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状况有着很大的联系。

（1）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成正相关关系。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水平就越高，^[27]这也是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对五个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状况统计分析中发现：“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例地来自富有者，而最不积极的则来自贫穷者。”^[28]由于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城市居民而言还属于较低水平，属于弱势群体，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相比城市近郊以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存在明显的不足。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要为生计奔波，对政治参与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或不屑于参与其中。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他们自身以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至于国家大事、乡镇和村委会的事务，如果不与他们直接相关的话，他们一般都不会参与。此外，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还表现在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外部条件不足从而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意识。农村相比城市而言，物质条件如大众传媒（互联网、报刊、通信等）以及公共活动场所明显落后，从而影响农民对于政治知识、政治信息的学习与掌握，进而不利于养成公民人格和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政治参与意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部分处于政治参与年龄的农民进城务工，由于政治参与制度规定的限制，他们不能在城市享受民主政治参与的权利，久而久之，政治参与的意识更加淡薄，这便成为一种趋势。

（2）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的制约。当前留守在农村从事务农活动的农民很少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大多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而且多以老弱居多。阿尔蒙德和维巴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参政比例成正比例。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会制约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因为他们对政治知识的匮乏，如不了解宪法、选举法及村委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从而影响其相关政治参与行为。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公民，从而认识不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到政治参与是实现和维护公民权益的途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平均有30% 左右的村民群众不清楚村委会选举的基本政策和法律规定。^[29]要改变这种状况任重道远。

（3）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制约。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被儒家思想所笼罩的君权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强国家，弱社会”特征。以单个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经营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以交换为目的，而是以满足自我需求为目的。这种长久的经济形态使家庭制度成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中国的一切社会特征无不出自家庭制度。“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30]生活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农民，缺乏公共精神，没有形成如西方国家中市民社会的机制，因而也未能形成真正的中国社会公共领域。长期以来，广大民众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经过公共领域的锻炼，公共精神缺失，以致一些农民有自私自利心理，以“我”和“家庭”为中心，而“我”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子民”，国家是皇帝的天下，在这种意识下的民众难以有积极理性的参与意识。(www.daowen.com)

（4）乡村干部腐败行为的制约，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土地的大量拆迁，一些乡村干部手中握有公共权力与金钱（如拆迁补偿款），极易产生腐败。一些乡村干部的贪污腐化、行政的不作为以及各类损农伤农事件的发生，使农民对乡村政权和干部缺乏认同感。就村干部而言，他们与农民直接接触，是农民通过民主选举途径产生的，他们在村干部的职位上如果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甚至用公权谋取私利，那么无疑会让选举他们的村民产生失望心理，从而对今后的选举失去信心。在对乡村干部失望、不满甚至严重对立的情绪下，农民要么形成冷漠的政治心理，要么走向极端，进行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如非法静坐和游行、冲击政府机关等。^[31]

（5）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的制约。据全国村民自治状况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民主决策方面，仅56.9% 的人表示本村成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在2004年中召开过两次以上的村民代表会议占28.2%，而村民知道在最近一年中召开全体村民会议的比例仅为34.6%，相反明确表示没有召开的占37.5%。在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七项重大事项决策上，均有半数村民不知道其决策过程。在民主监督方面，民主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委会向村民大会报告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尚未全面建立，被调查的村民中表示本村建立以上机构或制度与没有建立的比例在20%～30%，而表示不清楚的则高达40%～50%；村务公开程度低，村民对村务、财务管理的评价低，明确表示本村财务管理很好或较好的仅为20.7%；约26% 的村民表示至今没有建立村民民主理财小组，35.5% 的村民不知道村委会公章由谁保管，52.9% 的村民不清楚本村的财务开支由谁审批。在民主管理方面，有30% 的被调查村民表示本村没有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认为作用一般或没有作用的也高达44%。^[32]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健全使农民对于这项制度产生失望心理，即因政治效能感缺失从而影响政治参与行为。^[33]

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没有农民的民主，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乡村政治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事实上，“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的权利问题，而权利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政治参与状况不仅深刻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意义，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理顺农村的各种政治关系，使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布局，那么最终会影响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而言，研究农民的政治参与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