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城市通过何种机制推动中国国家转型

从一定程度上讲，所有的国家，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都由城市承载其转型。因为城市是一个由生产、生活和消费衔接在一起的集约型空间，现代化的主要发生空间在城市中展开。从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来看，它作为巨型国家的转型，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中国一直维持了“经济改革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实施支持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循环；（2）中国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政府机构改革、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国有企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3）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利方面也得到了持续的改善；（4）市民社会正在逐步形成。［9］总而言之，中国的转型是快速且平稳的，中国的转型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与城市流民，也没有出现灾难性的国家崩解现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与城市的作用息息相关。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在中国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转型的成功是依赖城市的结果。

从巨型国家转型的总体成就回溯，我们会发现城市在中国国家转型的历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是从晚清帝国开始的，开埠城市在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国家转型最为主要的承载体。［10］西方列强将开埠城市作为侵略中国的前哨的同时，也通过开埠城市给中国带来了最为现代化的要素：一方面现代化要素在开埠城市内部，倒逼中国政府开始了适应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制度转型；另一方面开埠城市将中国带入了世界体系，晚清帝国开启了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序幕。［11］在列强的压力逼迫与自我的主动适应下，中华帝国通过开埠城市启动了自身艰难的转型历程。

晚清帝国的崩溃使国家转型的任务由国民党承载，国民党以城市为基础空间开始了其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国国民党的历次政治变革都是在城市空间展开的，城市是国民党的活动与执政“基地”。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首次将中国带入城市现代化的建设轨道，现代城市政治结构、治理结构以及空间结构在此一时期形成并发展。［12］现代民主共和的民主政治结构第一次在中国城市成为现实，并尝试运行。［13］在现代城市政治结构的运行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城市治理结构以及城市空间结构成形并开始发挥作用；［14］在1927—1937年的十年建设中，国民政府为中国创建了第一批现代城市。［15］从此，现代城市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引领者。然而，国民政府虽然实施了以“首都计划”与“大上海计划”为代表的国家城市计划，但是，其建构的现代城市并未能支撑其政权的稳固及维持，中国的国家转型因而发生中断。

最终，中国的国家独立、转型与发展的历史重任由中国共产党担当，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开始了其国家建设的历程。［16］中国共产党在建政初期，以政党的力量，“采取遍地开花式的宣传动员和深入的思想教育，以及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动员形式”［17］渗透到城市空间与社会，建立并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权。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说：“城市控制主要依靠两条意在淡化传统的家庭责任的组织原则。第一，广泛控制家庭之外的日常活动领域（如工厂、学校、机关之类）。这些组织除发挥它们各自正常的特定职能外，还有权干涉其成员的大部分生活。第二，在城市建立起按地域划分组织的等级制度，经过挑选组成的各级组织委员会可以做出各种决定。在城市郊区，这两条组织原则市场部分重合。”［18］由此可知，“这里所说的中间组织不是人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意义上的‘中介组织’，而是从属于国家的‘单位’”［19］。中国共产党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主要权力机制，［20］重新整合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实现了政权的巩固，为国家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城市基础与平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完成。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然而，转型却是从城市开始；也就是说中国的转型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单位推动、承载着中国的国家转型。本书通过表1.1与表1.2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文件与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中我们发现中国已经认识到城市在推动中国转型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城市推动中国转型的许多方面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并正在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之中。

表1.1　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关于城市的表述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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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整理。

表1.2　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城市的表述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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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

由表1.1与表1.2可知，作为中国转型的最大行为主体，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在中国转型中的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历程：小城镇——中心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小城镇、中心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并举的城镇体系——城镇化道路——城乡协调——城市治理（城市化布局、城镇化管理）——城市居民生活／城市环境质量（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

首先，与城市在推动中国转型方面的实践相联系，这种认识呈现从依托中小城镇，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否定大城市（表1.2，1978年《政府工作报告》），到发挥中心城市、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作用的转变。作为巨型国家，仅仅依靠中小城镇无法推动中国的转型，中国的转型必须在注重中小城镇发展的同时，主要依靠以中心城市、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为空间与载体而展开。然而，这一认识还在不断地进一步深化。中心城市、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不能被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应该作为“小城镇、城镇化、中心城市三者并提的综合性城镇化体系”（表1.1，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中的一个环节来综合考虑，由此才能形成比较合理的“城市群”；城市群是推动中国转型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中心城市与特大城市在其中起到龙头引领作用。这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其次，随着中国转型的进一步深入，城市体系与乡村体系的发展出现严重差距。为保持中国转型的平稳进行，中国开始强调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表1.1，2007年，十七大）。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这并非强调中国的转型以乡村体系为中心，而是以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战略来解决乡村问题，实现中国的平稳转型。

最后，城市的平稳转型关系到国家的平稳转型。当以中心城市与大城市为依托与载体的转型在城市空间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城市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十七届五中全会（表1.1，2010年）明确提出“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加强城镇化管理”。城市治理被正式提上中国国家建设的日程表，那么，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也就成为题中之义，这说明城市平稳转型与国家平稳转型的最为重要的关切点在“人”。

通过梳理上述文件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在中国转型的各个历史环节，国家意图用城市来处理转型过程中溢出来的矛盾与困境。在经过农村改革之后，中共中央在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转型与发展开始转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城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最初的设想是在城市“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然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城市要为农村服务，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经济中心的观点，至此明确确立城市在中国国家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在城市如何推动中国转型方面也有比较细致的表述，即“城市也一定要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并敞开大门，实行全方位开放，不仅为本城市服务，还要为周围农村服务，为它所联系的整个经济区服务”。从此，中国的转型与发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撬动点，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空间与承载者便是城市，中国的国家转型开启了以城市为主要空间与承载者的历程。

基于上述大脉络的梳理，本书的研究问题就由此提出：城市在作为巨型国家的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城市推动中国国家转型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

（二） 研究综述：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将城市与国家转型看作一对不言而喻的连接体，并以之为对象来研究的著作，差不多都是零散进行的，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给予两者一个圆满的解说。因此，提出一种比较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就显得十分紧迫。这种理论模型的提出，必须建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研究之上。所以，我们必须系统阐述各家思想，详细分析其中优劣；同时，求证于历史史实与现实实践，进行历史与理论的评述。

大体上讲，现有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大主要方面：第一大方面指向理论范式，它以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理论分析范式的方式呈现；第二大方面指向研究著作，它以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经典著作的方式呈现。前者包含五个理论分析范式，即城市政治分析范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范式、强制资本分析范式、权力—治理—空间分析范式，以及包含先发主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与后发被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模式的城市—国家建设分析范式。后者最为明确地提出研究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扛鼎之作，是由普劳德·拉奎因（Aprodicio A.Laquian）教授创作的。

1.第一大方面：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五大分析范式

（1）城市政治分析范式。

在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研究中，城市政治分析范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它主要关注权力要素在城市空间中的运作与配置，着重于对城市发展背后的政治因素的分析。此一范式认为城市发展是政治助力的结果，而在政治助力推动下的城市发展，是整个国家平稳转型与有序发展的保证。

城市政治分析范式几乎涉猎了政治学的所有议题。［21］在戴维·贾奇（David Judge）看来，“城市权力、城市领导、绩效与治理（城市政府与民主）、城市政治控制（公民与城市政治），以及城市中的国家与社会”是城市政治分析范式最为重要的研究议题。［22］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英美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城市政治学者对于城市政治分析范式的主要观点。权力议题是城市政治分析范式的经典阵地，它是这一分析范式的典型代表；多元主义［23］与精英主义［24］的社区权力之争是最为经典的城市政治学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增长机制理论与城市政权理论是对二者的反动与改进。［25］

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与国家转型两个过程的交织行进，城市政治分析范式在坚持本原领域的同时，有了新的进展。同样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城市政治学者，在2006年和2007年的城市事务协会（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年会和2006年的英国政治研究协会（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年会上，［26］特别讨论了城市政治分析范式的进展。他们认为城市政治的权力结构安排依然是城市政治分析范式的传统研究领域，公民控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两者的分析都与最新的城市政治实践——治理——相联系。所以，治理的过程与性质，成为城市政治分析范式的最新发展方向，区域治理与城市治理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政治分析，成为新的关注点。［27］这代表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城市政治学分析范式的最新进展。

总而言之，对于国家转型中城市作用，尤其是城市政治作用的分析范式的研究领域与成果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1）城市权力的结构；（2）政府组织的结构；（3）政治行为的机构；（4）空间和空间关系的政治；（5）全球化与全球城市；（6）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7）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城市政治分析。前五个方面是传统的研究领域，［28］后两个方面则是最新开辟的研究方面。

（2）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范式。

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范式，分析城市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的理论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范式。这一分析范式主要关注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它认为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与私有财产制度产生、存在、发展，并走向衰落的主要空间与载体。所以，恩格斯认为城市是从乡村而来，“只要它（乡村）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乡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9］。城市早于国家产生——战争催使原始部落联合成为联盟，从而形成民族，民族在城市空间中定居，由此城市产生。这都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这是西欧国家转型的典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城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看来：“在近代早期的典型的西方国家群是建立在非农奴的和优越的城镇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贵族专制主义；典型的东方国家群是建立在农奴和征服的城镇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贵族专制主义。对比之下，瑞典的专制主义是建立在独特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它结合了自由农民和作用不大的城镇；换句话说，结合了普遍分布在贵族割据的大陆上的两个‘矛盾的’变量。”［30］城镇是推动不同的国家形式从古代到封建主义转型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东西方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西方城镇是自治城镇，发挥了主动型推动作用；东方城镇是征服的依附型城镇，发挥了国家转型的被动型承载作用。

从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到资本主义国家转型，是通过城市空间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而展现的。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推动城市日益趋向复杂化演进，私有财产制度、阶级分化、劳动异化都在城市产生。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相当晚近的现象。随着生产力的继续推进，私有财产制度、阶级分化、劳动异化等城市社会驱动力因素，开始撕裂生产关系本身，市民社会在城市空间产生，资产阶级与其他城市市民的联合力量摧毁了皇权与贵族的统治。“城市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第三等级在代议制国家中夺得统治地位，使国家政权成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31］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开始在城市诞生并成长。这是城市力量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推动国家转型的经典论述。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一次少有的伟大历史性事件。

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非国家转型的完结。私有财产制度、阶级分化、劳动异化都在城市产生，并继续酝酿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呈现简单化趋势，并最终导致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城市空间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地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并在全球城市舞台所创造的世界市场基础上联合起来，最终推翻私有制度，在城市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在城市空间中实现了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转型。恩格斯认为，“城市化不仅反映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且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前提，因为城市是新生产方式的所在地”［33］。也就是说，城市化不仅仅是传统到现代逻辑的体现、资本主义逻辑的体现，它更是城市发展逻辑的体现，同时也是城市推动国家转型逻辑的体现。这是大历史脉络的理论性归纳，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是对于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最为理论化、逻辑化的论述。

按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观点，在解释城市与国家转型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范式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也具有自身的局限。它在总体上对城市与国家转型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至少是宏观视野上的中层理论范式，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的同时，“它对于如何解释那些有着相同生产方式的国家在形式和活动上的差异，确实只给出了最模糊的线索”［34］。蒂利的言下之意是：这种解释范式有点“粗线条”，由此忽略了更加细致和有趣的内容。

（3）“强制—资本”分析范式。

强制—资本分析范式是蒂利对于城市与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以及转型理论的创新性贡献。他认为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以及转型过程中，强制和资本代表的军事力量与市场要素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战争背景下，接受贡赋的帝国、城邦国家和城市联盟的主权主导的体系、民族国家相互竞争以求得生存，最终民族国家取得胜利。“民族国家之所以获胜，是因为16世纪其军队力量和税收能力已经极大地压倒了城邦”［35］，能够集中强制力量与资本力量，从而在现代世界赢得生存与发展的巨大空间。

蒂利认为资本是城市的代名词。“积累和集中资本的过程导致城市的产生……城市增长的形式取决于资本集中和积累之间的平衡。在资本积累表现非常一般，但集中保持相对较低的地方，发展出许多更小的中心。在资本单独集中的地方，城市人口以此为中心集中。”［36］国家则是强制的集中代表，“当强制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一起增长时，它们就产生了国家；它们在非常明确的领土上产生出明显的组织，这些组织控制着强制集中的主要资源，而且在某些方面行使着超过在那些领土上的所有其他组织的优先权”［37］。

战争是强制与资本糅合的催化剂。最终在战争的催逼下，如图1.1所示，各种类国家存在为了生存，开始了其整合强制与资本，集中强制与资本的过程。类国家实体在战争压力下，整合、集中强制与资本的程度不同，那么，最终形成的国家类型也不一样，即“在它们（民族国家）最近的汇聚之前，强制密集、资本密集和资本化强制道路导致了非常不同的国家类型”［38］。只有那些相对成功地利用强制手段，与资本代表的城市进行谈判，获得战争资源、赢得战争胜利的类国家实体，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在战争中实现了强制与资本的集中，完成了现代的国家转型与建构——民族国家。

图1.1　强制—资本分析范式

资料来源：［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权力—治理—空间分析范式。［39］

著名的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著述城市发展史［40］，以及著名的政治学与历史学家芬纳（S.E.Finer）在论述人类统治发展史的时候［41］，给予我们一种分析城市与国家转型关系的新的研究视角，即权力—治理—空间分析范式。他们从历史的纵向维度，为我们描绘了在城市权力、城市治理、城市空间三种要素相互分化组合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前国家阶段走到现代国家阶段的。

在今天来讲，全球城市概念的出现与现实实践，标志着城市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所在。因此，城市政治结构便要以自身的强大能量，将各种力量凝聚在城市空间（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而非仅仅指向城市规划学意义上的城市物理空间）之中，形成新的“城市政治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同时，与此相适应的城市治理结构是联系城市政治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桥梁，后两者在有机互动的基础上，通过城市治理结构，形成“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治理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图1.2），实践政治学古老命题，实现人类至高的善与有序、幸福的公共生活；亦即芒福德所讲的“创造、贮存与此种形态相适应的文化与文明，并以之流传后世”。

图1.2　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治理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范式

以政治学的视角透视，归根结底，城市政治结构以及与之适应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治理结构，是人的自由发展、群体至高的善与有序、幸福公共生活的外在城市性体现，它在个体身上体现为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在类群身上体现为整个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最终是整个政治学古老命题的城市性表达。

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必然要求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人类至高的善与有序、幸福生活的关怀必然要求城市成为主要载体。城市的必然存在性，要求城市政治结构的必然存在性；城市的飞速发展，必然要求城市政治结构的变迁；城市所承载的至高的善与有序、幸福生活的关怀，必然要求城市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城市治理结构自主存在与互动兼容。

由此，城市诸结构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是我们必须在理论上予以解决的重大课题，否则我们将无法理清城市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变迁脉络。在历史的进程中，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这种城市诸结构——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治理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支撑并维系城市的存在与发展，由此，它们便遵循一定的嵌套逻辑，产生了一一对应的呈现形式、展开状态与互动融合作用（图1.2）。

在不同的历史时间进程之中，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治理结构以及城市空间结构会呈现不同类型（表1.3与表1.4），而且这些类型反映了静态的阶段性历史时代以及动态的历时性历史进程中，整个城市诸结构的呈现形态与演进轨迹。只有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诸结构呈现形态与演进轨迹出发，我们才能透视城市政治结构的位置、作用及其运行轨迹和规律。任何超越时代性与规律性的对于城市政治结构展开机制的研究，都无法从本质上把握它的意义。

表1.3　权力、治理与空间：历史表（古代）

资料来源：［英］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马百亮、王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表1.4　权力、治理与空间：历史表（现代）

资料来源：［英］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城市政治结构随着时间的顺序展开，并呈现自身的历史形态。不同历史时段内的城市政治结构，以及与城市政治结构相适应的城市治理结构、城市空间结构，会呈现不同的结构形态。以古代与现代为经线，来分析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治理结构—城市空间结构，我们可以得出如表1.3与表1.4那样的区分。

从表1.5我们可知，在古代城市诸结构中，从一般意义上讲，城市政治结构体现为专制性，与其相适应的城市治理结构体现为单一主体主导的治理结构与体系，城市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体现为同质性构造，这体现在城市物理空间的规划上就是单一核心建筑物辐射的单中心城市规划模式。

表1.5　权力、治理与空间：古代与现代的差异

资料来源：［英］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与古代相比，现代城市诸结构中，从一般意义上讲，城市政治结构集中体现在民主性上，与其相适应的城市治理结构体现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互动下的治理结构与体系，同样，城市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体现为多元性构造，这体现在城市物理空间的规划上就是多种类型建筑物辐射下的多核心城市规划模式。

城市政治结构、治理结构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之间必须相互适应、融洽互动才能实现国家与城市的良性发展与转型。任何一个要素的独大都会影响其他两个要素的良性发展，甚至耗尽治理结构与空间结构资源，最终导致政治结构重新转换一个城市空间结构，复制一个完全一样的治理结构；甚或是政治结构的衰落与完结，从而推动一种新的政治结构的产生。

所以，城市政治结构是在一个完整的、闭合的城市诸结构系统内生成、运行并演化的；城市政治结构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治理结构，它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互动产生了城市治理结构的类型（图1.3）。如果城市政治结构在城市诸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城市空间结构会在它的压力下很少甚至无法发挥自身的作用，城市治理的独大角色被城市政治结构所承担，由此会形成“统治型”城市治理结构形态，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城市治理结构；如果城市政治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互动融洽运行，两种结构自始至终秉持自身的行动边界，并在有效互动中发挥自身的功能，整个城市国家的治理由两者的互动来进行与展开，由此会形成“协商型”城市治理结构形态；如果城市政治结构相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处于弱势地位，城市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各主体将城市政治结构中的各主体排除或者消弭掉，城市治理结构主要由城市空间结构所塑造，由此会形成“自治型”城市治理结构。

图1.3　城市权力—治理—空间展开机制

同时，城市空间结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城市治理结构也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的政治结构。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中的社会与经济活动主体，会产生城市治理结构中不同的主体，这会影响甚至决定城市政治结构的类型。按照人类历史实践进程，与现代相比，古代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治理结构及其影响或决定的城市政治结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古代城市空间结构中，传统的社会空间与自然经济空间，与单一的城市治理结构相伴随，也就是说，这种与古代历史时空相适应的城市治理结构主要由单一主体主导，例如僧侣、家丁、官僚、行会等，由此产生的传统的城市政治结构呈现的是“传统型”特征，即神权、封建、王权或自治城市政治结构。

城市治理结构支撑、推动或者阻碍城市政治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互动，它是城市政治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桥梁，联系并影响着这两者。城市政治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通过城市治理结构产生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并得以相互连接，从而使城市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系统。

（5）城市—国家建设分析范式。

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城市—国家建设分析范式主要包含两大类别。第一个类别是先发主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第二个类别是后发被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无论是第一个类别，还是第二个类别，它们都无外乎三个范畴：（1）靠政治权力集中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2）靠经济权力集中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3）靠全球化城市推动国家转型。当然，这三种范畴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世界中很少单独存在，现实世界中的以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实践过程一般是三者的有机混合，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范畴或者数种范畴占主导地位而已。因此，对于城市对国家转型的作用，这一分析范式关注的领域比较广泛：既有对于城市起源对国家转型作用的关注，又有对于城市作为独立变量（首都、重点城市）与系统变量（城市体系）对国家身份认同建构机制的关注，还有对于城市中的行为体、城市政策以及城市治理的国家转型意义的关注。

①先发主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先发主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典型代表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个阶段是城市推动国家从封建主义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塑造民族国家的形态；［42］（2）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引发的先发城市化推动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型，这包括经济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43］（3）第三个阶段是通过城市在国际环境中的位阶重塑国家的国际位阶。

第一阶段，城市推动国家从封建主义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塑造民族国家的形态。

以西欧为例，“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谚语，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城市的空气之所以自由，这与城市的起源、发展，以及性质息息相关。就西欧中世纪城市起源来讲，其“基本的共同原则是：这些城市中心起源于同一个有原动力和积极的因素，就是贸易”［44］。正是由经济因素主导的社会、政治、宗教和法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城市在中世纪成为资本、商人与自由民的天下。

城市同为贵族和平民提供不可或缺的物品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成为中世纪权力斗争中重要而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意大利北部中心地区以外、低地国家、英格兰、意大利南部和后来的法国和西德等地，城市虽然在政治、经济领域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但却起到了凝聚社会的作用。领主建立城镇以加强对本地区的控制；国王利用城市的财富和文化来树立对皇室的效忠感，以对抗叛乱的附庸；主教继续传扬自古沿袭而来的习俗，教堂成为城市宗教和教育活动的中心。无论宗教和世俗领袖如何争取城市的自主权和统治权，中世纪的统治形式、思想传播和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城市。［45］

凭借雄厚的财力，城市成为独立于封建坞堡之外的“世外桃源”。由于“那些最大的城市财政规模甚至超过了某些欧洲大国，城市能够供养起军队，以对抗常常压倒由国王和贵族阶层控制的军事力量。较小和较少财富的城市则从其上级领主那里买到了更多但有限的自由”［46］。同时，封建领主为了纾解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这在近代西欧也是如此），必须向这些财力丰厚的城市寻求财力支持，由此，中世纪城市具有了谈判能力，以自身的财力“买得了平安”。［47］也就是说，“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近代早期，宪政政府的出现与国家缔造者的财政困难密切相关。中世纪的统治者被迫召开代议制议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财政援助”［48］。而这种财政援助的提供方，便是城市。在战争的背景下，城市成为决定领主战争是否胜利的决定性财力保障。由此，城市开始了自治发展。

自治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使城市在西欧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与转型过程中，与国家作为两股不同的力量各自运行。在西欧地区，城市与类国家政体（例如帝国、城邦联盟等）的分布不是一个均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反，城市密集带是国家难以落地的地方［49］，“有无城市群落对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形成的可能性”。城市所代表的力量是指“城市主要通过作为资本的容纳者和分配者来决定国家的命运”［50］。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是国家人为塑造起来的，而是与国家一样作为一个自觉存在并独立运行的实体，从而成为国家转型的一个主动性力量，参与国家转型的过程，并塑造国家形态。

第二阶段，由工业化引发的先发城市化推动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型，这包括经济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中的阶级结构出现变革性发展，由此，国家转型在城市中拉开帷幕。工业革命将农民从农村拉入城市的时候，农民被商品化了。农民作为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商品化过程，从政治上讲，是公民化过程；从经济上讲，是市民化过程；从城市发展上讲，是城市化过程；从国家转型上讲，是国民化过程。

这一系列的复合型过程，使这一新兴城市阶级开始在城市空间中要求国家发生变革，以适应以上四个过程对其自身的塑造。同时，在工业革命期间，以英国为例，由于“土地贵族很早就适应了商品化趋向的世界，并且在迈向新时代的过程中居领导地位，因此并没有在伴随着大变革而出现的震动中垮掉”［51］。所以，英国实现了平稳的国家转型，实现了国家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法国、德国、俄国，则因城市各阶级的商品化状况不一样，而走了与英国不同的转型道路。先发主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形态各异，这是巴林顿·摩尔给我们展示的图景。(www.daowen.com)

第三个阶段，通过城市在国际环境中的位阶重塑国家的国际位阶。

随着现代全球城市的发展，先发主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城市在国际环境中的位阶重塑国家的国际位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全球城市的发展对于国家实体的“空化”现象上面，他们大多认为全球城市的发展，会使城市超越国家实体的时空限制，从而造成对国家主权独立性的侵害。［52］但是，很少有人研究全球城市的形成机制——全球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国家有目的地在全球城市的形成过程中设计路径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国家如何通过塑造全球城市，从而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甚或保持国家的国际地位，使地域性、主权性国家实现全球化转型。

不能简单地将全球城市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归结为“此消彼涨”的零和博弈关系，因为不同类型的全球城市与其所在不同类型国家的国际化地位、全球转型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一方面，全球城市增强了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实力。全球城市不仅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相反，它们将全球空间尺度（scale）与民族国家的领土空间叠加起来，重新塑造了国家与次国家实体，以及超国家实体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因为全球城市的形成与领土国家的重新尺度化，两者是一个相互缠绕的辩证过程，它们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继续行进，最终造就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组织形式——“全球地方国家”（glocalstate）。［53］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全球城市对民族国家转型的作用不同。根据全球城市的类型学划分，全球城市存在三种类型：以市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全球城市［market-centred bourgeois world cities（MWC）］；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官僚型全球城市［state-centred political bureaucratic world cities（SWC）］；以及双角色型全球城市［dual-role world cities（DWC）］。与不同的国家相伴随，这三种类型的全球城市的典型附属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与中国。

如表1.6所示，根据1993—2007年的数据分析，更加具备全球化因素的以市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全球城市（MWC），削弱了它们与其国家的联系；其他两种城市却没有上述效应。相反，更高的国际地位对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官僚型全球城市（SWC）和双角色型全球城市（DWCs）与国家城市体系之间的整合方面，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是国家的类型，而非资本的性质与环境，决定了全球城市与其所在国家及其国家城市体系的关系。［54］

表1.6　不同类型的全球城市对民族国家转型的作用

资料来源：Xiulian Ma and Michael Timberlake，“World City Typologies and National City System Deterritorialisation：USA，China and Japan，”Urban Studies，50（2），February 2013，pp.255—275.

全球城市的特征，以及在创造全球城市过程中城市治理的议题，是人们日渐重视的研究领域；但是，全球城市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在全球城市形成的路径中国家有意识的规划的角色是什么，学者研究甚少。在这种背景下，展开对后者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的第一步需要对全球城市进行类型学的划分，一般来讲全球城市分为：超级全球城市（hyper global cities），雏形全球城市（emerging global cities），以及全球城市国家（global city-states）。全球城市国家是结合前两种类型的复合体，具有典型意义，在这方面新加坡是最典型的代表。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传统全球城市的研究，而且可以进一步发掘全球城市与国家转型的互动。新加坡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城市国家，它是在亚太地区具备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型国家。亚太城市国家具备了发展型战略与能力之后，要求并促使这种形式的国家迅速并持续性地修订国家发展目标，也就是不断地将城市发展嵌入到超越国界的网络关系中。这就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国家所揭示出来的规律：国家通过不断地在超越民族国家地域限制的全球网络中，实现嵌入型全球城市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全球性存在。［55］

但是，无论如何，在国家通过全球化城市塑造实现国家的全球化转型，并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方面，发达国家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56］2000年，有一项关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城市位阶的对比研究，这项研究分别与1900年全世界52个国家的288个城市以及1950年全世界74个国家的375个城市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1900—2000年这段时间内，欧洲国家的城市位阶很少发生变化，然而，新世界国家［57］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位阶起伏很大。位于世界城市位阶最顶层的城市基本没有变化，例如巴黎、伦敦、斯德哥尔摩。新世界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因为政治事件、城市作为中心地区的贸易转型，会从高城市位阶向低城市位阶滑落。这说明大城市的牢固优势地位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城市位阶的起伏却与政治事件以及技术变迁关系密切，而后者正是城市力量的重要影响因素。［58］

②后发被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模式。

后发被动型城市推动的国家转型模式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它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性质紧密相关。与先发主动型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模式不同，这种模式的本质在于，它通过人为力量——一般指国家力量——塑造城市，并以城市为载体推动国家转型。这种通过人为力量塑造的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模式，在发达国家中也会有所体现，只不过较为稀少而已。这种模式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首都城市推动国家转型。

无论是以个别国家的首都为案例，还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首都在推动国家转型意义上，具有很多功能。首都不仅仅是行政中心，它同时是不同程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剧院，是国家朝向城市主义与现代主义姿态的反映，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是地方文化与作为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联系纽带。进而言之，首都是高度集中的政治化空间，它在建构与决定国家身份认同的同时，被国家的民族主义实践所建构着。以下列举四种首都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情形。

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斯洛伐克。

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中，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民主化、市场化，以及市民社会三大转型任务，与这三个转型任务相伴随的是新政权的国家化身份塑造。在这些国家的转型中，城市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家身份认同与国家性塑造的地理属性，便由城市承担。

首都是一种很容易被定义，但是又比较难以理解的城市。如果仅仅依靠首都的政治行政功能来建构国家身份认同，那么就将首都推动国家转型的功能狭窄化了。通过发挥首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象征性功能，构建国家认同，推动国家转型，是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战略。在社会主义时期，城市尤其是首都，与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不大；后共产主义时期，如何通过转变城市，使其成为“他们”的首都，“他们”的政府，以及“他们”的民族骄傲的反映与象征，是新获得独立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课题。

像布拉迪斯拉发这样具备代表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首都，它具备多元文化的历史与人口统计学意义的经历；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与现代斯洛伐克的国家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提供了一个首都作为撬动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重要案例，因为它将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与城市转变，以及后社会主义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紧密地连接了起来。［59］

首都开普敦：后种族隔离转型时期的南非。

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南非的特殊性，表现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与首都开普敦城市化转型所造成的复杂性。它需要包含对公民、政体，以及社会在内的各种关系的更深入的研究。这些关系反映了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变化，这些关系的变化挑战了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民主化与重建过程。

上述变化因被编织进城市的结构中而得以展现。当然，这种结构的主线仍然镜鉴着种族隔离城市的种族空间。虽然这些空间在种族隔离时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不平等与隔离，但是，它们的独特种族与阶级特征仍然对城市转型保持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政权、国家、省份与地方尺度。基于此，城市转型更加复杂，因为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参与因素，是建基于正式与非正式网络上的巨大工程；这些网络不仅包含城市及其居民的物理结构，同时还包含城市及其居民的社会与政治结构。

作为国家转型推动力量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繁复的综合体。虽然说它与城市、地方政府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但是，它也与更广尺度上的国家转型和全球化过程联系在一起。所以，由城市推动的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转型，不仅受到内在因素——持续激烈转型的种族隔离遗产、后种族隔离时期的许多新关系、身份认同、议题——的影响；还受到全球化以及种族隔离遗产对国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当然，国家并不一定是受害者。虽然贫穷的、外围的与有色人种街区的人拥有很少的资源，并且住在贫穷的棚户区，但是，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城市，他们具备能动的并且各不相同的城市化经验。与种族隔离时期相比，以城市化为动力的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转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单一化过程，而是由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进步的与退化的一系列过程所组成的复合体。［60］

首都华盛顿：民族国家转型初期的美国。

首都与民族国家政府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发展之间，具有丝丝缕缕的联系。通过对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研究，来窥探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现代美国民族主义的转型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维度。

最初，政府之外的专业性组织在城市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城市慢慢发展成像欧洲现代都市一样的具备多方面重要功能的综合性组织。由此，一种新的额外的界面民族主义（extra-sectional nationalism）集中在城市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空间中展现。这种城市空间的转型，体现并增强了生成并代表整个民族的美利坚合众国，因为现代美国的代表需要一个美国民族国家的创造。

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创造过程，并不是自然生成的，或者是民主的，甚至并不是被我们现在熟悉的多元逻辑所激活的。即使历史是首都与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被铭刻于首都之前，国会与国家多元性一样可以被规避或者否认。只有林肯纪念堂证明了，新的美国需要更加特殊的林肯与内战时代的视角加以确认，这种视角可以将20世纪美国对黑人的排斥与驯服合法化。

以林肯纪念堂在华盛顿的建立为切入点，连接首都城市与美国民族主义特征与逻辑之间的机制，以发掘城市在推动国家转型中的重要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点。如何在华盛顿纪念林肯，以两种方式被提了出来：第一，修建华盛顿到葛底斯堡的高速公路；第二，在国家广场修建希腊神庙式的纪念堂。这两种方式被认为都可以不仅纪念林肯，而且能够体现国家性。工程师希望继续通过可以代表国家的现代性与现代模范城市的创造来纪念林肯；建筑师则希望通过建设可以代表国家的纪念碑式的、国父式的、世界主义的首都来纪念林肯。

最终第二种方案获胜。以林肯纪念堂形式建设的华盛顿首都，使现代的重新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国家得到彰显。这种首都具备一种独一无二的特征，即它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物。这种首都体现了现代美国作为一体框架所进行的组织、安排与基本原理。

在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修建林肯纪念堂的举措，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城市尤其首都在推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这一举措证明了，民族国家具有自我意识选择、策略替换，以及审慎地忘却等国家性首都城市设计行为；通过这种首都城市设计行为，正式化、极小化地重新定义分裂民族国家的记忆、激情与承诺，甚或将其否定，以此来呈现一个现代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国家——美国。［61］

首都仰光：军事政体转型时期的缅甸。

在东亚与东南亚，城市往往会成为国家与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初始点。缅甸的首都仰光便是一个这样的城市。它不仅集政治、行政、经济于一身，而且是殖民主义时期独立运动的所在地，由此，它具备了革命民族主义的传统；即使后1988年军事政体，也很难消除这一传之良久的传统。由此，1988年仰光市的民众游行导致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崩溃，就一点也不令人惊奇了。

缅甸从1962年以来便是一个军事政体，军事政体如何通过对仰光的改造，来支持其政体的军事化转型，这是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案例。与吴奈温不同，新一代军事统治者积极地推进首都城市仰光的转型，以达到其战略、商业与意识形态目标。

军事政体对首都仰光的改造，是通过对公共空间的物理性与象征性控制完成的。为了中和他们与其自身革命民族主义历史的联系，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式军事权力，将通过邻里、地方团结、应对策略运作的横向权力缩小化，从而将城市市民社会权力扫除，创造了一个新的去政治化的首都仰光。这种实现军事政体转型的仰光是与商业主义、佛教虔诚、缅甸身份认同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种城市改造创造了对公众行为友善的环境，从而保证了军事政体的延续。［62］

第二，城市行为体的行为过程所体现的城市推动国家转型。

城市是国家的缩小，国家是城市的扩大，城市中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是整个国家转型过程的微观体现。艾伯特·考德里（Albert E.Cowdrey）以华盛顿的治理行为体为例，分析了城市行为体是如何推动美国国家转型过程的。通过对四段历史的梳理，考德里对城市微观行为体的“从军事到象征到实用再到政治”的行为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以一个城市的变迁呈现了一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也就是说，陆军工程师的城市行为变迁，是整个美国技术变迁的缩影。［63］

陆军工程师是华盛顿特区的重要创造者。他们对于华盛顿特区重要工程的建造，具有国家性的影响。虽然说皮埃尔·朗方（Pierre L'Enfant）的宏大设计方案，以伟大城市的建造为目标，最终对现代华盛顿特区的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64］然而，这种影响是由陆军工程师这一行为体所具体展现的。

1812年英国对华盛顿的入侵，增强了陆军工程师的重要性，这是他们发挥作用的开端。为了确保首都的安全，维护美国作为统一国家的象征，陆军工程师首先以建造城市防御工程为己任，进而以提供安全的适合饮用水源为其城市任务。但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任务集中在华盛顿水渠的建造，以及国会大厦的拓展上面。由此可知，前者是基于城市功能的需要，后者是基于国家功能的需要。

在19世纪的后半叶，陆军在美国城市和平时期的治理中，扮演了开创性的角色。1878年国会规定，三人城市治理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有一名是陆军工程师。接下来，兵团不仅帮助治理城市，而且还实质性地参与并完成了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国会图书馆，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纪念性建筑的建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陆军城市活动的分水岭。战争给城市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与复杂性；由此，兵团的城市行为从一些纯粹纪念性建设活动转向更加具有实践性的城市活动，例如第二条水渠、华盛顿国家机场、五角大楼等的建造。这些行为更明确地体现了兵团行为的功利性关照。

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军工程师将他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交通和水资源供给等大众性结构计划中。但是，随着华盛顿作为首都在国家转型中的功能性转变——由纯粹的功能性城市向国家性城市转变，陆军工程师这一行为体开始出现变化。随着种族构成和权力、民主等议题成为比公众便利性工程更为重要的议题，骚乱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地方性层次。1976年的国会规定终结了兵团作为城市统治行为体的历史。

第三，城市政策推动国家转型。

通过在城市空间制定并实施城市政策推动国家转型的实践，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城市的特殊人群。针对城市特殊人群的城市政策，旨在提高他们对于国家的归属，创造国家的一体性，甚至通过他们创造国家新的发展。

移民是城市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国家转型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就加拿大的法语移民来讲，创造一个城市—省份—国家的身份认同，是魁北克的当务之急；［65］然而，对于更广范围的移民来讲，创造更广大的红利，并将其尽可能地共享化，这才是国家性战略。所以，注重地方需求、优先性和能力培育的城市选择与机会的创造是更为重要的。基于此，城市移民政策的设置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它是以激励性为基础的，而非强制的；（2）它将移民作为更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手段；（3）它旨在容纳与融合新移民，而非排斥并边缘化他们。［66］

城市的稳定与发展是国家转型与发展的基础，所以，对于城市贫困人群的关注成为重要关注点。以南非为例，这种推动国家转型的城市政策，集中于一些重点城市的城市贫困现象。对于城市贫困现象的解决，是解决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国家重构与转型的重要城市举措。在国家与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协商的基础上，国家将根植于种族不平等的种族复杂性与空间政治，通过国家政策与工程，在城市实现了低收入者的居住条件改善与犯罪预防。在这个过程当中，邻里关系和社区相互作用，并且使国家与其资源通过不均衡的方式进入特殊的空间背景。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城市重建需要国家重构，以及一种连接城市居民、社区组织、邻里关系的新的关系，从而重新创造新的城市社会—政治结构，以克服种族隔离不平等的遗产。国家的构成与社区的发展两者相互交织于城市背景当中，在这个背景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塑造了国家的重构与转型。［67］

第四，城市治理推动国家转型。

过去对于地方政府的研究，完全建基于行政领导或者计划者，后来又转向了对于政府组织、府际关系、行政职员的性质的重视，近来对于地方政府的研究开始关注城市治理。一些研究者发现，政党调停冲突的失败，大众对于地方城市治理功能理解与关注的失败，其关键在城市问题。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指向了一种新的方向：地方城市治理具有国家建构与转型的功能；它可以通过改变个体社会网络，使国家从血缘基础型向选举基础型转变。

东非的反例告诉我们，城市治理必须依赖于正式资源。这种资源受限于这一地区的住房、教育与福利状况。个体社会网络的转型发生于城市空间，这种转型更多地受制于这个城市作为社会体系的本质，而不是直接受制于地方行政的努力。城市治理如果要发挥国家建构功能的话，必须渗透到个体社会网络中去。这就为国家转型提供了一个动力指南：不能将西方的结构模式作为标准，而是要将城市治理导向人民的行动框架。［68］

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地区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对国家的挑战。因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国家空间重新尺度化的关键机制。首先，城市治理中的管理的福利主义架构，在凯恩斯式福利主义国家的巩固与最后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次，城市治理的企业家式路径，被作为指向民族国家空间尺度化的全球地方化策略（glocalization strategies）的解释与催化剂，在20世纪70年代广为传播。这种全球地方化策略促进了全球地方竞争式国家政体的形成，由此经济规则被移交到次国家制度层次，大多数的社会经济资产被集中到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区域与工业区域。因此，城市治理是一种根本的制度框架，国家的与次国家的地理范畴在其中被形塑；同时，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制度机制，城市治理使这些地理范畴重新运转起来。［69］

第五，重点城市推动国家转型。

按照国家意志建设重点城市推动国家转型，这是国家意志在城市空间的重要体现。这种模式在中国最为典型，武汉与上海便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武汉作为华中重镇，从晚清开始扮演着支撑国家转型的重要角色。武汉从政治中心到商战重镇的转变，意味着中国被动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肇始。但是，它作为真正的现代城市，承担国家转型的重任，却是辛亥革命所赋予的，因为它从此与其帝国往事相分离。武汉作为一个合三为一的大城市而承担国家转型，是由孙中山先生所提出，但是，却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实现。［70］

上海则是作为企业家式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支撑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以领土为基础的企业家主义的构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性工程。市场化与全球化过程，加速了这种过程的推进。因为市场化影响了作为国家合法性体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企业家式城市工程可以让国家使市场恢复其对感知到的、真实的全球化过程的回应。通过将上海定位为企业家式战略、企业家式时尚与企业家式话语，企业家式城市工程中的重新全球化的上海，并不是作为全球城市而存在，而是作为全球化中的中国城市连续统而存在。［71］

第六，城市体系推动国家转型。

自发城市体系推动国家转型的研究与实践，集中在欧洲国家转型方面。斯坦·罗坎（Stein Rokkan）通过西欧城市概念地图的方式，研究了城市与国家转型的关系。如图1.4所示，他将军事、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作为考察西欧国家的重要变量。其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承载组织便是城市。

图1.4　城市体系推动国家转型

资料来源：S.Rokkan，S.N.Eisenstadt，“Cities，States，and Nations：A Dimensiona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in S.N.Eisenstadt and S.Rokkan（eds.），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Methods and Data Resources，Vol.I.Newbury Park，CA：Sage.pp.84—85.

通过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斯坦·罗坎最终走向用图解地图来表现欧洲国家中的差异，他认为每一版图中的城市都反映了政权建设的核心区域与支配性商贸路线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资本化城市的支配性就越强；距离越近，城市实力的配给性就越强，不论是以人口规模，还是领土功能来衡量。［72］同时，“这些地图包括反映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不同影响的南北维度，一条东西向的区分沿海地区（seaward peripheries）、沿海帝国国家、城邦国家地带、近陆的（landward）帝国国家和内陆缓冲国家的分隔线，而且暗示了在统治者、相邻大国、统治阶级和宗教机构之间关系的长期变化的重要性”［73］。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城市与国家转型的机制。

保罗·霍恩伯格（Paul M.Hohenberg）和林恩·利斯（Lynn H.Lees）则将城市体系分为中心地城市体系和网络城市体系，从而对都市欧洲的形成作出分析。他们认为所有城市都属于这两种体系中的一种，但是，两种城市体系所造成的结果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中心地体系的根基在于土地及其耕种者的稳定性。一幅标明各种等级、简单而整齐的几何马赛克图勾勒出一个区域的商业、行政和文化需求，并最终联合各个区域进而形成统一国家。其风险是，中央权力过于强大，宫廷及首府的光环过于耀眼，不仅会竭尽土地之所能、人们之所用，而且还会强加上官僚文化的各种繁文缛节和机构臃肿的官僚政治。位居前列的首府城市趾高气扬、其他成群的城镇麻木消极，便是这种城市化模式过度发展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

网络体系体现了可流动财富和普遍性思想灵活多变的优势。体系的核心是一曲“城市的国际歌”，每座城市相当自主，对外界的关心胜于对自己的地盘。一座城市的文化，如同其人口和贸易，容易走向世界主义且不断变化。它容易造成海上帝国主义。［74］

所以，这两种城市体系推动的欧洲国家转型，支配了欧洲后期的“集权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75］国家形式。

2.第二大方面：研究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扛鼎之作：《国家建设中的城市》

拉奎因教授是战后明确提出要将城市与国家转型、国家建设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人物。在其扛鼎之作《国家建设中的城市：作为巨型城市马尼拉的政治与行政》中，虽然他还是运用了社区权力分析法来研究马尼拉在建构菲律宾、推动菲律宾国家转型中的作用，但是，他较早明确提出不能割裂式地单独研究城市，或者单独研究国家，而是要将城市研究与国家研究结合起来。

拉奎因的研究指出，因为城市化与政治、行政发展都根植于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与科学过程的影响，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城市的增长依赖于人类意志对于他们所在环境的力量施加；国家的产生同样得益于此，或者说得益于交往与生产系统的改进，这种改进在物理的与社会的变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且为国家提供了生计（livelihood）。无论国家统一是通过征服，还是通过自愿的联邦结合而成，城市区域的富裕都是作为最初的原点（original points）为新国家的发展提供服务的。［76］

由此可知，城市与国家的产生与转型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正如蒂利所说的，虽然“在很长时间与很大范围内，城市和国家一直是相互依赖的”，但是，“在城市和国家开始出现后的八千或一万多年里，城市和国家一直在爱与恨之间摇摆”［77］。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研究城市对国家产生，尤其是国家转型的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当下来讲，更具备丰厚的现实意义。

拉奎因认为研究城市与国家转型之间的联系，有必要首先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尤其是那些曾经拥有过被完全殖民或者半殖民历史的国家的兴起，也就是说后发展国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新兴后发展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当这些发达国家向后发展国家施加影响的时候，它们同时传播了技术，这使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殖民国家开始建立势力范围的时候，它们往往首先立即建立或发展城市。这些城市的物理特征反映了它们在母国的形象：城墙、护城河、市场、城垛等。殖民者开始从这些建构的新城市中走出去，并且征服外面的乡村世界。在此之前，母国的中心城市与其他区域的统治与经济关系同样在殖民国家建立。首都通过武装力量与法庭的司法文化统治整个国家，首位城市通过同样的过程统治殖民国家。这就是后发民族国家的一般兴起过程。可见，这种兴起是与城市密不可分的，城市在推动后发展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时时刻刻起着推动作用。［78］

对于普劳德·拉奎因来讲，研究城市与国家之间复杂关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分析国家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一种是集中考察城市所释放出来的内部政治动力。拉奎因无疑通过第二种方法来对城市与国家关系进行研究。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心城市区域的政治和行政通过谁、借助什么、何时、为什么，以及如何试图规划更广意义上的政治变迁。通过使用社区权力模型（community power model），他的研究将政治与行政过程看作具体的提名、选举、立法，以及行政过程。同时，借助政治发展理论，这一研究试图一般化这些即时的因素，并找寻城市发展与国家建构与转型之间的模式。［79］

同时，拉奎因的研究从政治学意义出发，涉及首都作为一个特别的城市对于国家转型的作用。他认为像马尼拉这样的主导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大都市区的现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放眼环球，尤其是在新兴国家中，像马尼拉一样的大都市区，都是作为这个国家发展与转型的中心而存在的。或者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更一般化的发现是：一个被一小群城市精英领导的小区域，却统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80］

这是与许多其他研究不同的所在。因为其他学科的研究，都是着重于城市化的地理学、人口统计学或者经济学的研究，［81］不涉及更大范畴与理论意义上的与国家转型之间的牵连。然而，政治学科却偏爱城市的重要性与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例如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已经发展出一般框架，更多地将整个国家的转型与发展作为参照，而不是分析组成国家的地方单位。［82］

拉奎因的研究虽然名为城市与国家建设（包含国家转型的三个过程），但是，他的研究却是微观的城市内部政治研究。也就是说，基于政治学研究进程的时代限制，拉奎因不得不以现存的研究范式，来介入城市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期以现有的努力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研究的桥梁，开辟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径。所以，拉奎因很坦白地说，这一对城市增长与国家建设的研究，依旧使用的是基本的社区权力研究模式。它是对政治游戏参与者、他们潜在的与隐藏的目标，以及他们达到目标的多样性技术的强化分析。这一研究集中于一些传统的政治过程，例如提名、选举、立法和行政。通过利用比较案例研究和对一定社区决策的分析，作为城市增长与国家建设代表的马尼拉城市区域的政治本质与政治风格，便得以被探索。［83］这种理论模式的诞生是为了解释城市生活的政治影响，以及随城市化继承而来的各种问题；同时，在美国，它也是作为为“失却的地方自治政府世界”（the lost world of municipal government）扫清道路的回应而存在。这种研究路径为联系城市增长与国家转型之间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方针。但是，社区权力模式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当它被用在其自身发展起来的外部文化与政治背景中的时候。它过多地关注地方领域层次，而没有关注外在的世界。研究者关注的是地方精英、特殊议题和决策，还有政治竞争的各种因素。其关注点可以被归结为一句话：地方行动者通过利用地方资源，进行地方战争，而获取地方性结果。这可能是因为它是生发于美国地方自治的研究的结果。［84］

基于此，拉奎因通过对城市政治微观细部的过程性探究，来架起他所认为的城市与国家建设之间的桥梁。他的研究立基于以下分析：（1）政府决策制定过程中的竞争者；（2）通过政府行动追求奖赏；（3）所利用的潜在资源；（4）结果获得的决定性因素。［85］在这个基础上，拉奎因利用分类学方法，将社区权力结构分为紧凑式与松散式体制（slight and slack system）；后者又可以分为单一型（monolithic）、多元型（polylithic）与隐匿型（anonymous）体制。紧凑式体制接近于全能社会，一般呈现为资源由一个人或集团所占有，并取得政策决策的主导权。松散式体制指向垄断模式，一般呈现为一小部分精英主导资源分配的模式。多元型体制指向社区的权力被多个竞争性团体分享的体制，一般呈现为多元利益群体通过竞争达到资源分配的平衡的模式。隐匿型体制一般呈现为对于政策制定权的归属群体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体制。［86］然而，无论这些类型如何运作，有一条界限已经被划定：社区是由精英统治（阶层理论），还是一组群体统治（多元理论）。拉奎因认为，无论两种理论存在怎样的争执，均不妨碍我们用它来作为理论分析工具。

3.总结与讨论

总结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对于城市与国家转型的研究是一块并未被集中开发的宝地。对于这一领域研究不足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就理论研究来讲，这一研究对象处于城市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点。在拉奎因看来，对于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之所以不是很理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政治科学的研究传统。政治学在城市领域的研究模式一直由社区权力研究所主导，这种情形与政治发展理论息息相关。（2）就时间发展来讲，在人类历史上，国家发展与城市发展给人们造成了互不相干的假象。传统的城市研究，依循的是欧洲的历史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将城市看作与国家分离的实体，古老的世界是一个城市的世界，但是，这两个世界都是各自朝向自己的方向运行的。这种范式认为城市是自治的单位，直到16世纪，火枪、黑死病与国际贸易推倒了城市的围墙，中央政府才从城市的空壳中冉冉升起。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往往充斥着乡愁般的怀旧气氛，这反映了浪漫主义的哲学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恐惧。巴洛克式都城的增长是建立在城市代价上的，民族国家摧毁了城市居民的契约自由，由此，城市的衰落一般被看作是国家的错误。这是传统研究对于城市与国家转型关系的判断，这种研究认为国家转型是对城市的破坏，城市非但不是国家转型的助力，而且是排斥前现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阻碍。现代城市与国家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否定了上述观点。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与国家转型关系的对立性，在现代世界已经很难发现。将城市与国家视作对立面的观点，并不能帮助我们现实的与理论的研究，但是，这种观点仍然被一些较小型共同体坚守为理想，并且被仇视国家霸权的人所秉持。［87］

第二，对于城市与国家转型的研究比较微观，注重对城市内部各要素的分别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范式关注的是经济要素／市场要素对国家转型的作用机制；强制—资本分析范式关注的是军事力量要素与资本要素对国家转型的作用机制；权力—治理—空间分析范式关注的是权力要素，以及社会、经济要素对国家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影响；城市—国家建设分析范式的关注点则更加复杂，既有对于城市起源对国家转型作用的关注，又有对城市作为独立变量（首都、重点城市）与系统变量（城市体系）对国家身份认同建构机制的关注，还有对城市中的行为体、城市政策以及城市治理的国家转型意义的关注。它们并不是城市与国家转型的专门研究范式，只是在关注其本质研究领域的同时，对城市与国家转型这一对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范式，它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人类社会的变迁，解释城市与国家转型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个方面。只有城市政治学分析范式可以说是将城市与国家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范式，但是承载这一范式的城市政治学，因应西方的发展，向微观方向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它越来越集中于对权力要素的研究：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内部权力的配置、效率与民主、公民参与，以及城市政治的性质。对于城市内部权力配置的研究，最著名的莫过于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理论；关于效率与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僚与城市治理效率的理论；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最早聚焦于城市公民权，最近的发展是对于城市社会运动和女权主义与城市研究的结合的关注；而对于城市政治性质的探讨，主要是被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规制理论，以及后福特主义理论所占据。这些对于城市政治的研究都是将城市看作一个由权力要素所主导的场域，它们注重的是权力要素对城市政治以及城市治理的作用。因此，这些理论都是比较微观的。即使拉奎因也是从权力要素的角度切入，利用社区权力分析法为我们展现了马尼拉支撑菲律宾转型的过程与趋势。

第三，对城市与国家转型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最初对城市的研究与对国家转型的研究分属于不同的独立领域，学者并没有将两者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关系转化为真实的学术问题来研究。相反，学者们人为地割裂了两者的联系。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转型的行进，以及发达国家国家转型的逐步调整，国家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与学术研究对象。同时，随着战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推进与完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开始，以及全球城市的出现，城市学成为一门显学，成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两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共时性显著发展，引起了学者对前期研究的反思。由此，学者们开始将两者作为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来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说是从“全球城市的发展是否会削弱民族国家”这一命题开始的。从此，对于两者的统合式研究便蔚然成风。所以，对城市与国家转型的研究是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单到详细、从肤浅到深入的不断演进的过程。

第四，城市对于国家转型的逻辑在任何国家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它的体现方式却不同。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以欧美为代表的先发展国家，城市作为资本的集中体现而存在，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这一力量在城市空间中推动（至少是参与）了先发展国家的国家转型。也就是说，城市发挥了独立的主动推动作用。在后发展国家，城市是被国家塑造出来，并承担国家转型的一种力量。我们可以说后发展国家将城市视为一个单位，它们塑造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其国家转型。首先国家以国家自身的需要与迫切任务来建构符合这些需要与任务的城市。然后，通过这些城市推动国家转型。例如，国家以自己的需要通过城市建构国家身份认同，通过城市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转型。同时，这种以国家意志建构出来的城市反作用于国家转型。也就是说，城市作为人为塑造的被动型力量而存在并发挥作用。

第五，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机制尚需挖掘。研究发现，城市的确对国家转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将城市看作一个笼统的单位，描述了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历史或者现实过程，并没有发掘城市推动国家转型的机制。即使是城市政治分析范式，它涉及许多微观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城市分解，可惜也并没有明确地将城市与国家转型联系起来研究。所以，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将城市分解，探索城市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推动国家转型的。

第六，城市与中国国家转型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拓。中国的国家转型与城市的关联性极大。在中国的场域中，不能将城市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在获得自身发展能力的同时，更是支撑国家转型、巩固与发展的支点与载体。历史地来看，中国国家转型的许多挫折与城市建构的失败具有莫大的关系。现实地来看，今天中国的城市如果没有建设成可以支撑国家转型的真正的“城市”，那么，中国的国家转型同样会面临困难。所以，将中国作为一个案例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

这些分析范式都是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范畴与实践开展领域；然而，它们却无法结合各种要素——资本代表的市场要素、国家性政策代表的权力要素、行动者代表的参与要素，以及权力要素等——从一个中层理论的角度，给予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运动与国家转型过程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所以，提出一个专门的以城市与国家转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尤其是针对后发展国家的理论模型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