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际上成为一种精英教育，培养目标直指专家、大师，很少再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似乎普通劳动者都是低层次的，不需要也不值得培养。衡量教育机构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培养出多少“人尖”。实践表明，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培养出的学生，特别是管理专业的学生，其事业发展并不理想。

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干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实际战斗中涌现出来的部队战斗骨干，二是自愿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前者大都出身工农，革命立场坚定，能吃苦，不怕死，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影响了他们对革命理论的掌握和斗争艺术的提高；后者文化程度高，接受能力强，有革命热情，可以充当革命事业的先锋和桥梁，可大都缺乏实际斗争锻炼，常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容易偏激和动摇。正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针对两部分干部不同的特点，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口号。

为了实现“两化”的目标，毛泽东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培养目标和教育办法。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不断地改造世界观；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解决对工农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到工农群众中间去，与工农做朋友，同工农打成一片；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从最基层的工作干起，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注意克服“娇、骄”二气，在艰苦生活中磨练革命意志，等等。对于工农干部，毛泽东要求他们，端正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把知识分子看作军队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克服狭隘思想，认识自身不足，不以大老粗为荣；努力学文化，学理论，学业务，学技术，最终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当年毛泽东的这一育人思想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大成功，从加入革命队伍的两部分人中，都培养造就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杨得志是解放军中公认的最能打仗的高级将领之一。长征路上，他是著名的红1团团长，该团作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直接参与了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等重要战斗；抗战初期，杨得志曾任八路军115师685团团长，该团集中了朱毛红军的精华，是首战平型关参战部队的绝对主力；解放战争期间，杨得志就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直接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抗美援朝时，他率19兵团入朝参战，打了许多漂亮仗，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对我军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会为杨得志将军的卓越战功所折服。可有谁知道，杨得志是一个雇农的儿子，从小家贫如洗，参加革命前没有上过学，只是跟老人学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由于家里穷，他14岁便跟着哥哥外出打工，在安源挖过煤、在湘南修过路，受了很多苦。后来因为工头克扣工钱，一气之下，杨得志和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到部队后，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开始学文化，渐渐地学会了读书识字。杨得志自己说，他一生上过两次学，一次是在抗大，一次是建国初期的南京军事学院。杨得志可以算是典型的部队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www.daowen.com)

杨得志的成长经历充分说明，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当中，也有一批人很有潜质。他们未能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因为命运没有给机会。作为管理者，千万不要忽略了这部分人，将眼光只盯着名牌院校的博士生、硕士生。要看到，实践出真知，普通岗位上的普通员工中不乏可造之材，只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照样可以培育出栋梁之才。战争年代的军队是这样，和平时期其他战线同样如此。李瑞环、郝建秀等由劳动模范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也充分证明“工农干部知识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企业家的成长同样存在这一规律。松下幸之助、李嘉诚、王永庆等著名企业家均出身寒门，都是因无钱上学。不得不先参加工作，然后靠在工作岗位上刻苦自学而成才的。据说，麦当劳现任总裁也是从清洁工岗位起步的。事实说明，管理者的选拔和培养，并非学历越高越好。所以，高明的管理者应注意发现和培养普通员工中的佼佼者，努力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使普通员工中的优秀人才不至于被埋没。

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培养子女接班时，刻意安排子女先从基层，工人、推销员和机关普通办事员做起，做出成绩后，再安排他们进入管理层，一步一步地往上升，直到升任本公司的最高领导。据说，凡是这样安排的，公司新老班子的接替都比较成功。

企业管理干部无非两个来源，一是高等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二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普通员工。这与当年我军干部的来源差不多。因此，毛泽东分别针对这两部分人提出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及其相应的培养模式，至今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