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23年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一所不同于一切旧学校并有本质区别的新型学校——湖南自修学校。“一种平民主义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实际却内隐了“党校”性质。所谓的党校性质，按照中共中央1995年9月6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党校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一个重要的部门，湖南自修大学在中共湖南支部的直接领导下，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的革命干部。

参加外显干部教育特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同年7月，中国国民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了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办学工作。这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此次办学之中。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已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学中萌芽。其萌芽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关注干部教育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把农讲所看做是“解决农民问题之教育”，也就是说，干部教育是为了阶级斗争服务的。第二，把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第三，在干部教育中，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第四，注重教与学、学与用的结合。

八七会议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四个方面：一政治教育。二思想教育。三理论教育。四业务教育。规定红军党内教育十八种基本方法和十大教授法。归纳起来，这十八种教育方法主要有五类：（1）宣传的方法（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统治的小册子）；（2）培训的方法（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认识字的党员读书报；个别谈话）；（3）批评的方法（批评）；（4）会议的方法（小组会；支部大会；支部委、组联席会；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政治讨论会）；（5）适用的方法（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此外，在十大“教授法”（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提纲；讨论式）

1936年6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毛泽东直接领导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亲自兼任红大政委。1937年1月，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此后不久，毛泽东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术”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抗大的校训校风。抗大教学思想在《抗大组织条令》规定：“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在实际生活上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强调“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联系，体力、智力的统一，军事、政治之适当的配合，进行革命批判的教授制度，自觉遵守的管理制度即集体互相的学习制度等”。

毛泽东强调名师出高徒，要办好院校，必须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都经常为红大、抗大讲课。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对教育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广州、武汉等地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新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积累了一些育人经验。如严把入学关，由各地党组织选送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压缩学制，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设置课程；请有实践经验的农运领袖担任主讲，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军事化管理，突出军事科目，注意学员指挥能力的培养与战斗作风的养成；组织学员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等实际斗争，在战火中经受锻炼，等等。农讲所虽然时间不长，却收到较好效果，所培养的干部，日后大都成为各地农民运动乃至工农红军的骨干。

创建并领导红军后，毛泽东更直接感受到培养人才的重要。因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环境，使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考验，纷纷离队或叛逃，其中包括不少数师、团军事主官。要想巩固和发展红军，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大批得力的领导骨干。所以，毛泽东率领红军1927年10月上井冈山，12月便在宁岗砻市开办了红军教导队。开始只有一个区队、六七十人，朱毛红军会师后发展为3个区队、200多人的规模，并正式纳入编制，由陈毅担任教导队队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任课，直接指导，从挑选培养对象，确定培训目的，到设置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毛泽东等人的言传身教和精心培育下，一批忠心耿耿、年轻有为的红军骨干脱颖而出，当时红军队伍中20多岁当军长、师长的比比皆是。

1931年，红军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后，很快就办起中央红军学校。举办6期后，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陆续设立了红大的分校和供给、卫生、通信等学校。瑞金时期的红军大学已具备相当规模，积累了战时培养人才的宝贵经验。即使在环境条件异常艰苦的长征路上，红军仍编有干部团，非到万不得已，不分派战斗任务，以便保留领导骨干。(www.daowen.com)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分析形势，明确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党中央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的建设，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1937年，我党派干部学员前往苏联学习坦克、炮兵技术。后来组建起我军第一个坦克大队，成为我军特种兵部队的种子。

1939年夏，抗大总校开赴敌后办学，并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和一些随营学校、陆军中学、专业学校。抗大培养的干部支撑起迅速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沿用抗大的办学模式，在各大战略区组建军政大学和后勤、卫生等学校，源源不断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进而也为建立全国政权做了干部方面的准备。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明确提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要求干部战士既要学会保卫祖国的本领，又要学会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这是对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新的发展。

近年国内外讲经济发展讲管理，一致高度评价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理念，认为其理念是现代管理学的重大发展。其实，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毛泽东都远远胜过彼得·圣吉。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且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毛泽东提出：“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所以，一直有“三个舍得”的说法，即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学校，舍得送优秀的干部、战士进学校，舍得将先进的技术装备给学校。毛泽东强调名师出高徒，要办好院校，必须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由于战争年代培养的主要是指挥管理人才，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领袖和军事统帅，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

我党极力选派理论素养高、精通业务、懂得教学规律、具有较强领导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得力干部去办院校。毛泽东自己就兼任过“红大”的政治委员。刘伯承、叶剑英、林彪等先后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校长。建国后，又是刘伯承、罗荣桓这两位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政治工作模范，分别主办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都经常为红大、抗大讲课。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秦邦宪讲《政治经济学》，李维汉讲《党的建设》，林彪讲《战役学》，等等。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也是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的摘录。高水平的授业导师是培养优秀人才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