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已经历过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端于欧洲，以英国为代表，与工业革命发展相伴随；175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为20%，到195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历时约200年。第二次浪潮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的城市化；186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为20%，1950年达到71%。第三次浪潮发生在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南美诸国在1930年的城市化率为20%左右，到2000年也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历程。［88］

在第三次城市化浪潮的时间段中，中国不仅经历着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也经历着惊心动魄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国家转型过程合二为一。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国家转型是由城市所推动的，它体现为多维性与多次性，具体体现为城市推动的三次国家转型。这三次国家转型，分批次体现了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型的演进。

（一） 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中国的第一次国家转型

中国的第一次国家转型是从清末开始的。清朝末年，帝国主义以其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中国开始了被动的国家转型。这种被动国家转型最先开始的领域是城市。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过条约，国外资本力量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设立，迫使中国古老的城市发展逻辑开始接受现代西方要素。其实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无意识地通过通商口岸推动国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上海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推动中国转型的城市。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有意识地主动通过现代城市建设，支撑中国的国家转型。中国在由国外力量作用而形成的城市基础上，建设带有自身国家意志的现代城市，并希冀以其承担起国家转型的重任。1927年到1937年间，国民政府有意识地借助通商口岸推动国家转型，由此，现代制度在城市中建构。中国仅仅在有能力建设城市的时候，才开始自觉地利用城市推动国家转型。

这个阶段的中国国家转型体现为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在这个阶段中，城市力量的组成变量具有自身的特色。由于中国沦为西方强权的势力范围，国家主权支离破碎，这在通商口岸城市呈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国家主权不独立，权力要素表现为依附型，同时，参与要素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市场要素是由国外资本创造的，由此体现为自由型；但是，通商口岸城市成为外国的商品销售市场与原料转运场所，因此无法完全成为中国国家转型的积极性力量。通商口岸城市的各种制度并非传统中国所生发，虽然具备一定的现代性，但是它并不是帮助型的，而是抑制型的。由此，它们的分化组合形成中国的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二） 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中国的第二次国家转型

中国的第二次国家转型开始于1949年，与第一次转型相叠加。也就是说，中国国家转型不仅仅需要从传统向现代迈进，同时需要在这个转型中加入社会主义与工业化的因素。由此，中国的第二次国家转型的特点体现为二维特性：（1）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2）实现工业化。在二维国家转型的制约下，国家必须改变第一次国家转型中形成的城市架构，通过对城市进行全面改造，支撑整个国家转型，因此，这个城市改造的过程与国家转型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同样是推动中国国家转型的重要载体。

然而，1949年对城市的改造造成了很多城市发展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城市并非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而是按照政权的逻辑发展。国家以自身的意志布局大型国有企业，以期通过国企化城市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转型；通过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期建立城市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基础，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型。然而，“大跃进”失败之后城市萎缩，现代化的努力受挫，中国的国家转型遭受极大挫折。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城市呈现公社化特征，或者说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社。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中国开始理想化地建构工农商学兵一体的城市，城市失去了多元发展的活力。经过“上山下乡”运动后，中国的城市开始萎缩。(www.daowen.com)

这个阶段的中国国家转型体现为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在这个阶段中，城市力量的组成要素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真正独立，成为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具备国家建设的最基本条件。因为国家主权的独立，权力要素摆脱依附型，但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而呈现汲取型；同时，参与要素呈现非自愿的被动消极型。计划经济的实施，令市场要素呈现计划型；因适应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而建立的各种制度，主观上要为国家转型提供制度环境，然而，客观上却有诸多不顺利之处。由此，四种要素的分化组合，形成中国的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在经过第二次转型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得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国家转型却并未完成。新中国用社会主义制度替换了国民政府的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支撑国家转型的具备现代城市力量的城市却并没有发展起来，基于此，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型。因此，中国必须启动第三次由城市力量推动的国家转型。

（三） 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中国的第三次国家转型

中国的第三次国家转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第三次国家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通过培育具备现代、良性城市力量的城市支撑国家转型。第三次转型不再仅仅执着于城市的社会主义属性，而是根据城市的逻辑建构城市，通过培育城市力量，建构国家转型的现代城市空间。（2）通过城市力量向农村渗透的城市化过程支撑国家转型。第三次转型过程中的市场要素虽然源于农村，但是它的确立却是以城市为空间。中国的第三次转型虽然从农村生发，但却是以城市为空间与载体，国家通过城市力量向农村渗透的城市化支撑国家转型。（3）人的城市化。第三次转型中的城市化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土地的问题。通过人的城市化，拉平以城乡区隔为基础的市民与村民的差距，建构以人为本的城市，在城市空间中从人的向度方面推动国家转型。

这个阶段的中国国家转型处于从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向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转变过程。在这个阶段中，城市力量的组成要素具有自身的特色：“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巨大危机，发展成为解决危机的有利途径。由此，中国举倾国之力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启动了一系列转型过程。这种发展模式使权力要素带有明显的发展型特色；参与要素也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慢慢从消极被动走向积极主动。市场要素虽然因市场化转型而体现显著的自由型特点，但是国家干预力量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制度要素开始被多元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倒逼走向帮助型。由此，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四种要素的分化组合中，开始从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向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充满了许多艰辛与未知，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要培育平衡型城市力量，还需要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

中国的案例不仅具有自身的特色，而且体现后发展国家通过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一般特征。前者体现在为城市力量推动的中国国家转型的前一个转型阶段决定着后一个转型阶段，即第一次转型决定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决定第三次转型。后者体现为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地体现为四种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中国的案例从一定意义上说明，后发展国家要实现成功的国家转型，关键是要建构有效的良性现代城市力量。城市力量不是城市与力量的简单式物理叠加，相反，城市力量是一个现代化的要素。城市力量不是物理的空间的概念，而是现代化要素的复合代表。城市力量映射下的城市不是一种具体的生活形态，而是一个复合性概念，这个复合性概念包含了人类文明的所有现代性要素。所以，在后发展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城市不仅仅作为空间、物理的支撑，更是作为现代文明的集合性要素起到支撑性，乃至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