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城市化率只是城市发展与国家转型关系的外在表象。那么，真正连接城市发展与国家转型的机制便另有所在，即城市力量机制。

（一） 城市力量：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机制

综合上述研究可知，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的绝对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不是同一的，它们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从国家转型的角度分析，城市化率是指在权力或者资本的迫使下，城市人口增长所引起的总人口的增长；而先发展国家展示的城市发展则是在一系列国家性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转型。在前者的过程中会出现高速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与高城市化率，例如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数量的增多、城市容量的增大，以及城市化区域的扩大等，但是，它并不一定出现国家的平稳转型与发展，晚近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现代的拉丁美洲转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后者的发生过程中，一定会包含前者发生的所有现象，例如高城市化率，但是，它也包含前者不一定发生的现象，例如英国所展示给世界的伴随着城市化高速发展而来的国家的平稳转型、发展与成熟。相较于前者，我们将导致后者发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城市力量机制的作用。

城市力量机制打破了城市化率越高，国家转型就越成功的表象。按照国家转型的三个过程性要素来看（见第一节），即使城市化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也可能存在国家转型失败的情况。因为国家转型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必须依靠城市力量的支撑。中断国家转型进程的“中等收入陷阱”［58］的例子，就是城市力量机制无法承担国家转型的最好证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城市化率达到57.1%，而且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00—5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现象表面上是指发展中国家在脱离了贫困以后，长期陷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象。［59］实质上它指的是拉美国家转型过程的中止。这些国家虽然城市化率很高，甚至达到了战后世界城市化的最高水平。［60］但是，这种高城市化率并不能支撑起国家转型的三个方面。从城市与国家转型的关系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因为城市力量的量级太小，甚至其性质并不利于国家转型，所以无法支撑并创造国家转型的三个方面，国家转型无法完成最后的跳跃。

由此可知，国家转型成功与否，其中的重要约束条件便是城市力量的培育。从城市力量出发寻找国家转型失败的原因，探寻国家转型成功的要素；同时，为发展中国家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推动的国家转型提供有力的借鉴，正是本书的出发点。

（二） 城市力量及其组成要素

城市力量（urban power）是城市发展推动国家转型的内在机制，城市化率只是城市扩展带动国家转型的表象，这是因为城市力量的组成不是仅仅以人口为考量的，它包含了融合经济、制度、政治、社会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要素。

城市力量是指在城市空间中，经济、制度、政治、社会等现代性要素（市场要素、制度要素、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经过熔融的复合过程而形成的合力。由此，它可以被抽象为一个具备现代性要素的复合性力量，是现代化要素在城市空间中最综合的体现、最集聚的中心与最基本的平台。

城市力量由四种要素组成：市场要素、制度要素、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61］这四种要素借鉴自汉克·V.萨维奇（Hank V.Savitch）和保罗·康特（Paul Kantor）的概念。［62］如他们所言：这四种要素的划分是从汽车的类比中得来的，前两种要素（他们将其称为驱动变量）提供能量来推动汽车，而后两种要素（他们将其称为方向变量）则将汽车保持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63］

在这个意义上，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是指现代性的与国家性的代表市场与制度的因素，在城市空间的复合型展现，它更多地指向城市空间中国家转型资源动力的供给与国家转型制度的制定、实施，这构成了城市力量的物质技术总环境，是硬的方面［64］，它提供了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原生性动力。

与之相对，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指向政治性的权力因素在城市空间中发挥的导向性作用，与社会性的公民因素在城市空间发挥的控制性作用的平衡性呈现。它更多地指向关乎国家转型方向的城市决策的国家性表征与社会性表征，它们组成了城市力量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得以发挥作用的国家／地方权力与社会／公民权利总环境，是软的方面，它精确定位了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战略目标。

市场要素为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提供“资源、投资动力和工作”。没有这些积极的市场条件来让可用资本增强一个国家转型的城市经济基础，那么转型不太可能发生。［65］它的最为主要的体现方式是资本。

制度即社会规则，包括宪法、法律、国际机制等正式规则，也包括规范、禁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由于观念构成规则，制度本身是观念的化身或者说是固定化（solidified）了的观念。［66］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是指“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67］。制度要素是指城市空间中国家性规则，如宪法、法律等正式规则，与规范、惯例等非正式规则。

权力要素是国家性政治权力在城市层面的展现，［68］在民族国家内部它表现为政治权力，在国际社会它表现为国家政权。它与民族国家政权是否独立紧密相关。如果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那么，权力要素便具备了在城市空间中推动国家转型、创造国家发展的可能性条件，因为民族国家是一切要素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前提；如果沦为殖民地，权力要素在城市空间中会体现为宗主国主权，它是寄生性存在，会损害殖民地国家的国家转型。［69］

参与要素［70］是指城市公民与组织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这种过程会将他们的利益与需求集中到城市制度层面，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约束。［71］它是宏观或者中观维度的城市推动国家转型这一实践过程，在城市公民个体与社会组织层面的体现。［72］

综上所述，城市力量是一种复合型力量。现代城市必须具备这四种现代化要素化合而成的良性城市力量，才能形成支撑国家转型的现代化城市支点与平台，推动国家转型的平稳进行。由四种要素分化组合所形成的复合型力量，构建出不同类型的城市力量，塑造了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不同形态，决定了国家转型的成住坏空。［73］

（三） 四种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从结构与行动者分析框架来看，［74］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以及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这前后两组要素分别代表着城市作为一个单位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限制与行为选择。［75］前两者界定了那些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结构性环境，它指向由比较长时间段的、本质性的和相对稳定的力量构成的，让行为者的行为选择很难克服的结构性限制。［76］后两者界定了那些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行为者选择，它指向能动性、选择机会，以及行动自由。［77］因为行为与结构单独任何一者都无法直接决定转型过程，［78］由此，可以根据四种要素的互动，建构城市在国家转型结构限制下的行为选择模式。(www.daowen.com)

1.要素划分

基于此，市场要素被划分为计划型、中间状态的干预型［79］和自由型。制度要素被划分为抑制型（constrain）和帮助型（enable）。［80］权力要素在国际层面被划分为依附型与独立型，在民族国家层面（即独立型）被划分为汲取型与发展型［81］。参与要素被划分为消极型与积极型。

作为限制性结构的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发挥控制作用，［82］是城市力量能否起到良性作用的根本前提。就如汽车一样，诚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动力系统汽车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行驶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之中只要一辆完整的汽车能够在工厂中被制造出来，那么，它便具备一定的动力系统并能够产生驱动力，只不过动力系统的量级有大小的区别而已。基于此，我们可以判断：在现实社会中一辆完整的汽车必然具备动力系统并能够产生驱动力的情况下，那么，这时起到控制行驶方向作用的方向盘便占据了主导地位，起着根本性作用；它直接决定驱动力的前进方向，方向正确则汽车离目的地会越来越近，方向不正确则汽车离目的地会越来越远。以此类比，在现实世界中，城市一经产生便会具备自身的驱动系统——市场与制度，并产生驱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只不过动力有大有小、有良有莠的区分而已。作为行为者选择要素的市场与制度要素时时刻刻都会存在，决定城市力量的能级；但是，它能否发挥良性的促进国家转型的作用，便需要结构性限制要素的配合互动。也就是说，作为限制性结构的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成为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能否发挥促进国家转型“正”作用的“方向盘”。以历史观察可知，以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作为动力源的城市力量推动的国家转型，在大部分阶段都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国家转型却有成功与失败之分。这说明要确保国家转型能够朝向有利且平稳的方向发展，需要决定城市力量好坏的权力与参与要素发挥控制作用，将市场与制度要素产生的动力“引”到良性轨道上来。

在一定程度上，就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来讲（尤其是在后发展国家的城市空间中），权力要素是参与要素发挥作用的前提。权力要素存在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在国际社会中表现为国家政权，在民族国家内部表现为政治权力。依附型的殖民地不具备推动自身转型的权力要素基础，因为它本质上是依附于宗主国而为宗主国服务的。只有在具备国际行为能力与国际责任能力的独立的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即独立的民族国家范围内，才有可能产生参与要素的条件。也就是说，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参与要素发挥作用的国家性基础；但是参与要素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要素的意向与行为。一般来讲，权力要素对参与要素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在权力要素主动退出的领域才存在参与要素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空间。西方发达国家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福利国家的转型历史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历史［83］，都为此一论断提供了证明。

2.四种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在四种要素中权力要素是一系列要素分化组合的前提。如果国家政权不独立，那么权力要素在国际范围内表现为依附型的殖民地也就无法主导本国的国家转型。即使自由型市场要素作用的发挥带来了最为现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制度要素也仍然体现为殖民剥削制度的建立，这种城市只能为宗主国提供原材料与消费市场，而对殖民地国家本身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要素无法以正规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发挥作用。由此，四种要素分化组合产生的城市力量是依附型的，被宗主国所主导，不具有独立能力，国家转型在不平等条约制约下的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开展，因此，形成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图2.3）。

图2.3　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内部，权力要素体现为民族国家本身的政治权力，被划分为汲取型与发展型。汲取型政治权力限制城市公民与组织的参与，强调全能主义统治。［84］在这种结构限制下，作为行为选择方的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一般会选择计划型市场要素与抑制型制度要素的结合。此时，四种要素分化组合产生的城市力量是汲取型的，国家转型通过汲取型城市力量开展，因此，形成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图2.4）。

图2.4　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与汲取型国家相对，存在发展型国家模式。这种国家的权力要素体现为发展型特征，虽然它对城市公民与组织的参与充满矛盾，总体上不鼓励其参与，［85］但是强调将经济发展目标放在首要位置。［86］在这种结构限制下，作为行为选择方的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会选择干预型市场要素与帮助型制度要素的结合。此时，四种要素分化组合产生的城市力量是发展型的，国家转型是通过实现经济发展目的为依归的发展型城市力量而开展，因此，形成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图2.5）。

图2.5　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除了上述三种模式之外，还存在一种更加理想的类型。从一定程度上说，成熟西方国家所依循的转型模式，与这种模式的接近程度最高。政治权力要素不会限制城市公民与组织的参与，而是将其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使之成为国家转型的一部分，由此，参与要素呈现为积极型形态。在这种结构的限制下，作为行为选择方的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会选择自由型市场要素与帮助型制度要素的结合。此时，四种要素的分化组合产生的城市力量是平衡型的，它们在城市空间得到良性互动，国家转型通过平衡型城市力量开展，因此，形成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图2.6）。

图2.6　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这四种模式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城市与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理论模型。理论模型是“一个命题，它对一组经验资料给出系统的解释”，“同需要对之进行解释的世界有关联的理论，永远不同于那个世界。理论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理论是为了理解世界的某个部分而设计的工具”［87］。现实的城市发展与国家转型是复杂多变的，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不可能巨细无遗地检测所有现实实践过程，它只能在其解释范畴之内，给予一定的典型现象以一定的解释力。这是它的限度所在。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理论可以将现实的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复杂实践简单化，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观维度的历史实践过程与一些典型案例。

四种要素的分化组合形成不同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不同模式中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方式不一样，然而，无论何种模式，它们都是通过城市力量对乡村的渗透而达成的。由此，便可以解释解决乡村问题的真实城市化过程，即真正的城市化不是将乡村转变为城市，而是国家在乡村中培育城市力量。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当下最大的问题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如何将城市力量渗透到整个乡村。这种渗透涉及技术、知识、人才、资本，以及制度的乡村化，而不是仅仅将乡村变为城市。这种将城市力量渗透到乡村的过程，就是城市力量引起的国家转型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城市化不再是简单的城市空间的拓展（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农民不是市场的要素，没有市场的能力，没有制度的支撑，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而是城市现代要素转化为国家转型、社会变迁基本要素的过程。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