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力量是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机制

现代国家的转型，无论是先发展国家的内生型还是后发展国家的外生型转型，城市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先发展国家的城市，是一股独立的推动国家转型的力量；后发展国家的城市，是经过国家塑造的支撑国家发展的力量。前者的城市变量是主动的，后者的城市变量是被动的。不同国家转型战略取决于城市发展的战略，也就是说城市与国家转型的形态之间会形成不同的互动关系。

城市化率虽然是城市化水平最为常用的表现方式，但是它只是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外在体现，无法体现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内在机制。［88］城市化率或者城市化水平虽然与国家转型息息相关，甚至是正相关关系，但是，城市化率的提高并不代表国家转型向成功的方向迈进。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转型越成功，发展越顺畅，它的城市化率就越高。但是，也有例外情况，也就是说，一些国家的城市化率很高，但是它们不一定完成了转型，国家发展也不一定顺畅，因为城市化率背后的城市力量决定一个国家的转型成败。城市化率是城市力量的一种体现，但不是城市力量的完全体现。国家转型一定会伴随城市化率的提高，但是，高城市化率并不一定导致成功的国家转型。葡萄牙、西班牙较早开启城市化进程，但是它们并没有率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英国城市化开始较晚，但是，却以城市为支撑较早地实现了现代国家转型。同时，以中等收入陷阱为标志的拉美国家转型的失败，也与城市力量的培育失败息息相关。这都表明我们需要探索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内在机制。

通过研究综述一节我们知道，现代性的市场要素、制度要素与权力要素、参与要素在城市空间的分化组合，会在城市中产生一种综合性的现代化合力，这种合力会对国家转型起到巨大的作用（或者副作用）。我们将这种合力称为城市力量。［89］城市化率与国家转型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这种正相关关系达到临界点之后，要有城市力量的培育。也就是说，城市支撑的国家转型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隐藏在城市化率背后的城市力量机制。国家转型依靠城市力量，推动先发展国家转型的城市力量是自我成长的独立力量，推动后发展国家转型的城市力量是人为塑造的被动力量。由此可见，后发展国家转型的成败，与它们培育现代城市力量实践的失败息息相关。

（二） 变量界定

基于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城市力量机制，有两个重要变量需要界定。［90］

1.城市力量

城市力量（urban power）［91］是指在城市空间中，市场要素、制度要素、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经过熔融的复合过程而形成的合力。它可以被抽象为一个具备现代性要素的复合性力量，是现代化要素在城市空间中最综合的体现、最集聚的中心与最基本的平台。城市力量的产生是两种过程混合的结果：（1）诱致性自发变迁过程，这个过程是自然生成的自愿行为；［92］（2）强制性变迁过程，这个过程是国家性权力人为塑造的控制性行为。［93］

由此可知，城市力量的产生过程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野：推动西方发达国家转型的城市力量，基于资本性市场要素与制度要素的强大作用，以自然成长的诱致性变迁过程为主导；推动后发国家转型的城市力量，基于国家权力要素的塑造作用，以强制性变迁过程为主导。同时，城市力量的良莠及其塑造的成败，决定着国家转型成功与否。

2.国家转型

从类型学上讲，国家转型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是从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它主要指向现代化转型的全方位转变。［94］第二种是从封闭国家到开放国家的转型，它主要指向国家内部相关性制度的转型，尤其是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转型，例如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95］从内容上讲，国家转型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制度替代；（2）替代的制度产生效应；（3）产生的效应创造了新的政治经济发展形态。

国家转型的目标以创建成熟的现代国家为依归；这种成熟的现代国家形态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展现，虽然它们的“宪政形式、政治结构、社会形式、国家财富与生产力都有相当可观的差异”［96］，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讲，它们却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即：（1）一套区分清楚的制度；（2）政治关系是从核心向外放射至边缘，国家居于中心位置；（3）国家在一个划定界线的领域中运作；［97］（4）实现普遍或者选择性服务范围的福利国家模式。［98］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从一般意义上将国家转型的成熟形态概括为：（1）稳定的制度；（2）国家身份认同；（3）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4）抵抗危机的保障体系。

（三） 四种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99］

在城市空间中，市场要素、制度要素、权力要素与参与要素通过分化组合形成四种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我们将某一种要素对国家转型所起的正相关作用表示为“＋”，将某一种要素对国家转型所起的负相关作用表示为“－”；由此，我们会得到四种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我们可以分别以“＋”、“－”来标示四种要素的组合。城市力量中的权力要素与国家转型最为相关，对其他三种要素起到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权力要素在国家层面会呈现为独立型（独立的民族国家）与依附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两种形态，而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力要素也会呈现汲取型与发展型两种情况，所以，权力要素虽然只有“＋”、“－”两种标示方法，但是，在它的主导下却呈现为三种形态，即依附型权力要素（－）、汲取型权力要素（－）与发展型权力要素（＋）。市场要素分为自由型市场要素（＋）、计划型市场要素（－），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干预型市场要素（＋）［100］；制度要素分为帮助型制度要素（＋）与抑制型制度要素（－）；参与要素分为积极型参与要素（＋）与消极型参与要素（－）。

1.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以作为殖民地国家的后发展国家为例，在殖民城市中，依附型权力要素（－）虽然会给后发展国家带来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型市场要素（＋），但是，在依附型权力要素的主导下，制度要素与参与要素却呈现为阻碍国家转型的抑制型（－）与消极型形态（－）。

在这种状态下，尽管具备现代的自由型市场要素，但是四种要素分化组合形成的依附型城市力量无法实现国家的顺利转型，从而形成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图1.5）。

图1.5　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标示

2.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例，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权力要素如果是以汲取为导向的，那么权力要素呈现为汲取型（－），由此，在汲取型权力要素的主导下，市场要素、制度要素与参与要素都会呈现不利于国家转型的形态，即市场要素表现为计划型（－），制度要素表现为抑制型（－），参与要素表现为消极型（－）。(www.daowen.com)

在这种状态下，在掠夺型权力要素的主导下，四种要素分化组合形成的汲取型城市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国家转型，但是，会使国家转型走向歧路从而遇到挫折与危机。这便是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图1.6）。

图1.6　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标示

3.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例，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权力要素如果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那么权力要素呈现为发展型（＋），由此，在发展型权力要素的主导下，市场要素受到国家有限度的干预，体现为中间状态的干预型（＋）；在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country）中，制度要素开始出现促使国家向开放型形态转变的迹象，所以体现为帮助型（＋），但是，参与要素体现为重发展、稳定，轻参与的消极型（－）。

在这种状态中，在发展型权力要素的主导下，四种要素分化组合形成的发展型城市力量，已经具备了推动国家向现代化与开放型转型的三个要素，但是，由于权力要素的限制，代表城市社会力量的参与要素仍然处于弱势状态，所以，国家转型仍然存在发生危机与风险的可能。这便是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图1.7）。

图1.7　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标示

4.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例，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权力要素如果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那么权力要素呈现为发展型（＋），由此，在发展型权力要素的主导下，市场要素体现为接近完全竞争的自由型状态。在这种国家中，制度要素成熟且平稳，体现为帮助型（＋），同时，权力要素在成熟且平稳的制度要素的支撑下，建构起参与要素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由此，参与要素体现为积极型形态（＋）。

在这种状态中，在发展型权力要素的主导下，四种要素分化组合形成的平衡型城市力量，已经具备了推动国家向现代化与开放型转型的四个要素，所以，国家转型具备了良性城市力量的支撑。这便是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图1.8）。

图1.8　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标示

（四） 理论假设：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基于研究问题、理论梳理、变量界定以及四种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加之比较历史的观察，本书形成以下假设：

假设1：城市力量是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机制。

假设2：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逻辑在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假设3：后发展国家更需要通过塑造良性城市力量以成功实现国家转型。

基于三个理论假设，我们可以得出理论推论：

城市力量是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机制，它表现为四种基本模式：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以及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后发展国家需要培育平衡型城市力量以实现成功的国家转型。

由此，我们构建的总体理论模型如图1.9所示。

图1.9　理论框架

本书构建了一个城市通过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理论模型。它包含了依附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汲取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发展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以及平衡型城市力量推动国家转型模式四种模式。同时，它以世界上最大的后发展国家——中国——作为案例来探究城市与国家转型之间的理论与实践联系，以此来彰显后发展国家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培育城市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它对于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实践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就目前来看，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当下的国家转型开始步入正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培育现代城市力量，并以之为支点与平台推动现代国家转型。所以，这次转型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取决于国家能否将城市力量培育成整个国家和社会分享的现代力量，而不是将整个城市化过程简单化，将其视为仅仅具备高城市化率的城市化过程。这种思考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将改变当下中国根深蒂固的城市化观念，即城市化并不是仅仅指向人口的城市化率的提高，而是将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国家转型连接起来，指向更加本质的城市力量的培育，因为它是支撑中国国家转型的最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