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国家的国家转型一般属于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范畴，因为它们大多是从殖民地状态被动开启现代国家转型的。现代殖民城市在作为宗主国剥削、统治殖民地的同时，也撬动了殖民地的国家转型。殖民地通过现代殖民城市接触到世界现代要素，并依仗现代殖民城市的现代性要素，被动地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国家转型。但是，毕竟作为宗主国的附属性存在，后发展国家依仗现代殖民城市的转型，虽然给国家带来了现代性要素，但是因为主权不独立，只能在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范畴中艰难行进，最终它们发觉只有赢得国家主权的独立，才能培植独立的城市力量，从而自主地推动国家转型。

（一） 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场域：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

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机制的内在本质是同一的，但是，城市力量机制对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转型的体现方式与逻辑是不同的。对于先发展国家来讲，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力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它作为一个相对的独立变量，推动西方国家的转型。城市化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推动了国家转型；从一定程度上说，西方国家只不过是利用城市力量实现了国家转型。

城市商业的发展与城市工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城市商业向城市工业的成功转型所驱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城市力量，［1］承载了先发展国家的国家转型。新大陆的发现带动了西欧国家的商业发展，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并创造了一批商业城市。［2］但是，随着美洲白银的持续性流入，西班牙、葡萄牙逐渐在商业领域没落，沦为消费奢侈品的国度。它们的商业地位被低地国家荷兰取代。荷兰发展出了完整的商业体系，但是，它的商业体系并没有在城市中催生出向工业体系转型的过程；［3］相反，英国实现了这个过程。英国在积极参与西欧商业贸易的过程中，成功地以商业体系带动了城市工业体系的发展，并在城市空间中形成了一个现代的工业生产体系。［4］整个工业生产体系在城市空间中推动了城市化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开展，英国的城市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传统贵族被商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5］形成新的阶级力量体系，即城市资产阶级与城市无产阶级。然后，新的阶级结构与力量开始改变国家体系，英国光荣革命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君主立宪国家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城市推动英国国家转型逻辑的展开。

由此可知，城市商业体系到城市工业体系的良性转型，在城市空间培育了自由型市场要素。市场要素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中的阶级结构，新阶级结构形成了代表新发展方向的阶级力量，它们代表的积极型参与要素向代表旧制度的政治权力发起挑战，从而使帮助型制度要素慢慢在城市空间形成。依循这样一个路径，四种要素环环相扣、步步相应的良性分化组合，进入平衡型城市力量引导的城市发展推动的国家转型状态，从而在英国为代表的先发展国家，形成接近于理想状态的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也就是说，先发展国家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处于城市与国家转型中间的机制：城市力量的发展带动了国家的转型，城市力量发展的深度决定了国家转型的深度。整个过程如图3.1所示。

图3.1　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先发展国家逻辑

以大历史的视角观察，从16世纪开始，整个人类世界处于城市化过程与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在全球化大背景影响下的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发展，在结构、功能以及过程上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特征，但是，“世界上不同区域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和功能组织各不相同，它反映出历史遗存、技术水平、环境和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变化”［6］。也就是说，对于处于不同时空领域的行为体（国家、城市）来讲，城市化过程与城市发展所呈现的形态与逻辑是相异的。这种相异主要表现在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之间。

后发展国家的当代城市化特征很明显地与先发展国家的已有经验不同。作为先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充裕时间，帮助型的制度与强劲的市场不仅形成具备现代性的城市力量，而且允许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渐进地处理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它们是从一个底子较厚实的基础上逐渐解决农村问题的；从1950年到1975年，再到2000年，先发展国家均超过60%的城市人口比重，以及低于0.1%的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便是农村问题得到解决的体现。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面对快速的人口增长、较低的收入水平、很少的国际移民机会，它们的城市化年增长率很高，城市化过程非常快。它们的城市人口从20世纪中叶以后，每隔20年就上升1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最高可以超过2%（表3.1）。

表3.1　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与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布莱恩·贝利：《比较城市化——20世纪不同的道路》，顾朝林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6页。

但是，在后发展国家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农村问题，也就是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7］有些国家，在高城市化率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有些国家，在高城市化率的表面现象下陷入了发展的缓滞，例如拉丁美洲的国家；有些国家，在高城市化率的进程中甚至出现国家崩解，例如非洲的国家。这都说明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不成功的，甚至出现大面积的国家失败现象。

这种表现为高城市化率，却出现国家转型中断或失败的后发展国家现象说明：在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中，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逻辑是不同的。在西方，城市化推动的国家转型是以城市力量机制为基础，以理性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为形态的。“在西方，一个世纪以来的城市化始终与渐进的创新和相互依赖的经济社会变化相伴生。”这种城市化是靠城市力量推动的，它靠制度与技术创新所引起的市场化，将农民从农村纳入城市，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由城市人口增长推动的城市化。与先发展国家相比，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涉及的人口数量更大，增长的速度更快，土地面积更广。但是它们的“工业化远远滞后于城市化，以至于大批的移民主要在城市中寻找最边缘的就业岗位”［8］。城市化并不是以城市力量机制为推动动力的，它只是来源于总人口的增长，表现为以高城市化率的表象衍生出的国家转型而已。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影响“城市化过程的因素包括两个组成部分：（1）国家总体人口的增长（或衰退）；（2）城市人口的增长（或衰退）”［9］。前者导致的城市化发展表现出来的现象称为城市化率，后者导致的城市发展归结为城市力量的作用。

从图3.2可知，从1950—2000年与2000—2050年两个时间段来看，在世界上10个未来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国家，（1）与（2）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50年到2000年间，（1）与（2）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平分秋色的国家有：印度、巴基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菲律宾。（2）在城市化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是中国、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与坦桑尼亚。只有在美国的城市化过程中，（1）起了主要作用。在2000年到2050年间，（2）将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唯一驱动力，（2）将为印度的城市化过程贡献三分之二的力量，与之相反，（1）仍然作为美国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而持续发挥作用。［10］

图3.2　城市化贡献因素比较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1 Revision，”United Nations New York，2012.

图3.2的数据统计说明，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体系，在最初时间段内还并不足以在城市空间因应良性工业化创造的城市发展生产体，生成市场要素所引起的一系列制度要素、参与要素、权力要素的化合变化，从而形成以自由型市场要素、帮助型制度要素、发展型权力要素与积极型参与要素组成的良性城市力量机制，在真正的城市化过程中推动国家转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但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2000年到2050年的预测，说明这些国家在未来50年的时间内，（2）将在其城市推动国家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城市力量机制推动国家转型这一规律性的遵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逃脱。

但是，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这种机制并非随工业化而来的独立发展过程。［11］在很大程度上，在没有先在的城市力量存在的情况下，要想将城市作为推动国家转型的战略性准备，它们必须着手培育自己国家的城市力量。事实证明，这也是它们正在努力的国家事务。虽然，任何国家都无法逃脱规律性的规制，但是，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逻辑，在先发展与后发展国家的呈现还是不同的。

图3.3　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先发展国家逻辑

先发展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与城市发展已经达到相对比较高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与理念，这些模式与理念已经使它们走出歧路，即使这些模式与理念仍然在变化之中。但是，“许多欠发展国家正在经历着过度城市化（over urbanization）过程，这些国家的城市和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可提供的工作岗位和住房可维持的限度。空前的城市化率伴随着巨型城市（mega-cities）的增长，这些大城市在国家城市体系中具有很高的首位性（primacy）和很高的中心性（centrality）”［12］。这种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似乎并没有使其现代国家建设变得更为轻松。

综上所述，将城市力量与国家转型结合起来可知：在当下，先发展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建成的国家体系内部，改善城市化过程与促进城市发展，这是它们的逻辑。后发展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城市力量，以城市化过程与城市发展支撑并推动国家建设与转型，以期以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为着力点建构完整的国家体系；这是它们的逻辑。

（二） 嵌入殖民城市：依附型城市力量撬动后发展国家转型(www.daowen.com)

后发展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通过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过程，是在先发展国家在其殖民地创造的殖民城市基础上进行的。“殖民主义留下的烙印首先是许多主要城市是作为殖民国家的管理中心而产生的。它们新近才从殖民主义中独立出来，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继承了有意识的集中化管理。其结果是，比起西方，政府参与更可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发展中实现。”［13］这向我们展示了后发展国家是如何在殖民城市现代性要素的推动下，权力要素首先实现转型的。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他研究拉丁美洲经济政治转型的著作《中国的城市转型》（China's Urban Transition）中，已经成功地向我们展现了后发展国家是如何通过宗主国嵌入的殖民城市，逐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推动自身国家转型的。

首先是一个初始的殖民城市被建立。这种殖民城市在为宗主国服务的同时，也作为被殖民国家未来开发利用的基础。其次，其他的殖民城市被建立。这些殖民城市会得到集中性发展，因为一些特殊的可利用资源存在这些殖民城市当中，从而形成一定的网络，即使这些殖民地城市的发展是被用来为初始殖民地城市的发展提供腹地的。在这个时候，初始殖民城市将转变成整个国家最具现代性要素的商业中心，甚至是行政、政治中心。再次，工业化与城市化将这些初始殖民城市转化为首位城市，同时，其他地域将被降格为附庸者的角色，为其提供原材料与劳动力。最后，其他殖民城市会借用国家政治手段，纠正政治与经济失衡。如果这种手段是成功的，那么，国家转型会成功；如果不成功，其他殖民城市将会沉滞，极端政治群体将获得支配优势，并最终将作为首位城市的初始殖民城市摧毁，那么，涌向国家发展的波涛将会被遏制。

这部研究性著作还指出在殖民地的首位城市，殖民者的军事与技术能力很快将被学习，殖民地的领袖可能首先得以产生。地方领袖向中心集聚，并且围绕在有雄心与进取心的领袖周围。如果经济殖民与政治殖民并肩而行的话，那么，首位城市地区在获得原材料与其他资源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具领导力的领袖。首位城市的技术创新与社会、经济转型，使中心城市对其他区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有利的“扩散效应”将影响到殖民地的其他区域，从而推动整个殖民地国家轰轰烈烈的向独立民族国家的转型。

对于弗里德曼而言，如果将这种逻辑放到非殖民地的后发展独立国家内部，当首位城市这种效应达到顶点的时候，国家政治发展将会陷于危险的境地，如何实现平稳的国家转型是需要一定的战略的。所以，他提倡一种对于其他地区的分配性投资和服务政策，以防止政治体系因分离而导致的崩解。［14］

这种由首位殖民城市引发的国家转型，使城市地方政府的作用更加重要。当初始殖民城市变成发达的形态时，它成为一种截然不同于国家政府的，具备自身利益的地方体制。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与问题，导致地方行为成为必需，因为地方具有能力在地性地处理这些城市化问题。相反，国家性政府关注将自身的权力延伸于其他地区，以创造国家一体性，最终导致为这些城市区域提供服务的措施遭遇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性政府没有能力为这种发达城市区域提供服务并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因为它自身尚未经历发达城市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性政府的关注点并不在发达城市区域，它认为统一整个国家建立国家认同，是它的当下任务。由此，国家性政府反而将它最应该重视与学习的发达城市区域的事务，交给城市地方政府处理；同时，将发达城市区域的资源作为自身统治，甚至整合其他次发达或者落后地区的资源储备库。

这种国家性政府的行为，导致了一种两方面不讨好，并且两方面都遭遇失败的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景状。因为发达城市区域是引领国家转型的未来所在，是国家性政府更应该关注、服务与学习的方向，是支撑国家转型未来的重要支撑点。但是，国家性政府并没有能力来解决发达城市区域的问题，也没有能力提供发达城市区域推动国家转型所需要的资本、知识、独立的城市政治权力，以及受到保护的民众利益等等的一系列软、硬制度总环境。相反，为了建构统一的国家形态，国家性政府从发达城市区域攫取资源，将其用于效率较低的次发达或不发达地区。这种“平衡化城市—国家转型战略”，导致发达城市区域在推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受到双重损害：（1）城市问题的城市地方政府在地化处理，而没有国家性资源的支撑；（2）城市发展资源的国家性强制配置。虽然，国家性政府在其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战略中以为，这种是正确的以城市为支点推动国家转型的战略，然而，实践证明在没有完整、独立国家性政权的前提下，这种“平衡化城市—国家转型战略”无法建构健康的城市区域，从而在城市中建构现代性要素以推动国家的成功转型。

现实的发展往往是“殖民政权不允许强有力的本土领导阶层的发展。虽然工业原材料的收集、囤积、出口需要高水平的组织和商业技巧，按照殖民关系的逻辑，从事这些工作的机会被严格控制，仅限于宗主国与大都市的公民。事实上，很多独立后的领导人是在民族主义或寻求独立自主的革命运动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虽然他们具有西方教育经历，而且思想上通常还深受西方19世纪城市化模式的影响”［15］。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人眼中，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一般民众，首位城市的主导性是具有寄生性的（parasitic）。但是，严格地讲，正是这一事实推动了后发展国家的转型、成长与发展。首位城市对于劳动力与资源的集聚作用，使现代技术向一个有外在经济体的经济因素存在的地方的转移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城市提供了促使国家统一所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可能。从一定程度上讲，殖民掠夺为国家的统一提供最初动机的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16］但是，就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国家自身立场来讲，这种动机是物质上的、技术上的和现代性要素上的，而非心理上的、意识上的和精神上的。以这种情形为基调，来理解马克思对于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观点——“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17］，是再合适不过了。殖民主义者以为，他们以城市为据点的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掠夺，是为了将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种以建立具备现代性要素的首位城市为据点的殖民活动的过程，也是以城市为现代支撑点，推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这虽然是歪打正着，但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殖民地国家的国家转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出现变化。最开始宗主国慢慢放弃了对它们创建的“城市议会政府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西化了的官僚精英的控制。只在极少的案例里，议会的民主政治还在运转。大多数殖民地国家迅速转向一党政府或转向充分的独裁统治。这种充分的独裁统治或者由革命精英领导，或者由军事集团把持。革命精英们以现代化为己任，一般都有一点潜在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指导着他们试图改造社会基本结构，改变城市化整个社会背景”［18］，从而引导国家转型。由此，国家转型开始以城市空间为中心发展起来。同时它也导致了一定的问题，亦即“城市正在成为新的政治精英们尽力促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要中心。这种新的中心是一股吸引人们进入城市的力量。城市成为象征，从过度拥挤的乡村地区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流，特别是年轻人，其结果只是发现乡村贫困被城市贫困所替代”［19］。这种后发展国家以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路途还遥遥无期。

殖民国家的首位城市增长的作用，可以被看作城市生活在欧洲决定性影响的延展。在中世纪，城市的增长打破了封建模式，并且使民族国家的出现成为可能。与城市的增长相伴，“作为对具有规则性的贡品或税收的报答，城市创造了秩序”［20］。这种欧洲中世纪模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遵循——殖民者以首位城市为基地，压制国家的其余地区；创建一个城市政府单位，这个单位起先是压制性的，后来却成为稳定政府的基础。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殖民国家的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战略，是在民族国家不具备独立主权状态下进行的；这与中世纪欧洲城市推动国家转型不同，因为城市具有自治权，而且没有外在的封建坞堡的殖民。

我们可以就上述论述作一般性的归结，即殖民地首位城市区域与后发展国家的国家转型紧密相连。它们的国家转型一般是从这种殖民城市开始的，虽然，殖民城市是宗主国掠夺殖民地的前站，但是，殖民城市的发展也给殖民地国家通过现代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提供现代的要素与可能的条件。

（三） 数据分析：后发展国家重视城市力量的培育

后发展国家通过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逻辑，与先发展国家不同。因为未能以城市生产体系生产出独立的城市力量，从而推动国家转型，所以它们的城市化往往表现为短时期内伴随较高城市化率的高速城市化过程，但是，国家转型的过程却是坎坷漫长的（表3.2）。

表3.2　先发展与后发展国家城市化的主要时间段、城市化率与城市力量

资料来源：Kingsley Davis，“The Urbanization of the Human Population，”Scientific American（1965），in Richard T.LeGates，Frederic Stout，The City Reader，5th Edition，2011，pp.20—30.

以哥斯达黎加与墨西哥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虽然外在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4%、50%，但实际上，它们的真正城市化率只有20%与22%。同期，因真正的城市力量而促使的城市化表现在发达国家之中便是“农村居民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在下降”。例如法国，它的“农村总人口在1846年是2 680万，1926年下降到2 080万，1962年是1 720万，而同期法国的总人口却在增长”。而就美国来讲，在美国，“农村人口从未增长过，一直持续下降。今天，美国的农业人口是其1910年的五分之二”［21］。

然而，发生在瑞士与法国这些先发展国家的上述状况，在当今的后发展国家中并没有出现。它们反而遇到了两难困境：“如果不从农村大量移民出去，农村将滞留大量失业农民。如果加大农村移民量，城市的超快速增长也是灾难。”［22］也就是说，不从培育城市力量的根本着手，一味地追求“只要人口增长，城市就会扩张，不管城市化率是上升还是下降。有些个别城市的规模极度扩张，使得一些大都市相形见绌，看上去像个小镇子”［23］的盲目城市化行为，是追求非城市力量机制主导的以城市为支撑的国家转型模式的最形象的体现，它最终将导致国家转型的挫折，甚至是失败。这种挫折与失败，首先是城市力量萎缩导致的城市失败，然后是城市失败导致的整个国家转型的失败。

正是在这方面，世界大多数的后发展国家，并没有重复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城市增长与经济进步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亦即城市力量吸收富余劳动力从事生产和服务，再反过来促进农业现代化，从而推动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然而，现实世界的发展也并不都是充满灰色的。令人们欣慰的是，它们其中的大部分国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开始重视培育城市力量的问题。

面对与城市化转型相联系的机会与挑战，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思考以城市人口空间的布局为代表的城市发展与国家转型问题。虽然就世界总体来看，2009年，83%的国家表达了它们对这一事项的关注，比20世纪70年代的89%低了6个百分点。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128个国家都希望采取措施改变现状，占总体比例的86%；85个国家希望进行较大的改变，占总体比例的58%；而只有28%的国家希望进行较小的改变。同时，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只占到72%和29%，远远小于发展中国家（表3.3）。“非洲与亚洲的国家对于这种城市化发展最为不满，希望对此作出较大改变的国家比例分别为75%与57%。在拉丁美洲、大洋洲和欧洲，这个比例大概为40%。”［24］可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加期望调整城市发展方式，培育更加良性的城市力量以期推动国家转型的顺利进行。

表3.3　对于城市发展是否调整的观点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09，Sales No.E.09.XIII.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