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所关怀的核心命题是古老的，但是，它所赖以实现的形式却是常新的。以创造幸福、有序生活为主要目的的政治学关怀与探索，主要发生在城市。［1］城市是主导西方，甚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贯逻辑。从学术研究起源讲起，“城邦的治理是政治学的开始，柏拉图对理想国的设想，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治理的现实考虑，都表明了城市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源头”［2］。著名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将欧洲文明的三大渊源归结为：“城市自治”、“基督教会的组织与精神”，以及“独立的个人（个人主义）”。［3］由此可见，城市要素在西方文明的演进中赫然在列。自从城市产生之后，它便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从一定程度上讲，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

纵观西方历史，古希腊城邦政体、古罗马帝国政体、中世纪封建政体、近代绝对主义国家政体都消逝了，但是，城市却留了下来，并主导着西方的发展；在当今代议制民主蔚为壮观的时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要素，无一例外都在城市中存在、演化并发展着；随着时间的演进，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城市（global city）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超越民族国家并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成为支撑、维系并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与推动力。

城市不仅是推动西方国家转型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也是推动中国国家转型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与中国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就中国来讲，自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命题提出以来，城市便成为这一命题实验与展开的主要空间、平台与载体。在传统中华帝国体制下，城市结构以帝国政体的有限形式，统治着广袤的乡村，实现了乡村与城市的交往互动。帝国政体的城市政治结构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官僚治理结构，以乡村社会空间与自然农业经济空间为平台，建构了历久不衰的城市与乡村结合的中华帝国；它用自己特殊的实现形式，［4］诠释着政治学核心命题的时代性与历史实践。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现代中国国家建设过程的展开，同样是要实现政治学所关怀的核心命题，但是，其实现形式却不同于传统中华帝国。它以现代的城市治理体系维系政权、巩固政权、推动国家建设，实践着现代中国对于政治学核心命题的时代性诠释。这便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城市对于中国国家转型作用的理论与假设的缘起。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一直到当代中国，城市在推动中国国家转型方面，依次呈现出这样四种现代形式：开埠城市、工业化城市、市场化城市、全球城市。开埠城市是晚清与民国国家转型的重要载体与空间，虽然它处于列强的控制之下，但是它的现代性要素引起了中国国家转型从微观到宏观的一系列变迁。工业化城市、市场化城市以及全球城市是当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支点。工业化城市按照国家政权的逻辑建立，并支撑政权巩固与国家工业化的开展；市场化城市与全球城市按照市场化与城市自身的逻辑运行，为中国国家转型提供了现代要素，推动中国向现代化方向转型。

帝国体制的崩溃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是在中国的城市空间展开的。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几千年来以农业生产为命脉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城市作为非农业生产的空间第一次正式进入权力变革的核心，由此成为揭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序幕”［5］。无论是帝国体制内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士大夫为救亡图存而开展的戊戌维新变法，［6］还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它们都与城市有关，并且都发生在城市空间之中。城市承载了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愿景，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首要承载者。(www.daowen.com)

在当代中国，城市推动实现幸福有序生活的作用，是以国家转型方式与形态呈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工业化城市为主要空间与制度架构来巩固它的政权，并实现国家治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党、政府、社会团体等行为主体，首先以政权的逻辑建构了承载国家转型的工业化城市，并且在工业化城市的支撑下迅速地开始了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进程。这些主体所参与的经济恢复与调整、“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与“文革”等一系列重大经济与政治运动都在工业化城市空间中展开，［7］这是工业化城市的重要特征与功能。也就是说，工业化城市推动并承载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转型进程。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改革使中国城市开始从工业化迈向市场化。市场化改革使城市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的载体，城市发展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所在。无论从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社会体量、文化导向，还是政治结构以及运作方式来讲，城市已经成为现代中国转型与发展的最重要载体。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多元、社会团体复活，以及多元格局已经形成。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团体等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及它们的行动界限，在市场化城市中都发生了区别于工业化城市的变化；同时，这些变化也作用于国家转型。也就是说，市场化城市继续扮演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支点、平台与载体的角色。

同工业化城市一样，市场化城市对中国的国家转型起着巨大的作用。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成长机器”，给中国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带来了挑战，却也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城市对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性，迫使“国家”将部分权力和资源下放给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国家权力的城市化”，亦即国家的力量、权威和资源在城市这个尺度上重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投资回报，城市成了国家的输液器，不仅给国家注入了经济活力、提高了民族国家的总体地位，也给执政党带来了新的合法性资源。这是中国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间的要义所在。［8］所以，对城市与中国国家转型的关系进行历史的考察、理论的探究和实践的探索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