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行为体，它是位于利维坦与基层共同体之间的实体，其历史十分久远。从圣地、村庄、要塞到最早的城市聚合，在经过一个巨大的历史跨度后，到现代全球城市的质性飞跃，城市经历了至少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人类用了5 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3］

无论古今中外，国家这一实体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为体。就我们能够触及的现代世界来讲，民族国家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就我们所无法触及的古代世界来讲，如蒂利所说：“五千多年来，国家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强有力的组织。”［4］只不过自古而今，它的表现形式各异而已。

（一） 城市的定义：从国家转型的视角看

城市就像奥古斯丁口中的时间一样：“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事物，是一个人们生活于其中，但却又不知道它的本质属性的事物。由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对城市的定义便五花八门了。

1.城市的定义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与刘易斯·芒福德分别从感性与理性的角度给出了他们对城市的理解。雷蒙德·威廉斯在与乡村对比中给出城市的定义。他认为农村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平、纯真、简单的美德”。城市给人的感觉则是“一个实现中心：学习、交流、光明”。同时，“强有力的满怀敌意的组织也在城市中得到发展，所以城市同时作为一个充满喧闹、世故、野心的场而存在。与之相对，乡村也好不到哪里去，它充满了落后、无知与局限”。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城市的美好印象，他认为城市是“由文明建构起来的巨大建筑、会议场所、图书馆、电影院及高楼大厦”。虽然不同的城市具有很大的外在区别，但是，他认为城市作为上述定义给予他的感觉是一致的。［5］芒福德更加注重城市的抽象功能，他认为城市这种“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脱离以饮食和生育为宗旨的轨道，去追求一种比生存更高的目的”，亦即城市拥有“用来贮存人类文明的成果”的至高功能与境界。他认为城市的革命性变革体现在：“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6］

也有学者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城市进行定义。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从城市起源的社会与政治角度给出城市的定义。他认为城市是“一系列特定的功能整合的制度，最初设计于约5 000年前，用于策划相对平等的、归因的、结构类似的群体向社会分层的、政治上有组织的、基于区域的社会转化”［7］。吉迪恩·肖伯格（Gideon Sjoberg）从物质与经济意义上界定了城市：“城市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人口密度的、聚集了各种非农产业从业者（包括文化精英）的聚居地。”［8］

更有学者从文明的角度定义城市。他们认为城市必须是具备极大人口规模、专业人口结构分化、丰富公共资本、记录和精确科学以及完善的贸易网络的文明综合体。以上五个特征，决定了城市是一种文明。［9］

然而，城市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离开其本质属性。正如诺南·帕迪森（Ronan Paddison）所说：

城市的概念和城市本身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定义城市就必须要先搞清楚城市的含义。我们可能会认为定义城市无非就是为与周边区域接壤的城市地区设置一个行政边界。但是，当城市在行政与国家两个不同层面被定义时，一些问题就会因此而产生。当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概念，包括城市的边界如何来限定，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且其中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譬如，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经济功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以及行政管理等。［10］

无论从何种角度定义城市，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城市是一个复杂的难以令人全面把握的系统综合体。与古代城市相比，现代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更加复杂。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在众多要素的影响下，城市呈现为“分裂的合作体，它们缺乏自治，亦没有政治主权”［11］。

2.城市的国家转型定义

既然城市是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合作体，那么，国家便是这些要素的一分子，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要素。由此，从国家的角度去定义城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从本书的立意出发，我们从国家意义层面定义城市：城市是在国家的产生过程中，人类意志作用于自然界而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晶；它在促进国家形成、决定国家转型、贮存国家文明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不仅仅强调城市的功能、城市的独特特征，以及城市给人们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从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出发定义城市。

所以，由此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将城市与国家连接起来，从而一目了然地理解城市对于国家形成、转型，甚至创造国家文明的作用。这就避免了仅仅依据城市定义城市的无目的性行为，将看似平行的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了起来；在最一般意义上，将两者归结为人类意志的能动作用的同时，将城市的国家转型面向挖掘了出来。

（二） 国家转型的城市面向

1.转型

转型（transition）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更是20世纪的重要现象。它不仅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以及社会转型，国家转型也是其题中之义。这是转型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的重要意义所在。然而，从转型学学术研究来讲，“单纯作为自身的领域，转型研究是难以成功发展的，转型研究必须在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从不同的专业领域提供的不同视角中受益”［12］。即是说，对于转型的研究要与其他学术专业领域结合起来进行：对于热若尔·罗兰（Gérard Roland）来讲，转型必须与经济学结合起来，但是，对于政治学家来讲，转型必须与政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针对中国而言，转型与中国国家建设研究领域结合起来，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热若尔·罗兰的理论，转型是指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13］它对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会产生质的影响。它往往表现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谓的转型代价，即“社会进步的取得通常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如果社会转型的速度太快，社会肯定会在转型的过程中遭受劫难”［14］。从狭义上讲，转型指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从广义上讲，转型是包括发展制度、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等在内的发生明显变迁的过程。［15］也就是说，转型是一个过程，它具备自身的发展过程、约束条件和目标。

2.国家转型

将转型与国家研究结合起来，国家转型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本书的研究中，国家转型被当作一个因变量来确立。作为一个因变量，国家转型受到约束条件的限定，并受到自变量的影响，同时，它自身也具备发展目标。也就是说，“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机构，国家将为其生存而斗争”。国家转型是指国家“在努力改善国家认同的同时，必须时时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而将国家制度的健全、国家结构体系的优化与国家认同的深化有机地统一起来”［16］；从而使国家“有能力创造一种角色，这种角色既要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又要适应由认同政治所造成的内在张力”［17］。这便是所谓的国家在面临内外压力的时候是如何实现自身转型的。当然，我们这里将外部压力（全球化带来的国家转型压力）作为国家转型的背景，内部压力作为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来加以考量。

根据热若尔·罗兰的研究，与经济学领域相结合的转型研究具有其目标与约束条件。［18］以此为基础，我们也可以说，与政治学领域的国家学相结合的转型研究——国家转型，在作为一种过程的同时，同样具有其目标与约束条件。具体来讲，我们谈到国家转型的时候，首先要提到阿尔蒙德与科尔曼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他们认为在国家转型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政治传播等被认为是输入功能；规则制定、规则执行和规则判定等被认为是输出功能。国家转型的性质与程度被一定结构（例如家庭、教会、社区、政权）的行为方式通过这些功能的发挥所决定。这种转型展现的是一系列的过程图景，这种过程将国家转型从简单引向更加复杂的国家形式。［19］

3.国家转型的城市过程

然而，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这一系列具备稳态的成熟的现代国家转型的要素的建构，都需要现代城市力量的培育。也就是说，在城市力量这个自变量的影响下，国家转型如果要取得成功，就会受到一系列约束条件的限制。这些约束条件表现为：（1）无论在总体还是个别的层面上，结果的不确定性都是国家转型的关键特征；（2）国家转型与各项改革之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作用相联系；（3）城市力量对于国家转型的限制是关键性的。只有突破各项约束条件的限制，国家转型才能够达到成熟的现代国家的稳态。(www.daowen.com)

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切入，在城市面向上，作为过程的成功的国家转型必须包含三个方面：（1）制度在城市空间产生替代；（2）城市空间中替代的制度产生效应；（3）产生的效应创造了新的城市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形态。作为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机制的城市力量正是在这三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支撑国家转型。

同时，从范畴上讲，国家转型的城市面向可以分为内部的转型和外部的转型。内部的转型体现为城市政权巩固和城市政权形态转变；首都城市在内部转型中发挥作用。外部的转型体现为参与国际社会，甚至转变为国际强权；这靠全球城市的支撑。

4.国家转型的目标

成熟的现代国家这种国家转型的目标已经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展现。［20］这种稳定的现代国家文明，由城市推动而产生，并在城市空间中展现。西方国家即使经济出现负增长，国家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失败的状况，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人类世界展示的成熟的现代国家的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优状态，它们没有因为危机而出现战争、杀戮、社会动荡，也没有出现瘟疫与饥荒，以及大规模的政权崩溃。现代国家转型的成功并不是实现民主化那么简单，而是达到稳定的现代文明状态。

关于转型最终导向一个更加值得向往的国家形态的观念，被社会科学家所秉持，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转型的特殊个性的描述的综合整体。这些值得向往的目标包含以下几个方面：［21］（1）国家性。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感觉，超越了对民族国家之内的部门的或超越于民族国家的部分的忠诚。（2）共识。它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政策与手段的同意，通过这种同意，政策与手段被制定，并且被转化为行动。（3）制度化。这是政府、宪法和法律等构件被正式创造的过程。（4）被扩展的世界观。在所归属的世界民族大家庭中，民族国家有能力与意志满足自身的需求。这同样也包括社会有能力来满足和适应世界文化的影响。（5）社会多元主义。社会组织具有多样性，并且它们遵循一条宽泛的自治标准，即互相尊重彼此。

（三） 连接城市与国家转型的研究思路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段内，城市与国家看似两条平行线一样互不相干，然而，事实却是国家与城市就像一对情侣一样难分难解。这就像普劳德·拉奎因在20世纪中后期讲到的：

在我们的时代可以见证两个重大的事件——新国家的产生并加入世界大家庭行列，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在发达国家的可获得性。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对这两种发展性事务的研究都是被独立追寻的——政治与行政发展理论关注前者，社区权力分析理论关注后者。但是，事实上两种现象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独立性呢？［22］

其实两者之间，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实则秉承着本源意义上的一致性，它们都源于人类意志对于客观外在的施加和改造，以及进一步的改善。

城市与国家转型看似两件事物，但其实是一个极其类似的变迁过程。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是社会与经济专业化、分化、集聚与整合的结果。它呈现为生活复杂性的增长，因为技术与科学变迁影响到了社会关系。城市发展带来压力、苦痛与组织崩解的同时，也带来了物质利益、文化成就，甚至是精神成就。虽然许多人看到了城市发展中的罪恶，例如贫民窟现象；［23］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正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24］，我们无法，也不能否定城市所带来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不仅呈现在个体身上，更呈现在国家中。城市将是人类最终的归宿。［25］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因素同样可以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被发现。与城市增长一样，政治统一与国家认同的获得，也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如果城市的繁荣是因为交通与通信业的改善，那么国家成员间物理与文化距离之间的桥梁的架通，也是依赖于两者的改善。［26］甚至，生活方式急速变迁的社会代价与物理代价，在国家转型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都是相似的。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城市发展与国家转型都需要人类对自然的改造，都建立在对旧的规范的取消，以及新的规范的发展基础上。［27］基于这些相似性甚至相同性，认为城市在新国家的产生过程中，以及国家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论点是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奇的。

同时，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城市移居者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并使他们的个体追索变为国家行动，这是国家转型个体面向的本质所在。旧的制度的崩解、新的条规的培育、新的制度的创造，都表明城市民众对于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的适应，必须通过他们追寻现代性的过程而达成。［28］在这些过程中，就像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城市发挥着领导作用。

基于上述国家意义层面、城市意义层面，以及城市居民意义层面的论述，这种连接城市与国家转型研究思路的面向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国家与城市一体、城市理性、城市参与。［29］

国家与城市一体指向一个更大的国家与城市的认同创造。城市作为有机体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整个国家的转型中去。例如在欧洲，商人的财富使封建主义的平息成为可能；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城市帮助削平了部落主义与区域主义，强力在长时间段内创造了合法性。这同样使国家的平稳转型得以产生。这种认同超越了个体家庭、邻里与社会阶层。它是个体作为公民的感觉，是对于国家性的同族感与国家共识的获得。同理，当城市的扩张超越了街区对其传统结构的定义时，它吸收了新的城镇与乡村，同时也打破了原先的认同。居住在城市飞地的移民也会产生对于统一的威胁，尤其是当他们聚集于族群与种族线的时候。［30］即使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对飞地来讲是一个有效的层次，然而，社会的和物理的流动性摧毁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藩篱，经济压力与城市定居时间加速了血缘纽带的松弛。所有这些因素协力将城市居民从旧有的纽带中解放出来，将他们推入到统一的国家与城市系统认同中去。

城市区域生长出来的多样化的经济与社会利益，会使政治妥协与谈判的发现变得更加具有本质性。有更多的利益存在，整合它们的需要就更大，城市就可以立即有能力使整合成为可能，并将这种可能性整合传播入国家的其他区域。转型平稳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制度化，它指向社会行为的方式走向秩序化并且具备可预见性。这个过程明显地体现在法律的普及、实施，以及坚信法治好于人治的信念中；它也同样被发现于伴随官僚的规则与常规中。产生统一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政治手段的发现，通过相互冲突的利益和呼吁，可以以最小的危险被整合表达进统一的国家内部。除了法律与司法规则之外，政治的游戏规则在国家转型中也是必需的。这一切都率先在城市中被实验与实施，并呈现常规化运作状态。

城市理性首要指向城市行政理性，包括效力与效率标准。它假定公共目标可以被客观地设置。城市是行政性管理活动的最初发生空间，它是以追逐效率为依归的。在城市里，存在许多需要城市公共服务来解决的问题，例如垃圾处理、街道环卫、路桥建设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城市行政理性发挥作用。城市行政理性在解决城市公共服务问题的情形下运行，因为客观的行政目标具有一致性，即利用城市理性行为去找寻最佳的解决方案。［31］城市行政理性是一种“手段—目的”导向型的理性，它将这些手段看作达到目标成就的更加完美的机会。［32］

政治理性脱胎于广为流传的唐斯的观点。它指向政党，假设政党有且仅有一个目标——赢得选举。在这个目标的设定下，所谓在政治上是理性的，就意味着行为或者行为的设置是以选举胜利最大化为依归的。［33］城市政治理性指向抽象并具备上层建筑意义的城市政治权力安排，它指向城市组织、个体的政治需求；一方面创造城市组织参与的制度平台，另一方面表达、整合并转换城市个体的需求。

所以，在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理性必须在以上两重维度中被考虑。在城市行政理性与城市政治理性同时都被或多或少考虑——也就是说两者缺一不可——的地方，我们就说这符合国家转型的城市情境。然而，在一种理性的获得会彻底阻止另外一种理性获得的地方，我们就说这并不符合国家转型的城市情境。也就是说，城市行政理性与城市政治理性的同时具备，是判断国家转型是否达到稳态的标准。

城市参与建基于以下假设之上，即每个个体都拥有一定内在的、非强加的权利在城市空间中参与国家、社会生活，它是国家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一个共同体可能通过极其有效的极权机器解决了它所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将公民弱化到了机器人的地步，并且这种共同体并不被认为具备转型的资格。［34］如果另外一个共同体，每个个体感觉到有义务参与所有的公共事务，并且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但是他们最终发现自身会被决策的优柔寡断所瘫痪。［35］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一个小型共同体的高水平参与并不会必然地产生创新性；一致性与平庸之才的反向运动往往是会出现的情况。”［36］这两种参与都不是真正的参与。

国家转型的城市参与标准，或多或少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同城邦一样，城市较高级的生活也是由“品类相异的人们，各以所能和所得，通工易事，互相补益”［37］而达到。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参与本身是一种最高意义的善。［38］同时，这种城市参与是具有代议制意义与有效性意义的参与。达尔认为政治参与的包容性很大，但是，将其比拟于经济学上的完全竞争，还是不可能的，也许经济学上的垄断竞争差可与之比拟。在当今人口繁多的城市国家，政治领袖与他们的跟随者，给予公民目标与决策选择，是最为适当的有效参与。［39］同样，参与也要具备城市公民的随时可得性。在现代民主国家，城市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专业政客的全职职业，公共参与被限制在周期性选举或者公投中。［40］所以，与成熟国家转型相联系的城市参与“必须让每个公民任何时候，只要他想，就都可以自由参与，不受外部力量的阻碍，并且少数利益群体的发生机会也不会被否定”［41］。当然，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城市与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内容来衡量我们所讲到的国家转型在城市面向上的综合体现，但是，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将是最低限度的标准。它们的出现与否，是城市在推动国家转型过程中是否达到稳态的最低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