开商埠，这一系列的国家在通商口岸的行为，表明“清政府已经作为一个领导角色，积极地干预商业发展”，并且可以使国家保持“主权独立与经济权力”。晚清政府对于城市概念的转变，反映了“帝国在现代化时代对自身的想象与设计，到19世纪晚期，在洋务派官员眼中，中国的城市已经被看作是与西方强权对抗的‘商战’战场。帝国城市再也不是作为建制化的政治与军事工程，而是在相对的经济与科技水平上发生转变”［51］。

这种开埠城市推动国家转型，在微观方面体现为三个特点。国家在开埠城市的一系列微观的国家活动，正是开埠城市倒逼国家转型的重要体现。第一，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行为主体以帝国官僚与政府为主。这个时期中国缺乏现代的政治组织，尤其是政党；所以，在地方开埠城市层次，思考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执行国家决策，推动国家转型的行为者以帝国官僚为主体。［52］从自开商埠统计表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广东香州的自开商埠计划是官商筹办，有民间社会的商业化力量参与外；还有湖南湘潭社会人士的反对自开商埠行动，也是社会力量的参与，即使这种参与是一种退守传统的行径，对国家转型无益；其他13处自开商埠都是由国家机关与地方封疆大吏提出决策并执行，占到自开商埠数的86.7%。由于其自身行政职位的规定性，他们是最先在开埠城市感受到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冲击，并且希望在现代的开埠城市空间作出反应的人群；他们的反应虽然是基于个体的，但是却代表着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国家转型行为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另外一个例子说明政府是开埠城市中推动转型的重要力量。作为东南重要商业城市的福州，开埠前，商业力量发达，民间社会力量也十分强大，但是开埠后福州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政府。“政府在城市经济、城市建设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起了主导作用。从道路的开辟到西湖的整治，几乎都是靠政府组织进行的。连福州的汽车公司也有政府官员的背景。”［53］福州的例子更说明，在开埠城市中，国家以现代性的城市要素为支点，撬动国家转型过程的开展。

第二，借助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过程体现为“在传统中转型（transform within tradition）的模式”［54］。无论是自开商埠的大胆举动，还是要与西方进行商战的前沿理念，都是在一个框架中进行的，那就是在传统中转型。这是与国民党利用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比较而言的。“民国时期的具备更高现代性的城市规划，是想努力打破帝国传统，然而，清政府在开埠城市的努力却代表了另外一种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经验，它既不是一种完全的基于本土的模式，也不是一种完全的对西方的模仿。这个过程时时刻刻体现着深埋于帝国城市传统的儒家原则与西方入侵带来的商业压力的妥协。”［55］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商业利润，而是深深根植于儒家传统的天下国家理念，亦即在开埠城市的商战中，重拾清帝国的威严，自强求富。它不是打破传统重起炉灶，而是在传统中寻求变化，虽然，“目前之费虽巨，将来之利无穷”，本质是为了“免治权旁落之患，实于大局有裨，不敢惜目前之费，而忘久远之谋者也”。［56］

第三，开埠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过程是渐进的。既然是在传统中转型，那么，这种变化便不可能是激进的，而只能是渐进发展的。从开设商务性公所，到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再到自开商埠，虽然开放的程度与吸收商业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但是，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渐进性的，它并没有从一开始便从自开商埠起步。由此可见，清政府在开埠城市的国家行为，并不是要以开埠城市的现代性要素改变整个国家的属性，而是要以开埠城市为载体，将一些制度创新吸纳入国家内部，变孱弱的中华帝国为具有渗透性的、高效的，并且高度整合性的制度结构。它是用开埠城市对抗西方，再使国家吸纳开埠城市，总而言之，是一种渐进的国家转型。

（三） 开埠城市推动中华帝国转型的宏观观察

中华帝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传统农业国家，所以它的城市化率是非常低的。经过对一系列统计数据的收集分析，姜涛得出组成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士农工商的占比，分别占总人口的4.04%、83%、6.40%、6.89%，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57］包括姜涛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化率大概保持在10%左右，历尽五千年虽然有起起伏伏，但是一般稳定在这个水平。［58］(www.daowen.com)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升是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这被许多研究者所认同，例如行龙统计的城市化率：1820年为6.3%，1840年为6.5%，1893年为7.9%。［59］这与赵冈统计的数据大体相近。［60］

表3.5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

资料来源：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1页。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如表3.5所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城市化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53年时间城市化率从6.7%上升到8.2%，增加了1.5个百分点。甲午战后到抗战前的近四十余年时间，城市化率提升了3个百分点”［61］。这都说明从19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这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一个转折点。从时间与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上，我们很容易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入侵中国、被迫开设的开埠城市，以及由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城市化过程，是将古老帝国的城市化发展引向上升趋势的重要因素。

虽然开埠城市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名词，但是，我们也不能将开埠城市的客观现代化功能抹杀。与中国国家转型相联系，其实它是中华帝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最初场域。根据熊月之的研究：“大陆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说到租界，除简单描述租界的历史沿革，就是单向性地指斥其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国中之国’、‘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等。”［62］他认为开埠城市的影响只是具有侵略性的一元化作用，而没有看到开埠城市的另一面。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一批学者突破了这种一元化的思维，认为开埠城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是复杂的，不仅仅是带有侵略性，而且具有客观的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63］从国家转型的意义上讲，开埠城市为中国带来的是现代性要素，是中国转型的最初承载者，具有推动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

即使以“中国中心观”而闻名中外的柯文（Paul A.Cohen），也认为开埠城市虽然是在列强侵略冲击下而建立的通商口岸，带有侵略桥头堡的性质，但是开埠城市也具有其客观作用。他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并没有将“冲击回应模式”一笔抹杀，而是主张界定这种模式的解释力范畴，即将其约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外层带”——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的海关、兵工厂、船坞、留学生、使节等事物。显然，他隐晦地认为开埠城市对于中国来讲，也并不是完全有害的；否则，他也不会煞费苦心地将近代中国历史分成三个不同层带（zone）——最外层带、中间地带和最内层带；［64］而不是或者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冲击回应模式”。

客观的城市化率数据与学者对客观的开埠城市的研究，都证明了开埠城市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重要作用。即开埠城市的出现，尤其是作为首位城市的开埠城市的出现，使城市作为新出现的体制在整个中华帝国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开埠城市以经济的方式，使城市成为一种手段，使得专业化的亚区域地区融入全国的经济网络。从一定程度上说，开埠城市“成为活动和创新的中心、交通网络的节点，良好的可达性使得这里的公司能够很容易获得本土化和城市化的规模经济优势。城市周围的农业企业变得更加有效率。大城市周围分布着前景看好的商业化的区域”，而它们周围那些“可达性不好的外围地带的经济则是落后的，停留在生存状态”。［65］我们可以说，这是从开埠城市带来的现代要素的意义上讲，城市对于近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

自1840年五口通商以来，开埠城市成为古老中华帝国的新现象。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即达70多处（其中半数以上在19世纪末以后开放），而中国自开的商埠还不在内”［66］（表3.6）。

表3.6　近代中国被迫开放的中国通商口岸

资料来源：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4页。

从1840年开始到1916年，中国被迫陆续开放的开埠城市最终形成区别于中华帝国传统城市的新型城市，并且形成城市体系。［67］这种开埠城市体系，大部分位于东部沿海，而且它们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城市，它们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的一部分。［68］这就决定了开埠城市的开放性与现代性性质，这种开放性与现代性正是它们能够承担起推动中华帝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本质所在。

开埠后建立的开埠城市既然是中国转型的推动者，那么，开埠城市是否改变了中国的既有城市体系，开埠城市代表的现代城市要素是不是塑造了中国的中小城镇，甚至广大基层农业社会，也就是说，开埠城市仅仅影响了自身还是改变了整个中国，这是开埠城市推动中华帝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最为重要的几个面向。如果不能影响整个中国，那么，开埠城市即使是作为中国最为现代性的要素，它也无法推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完成现代国家转型。

传统中国的城市分布体系决定了开埠城市是推动中国转型的重要力量，但是，它们却无法改变传统中国既有的城镇体系。一是因为开埠城市是新城市，具备了最为现代的世界资本主义要素。二是因为中国城市体系的两极城市集中分化，中间城市稀少。顾朝林在《中国城镇体系》一书中认为商埠城市是中国近代城市种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商埠城市是具备现代要素的城市类型，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但是，终究因为中国近代城市的两极分化与区域不平衡，大城市与小城镇居多，中等城市较少，沿海城市发达，内陆城市落后，最终导致集聚了现代性要素的商埠城市无法使传统中国的城市体系实现现代化，也就无法带动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69］认同这种观点的还有研究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专家吉尔伯托·罗兹曼，他认为：“中国城市网络在为农村居民服务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效率，但在同时，若从为下一个时期聚集资源的要求来看，那它把资源输送到大城市的能力就显得十分有限了。”［70］这就是说，与农民最具有直接关系的小城镇在中国发展最为充分，所以能够有效地发挥服务农村的作用。但是，小城镇却无法将资源输送进大城市，这是因为中间城市的网络断层。这种两端极化、中间断裂的传统城镇体系，决定了开埠城市是无法从整体上改变中国城市的既有格局的。

虽然这个时候，开埠城市已经使原先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商业大城市得到质的飞跃与迅速的成长，但是这些开埠城市并没有带动中小城镇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网络还没有触及中国的农村，还无法动摇中国“村庄的相对稳定和繁荣”，“在建筑、消费方式和学术文艺的繁荣等方面，城市对于悠闲的拥有土地的精英们，显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71］这已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开埠城市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只是在列强入侵之下，受资本主义现代要素的影响改变了自身，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与农村，现代城市要素对于它们来讲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那些土地精英们不仅从来没有接触过充满现代性要素的开埠城市，更何谈对他们的吸引力。由此可知，这种开埠城市的自身优势（具备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要素）与自身劣势（无法影响中国广大的中小城镇与农村）造就了清政府以开埠城市为转型动力的模式。

开埠城市虽然是晚清帝国借以推动国家转型的城市阵地，然而开埠城市中的东部沿海城市是其主体。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只能在东部的通商大城市进行，因为内陆中小城市并未发展起来。五口通商以后，以及后来沿海开埠城市建立后，海运替代了漕运，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出现衰落。铁路的开通使市场中心向铁路沿线发展。［72］天津的开埠以及上述交通的影响，使天津由一个国内贸易城市转变为国际贸易城市。［73］更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的变迁，长三角城市体系的中心从苏州府转移到了上海。［74］由此，在传统帝国便是重要港口城市的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现代要素影响最大的地方。这些开埠城市大部分是在“开埠前的长期传统经济条件下的国内贸易节点，其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在长期残酷的经济选择中优胜劣汰下的区位优势节点”［75］。所以，这种城市不易衰落，最适合于作为资本主义的原料集散地与商品销售市场，成为接受西方现代性要素最早的地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承载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力量。

同为开埠城市，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大。一般说来，东部开埠城市比中西部开埠城市更易于成为资本主义现代要素的影响地，也更易于成为国家转型的推动力量。如戴鞍钢所说：

东部因其相对较有利的经济基础、物产状况和交通条件，成为列强着意经营的地区，上海、天津、广州和香港，分居华东、华北、华南进出口贸易枢纽港地位，其中上海更是独占鳌头。综观西部口岸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交通闭塞的内陆边远地区，列强更多的是把它们作为殖民侵略的据点而非商贸经营的重镇，所在省区的进出口贸易商品流通大多被吸纳入东部口岸的市场运销网络。在这种贸易格局下，西部内陆边地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和口岸经济一直未有很大起色，对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就难有如东部口岸那般较明显的促进和带动效应。［76］

其他城市虽然没有这么幸运，但是也没有这么痛苦。没有这么幸运，是因为其他内陆中小城市无缘接受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影响，从而走向世界；没有这么痛苦，是指其他内陆中小城市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无需背负殖民地的屈辱。以西部重要城市重庆为例，在开埠之初，重庆因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基本上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城市自身的传统体系，还是作为中国农业经济网络中的一环而存在。［77］所以，重庆的案例说明：“开埠并非造就一个全新的贸易网络，仅仅是对原有体系的改造和补充，且其影响力并未深刻影响底层的国内流通。而且，在中等商业城镇（中间市场）到基层农村集市这一个级别的国内商品流通过程，基本未受到开埠的冲击而保持原来的传统状态。”［78］开埠城市中的现代要素无法影响中国的极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依然故我，仍然是作为传统中国的一部分而存在，所以，中国的极大部分地区与开埠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关系不大。

王哲指出开埠城市只是对中国原有城市体系的补充，而没有进行全面的改造。这从面上、数量上，以及城市的分布上来讲，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开埠城市的这种效应形成了顾朝林所讲的：“数千年来封建社会条件下‘欲开欲闭’的机制被彻底打破了。城市间、城镇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使城镇体系核心由政治、经济合一，逐渐演化为政治、经济、交通、贸易中心的分化，一个以沿海、沿江城市发展轴线为主体，具有分区中心城市的现代城镇体系基本框架形成。”［79］

然而，随着中国技术的进步，在铁路、内河航运将中国的大中小城镇，甚至农村都联系起来之后，中国的城市体系面临着被开埠城市重新洗牌的命运。这种重新洗牌不仅指向城市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是指向城市从传统的中华帝国的政治性城市，向具备现代资本主义要素的新型城市的转变。这种质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全新的改造。这种全新改造就可以使由开埠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走向更加深远的方向，然而，历史毕竟没有留给清政府更多的时间。

（四） 开埠城市：中华帝国与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以晚清由开埠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为例分析，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的国家转型，具有不可避免的导致转型挫折的基因，即权力要素的依附属性。［80］

清末，东部沿海的开埠城市，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开埠城市（例如上海），还有一些首位城市（例如北京、武汉），成为推动中华帝国国家转型的主体。这些城市是通商性的，具备开放性现代性的城市要素。然而，由统计数据可知，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帝国的省会城市，这样它们必然会被纳入帝国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即使不是省会城市，它们在正统性上同样是属于中国的，只不过暂时租借而已。看起来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城市没有区别；然而，“列强通过条约特权和其他种种治外法权，尤其是所谓‘国中之国’的租界的设置，还是逐渐掌控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命脉”［81］。这导致这些开埠城市虽然处于晚清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它们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城市，因为与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连接，它们成为世界城市，而非中国的城市。这导致“新的城市体系与旧体系分庭抗礼，相互纠缠制约。旧体系要竭力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新体系却要强行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秩序”［82］。

以现代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来讲，姜涛认为，这种新城市体系与旧城市体系的相争，是中国想要赢得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努力，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意欲殖民中国之间的斗争，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城市与国家转型的视角切入，实际上这两种新旧城市体系之间的斗争是传统中华帝国与现代中国国家之间的缠绕。旧城市体系是中华帝国的象征，而新城市体系也是属于中国的，只不过它已经被纳入世界，接受了世界现代化要素的塑造，成为区别于旧城市体系的新城市体系，它代表新的现代的中国。晚清政府从消极对待开埠城市，认为它们是丧权辱国的象征，到把它们当成商战的战场积极介入，再到主动开埠将它们看作自身的一部分，这表现了国家在开埠城市体系空间中的自我转型。

这种国家的自我转型，是从新的开埠城市体系内开始的。但是，历史表明，它并不能在开埠城市体系内完成。一方面是因为开埠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华帝国自身形成的具备较高商业化水平的大城市，它们底子好，更易于接受西方的现代性要素，例如自由市场、现代的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但是，囿于地理、技术、文化、经贸网络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同西方城市相比较，中国传统城市封建色彩浓厚，到了近代，尽管有上海等这样的城市兴起，中国城市也不能担当起近代化的重任，而是淹没于中国农村的汪洋大海之中”［83］。

这些西方现代性要素只能渗透进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对于中西部的中小城镇，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它们无能为力。这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著名汉学家罗兹·墨菲（Roads Murphey）所说的：“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84］相反，开埠城市只是发挥了榨取资源、攫取利润的作用。所以，开埠城市虽然集现代性要素于一身，却无法将这种现代性要素惠及广大的中国，［85］反而使现代的更加现代，落后的更加落后，造成了开埠城市对于内陆广大地区的变相内部“殖民”。所以，晚清以开埠城市为载体的国家转型会走向失败。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开埠城市毕竟是列强主导的。虽然它是现代性要素在中华帝国的第一次出现，呈现出“既在中国，却又不是中国；位于东方，却是在意象上联系着整个亚洲的‘神秘东方’”［86］的最先令中国人徒生羞耻，然后又让中国人向往的景象。同时，又如一些学者说的：“颇有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蓬勃姿态。”［87］但是，毕竟中华帝国在开埠城市中缺少国家主权的存在感；亦即开埠城市本质上是依附型的，城市空间中许多国家主权的丧失，只能使国家自我转型由列强所主导，国家无法在其中培育能够自我掌控的城市力量，这种致命性缺点最终导致晚清政府依靠开埠城市体系转型的失败。这也是造成第一方面失败的重要因素。

这种失败从而引发中国的下一步国家转型，当然，紧接下来的中国国家转型依然要依赖城市，因为城市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要素、空间与力量。然而，明确的是，中国不能再依赖西方列强主导的缺少国家主权存在感的开埠城市了。由此，在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的国家转型模式中，国民党必须对城市，尤其是开埠城市有新的作为，否则，中国的转型还是会遇到坎坷与阻碍，甚至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