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县人。明初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报国业绩，在做人方面给他启迪。

顾炎武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以经济理学的思想。锋芒所指首先是王阳明的心学。认为明末的“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国家动荡不安，政权不稳，以致亡国）正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认为以前的清谈谈老庄，现在的清谈谈孔孟。晚明心学的泛滥就是不学习儒学经典，不研究当代的时务。对此他深恶痛绝，指出心学是内释（佛学）外儒之学。他反对内向的主观学问，主张外向的务实学问。认为史籍的编撰要证实去伪。治史就要经世致用。

明末清初，儒学已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就“体”而言，重心由个人道德本体转到了政治社会体制。而“用”，尤其是儒家的一大着力点，它集中表现在经世致用的观念上。儒家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阶段，义理必须取证于经典。清初，顾炎武正式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说法。到了清代中期，经学考证已成风气，“道问学”在其中居主导地位，戴震是其代表之一。但是19世纪当中国国门被强迫打开，西方渗透进来之后，儒家思想面临挑战。儒家的出路何在？一批具有较深厚儒学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想以后，企图以“中体西用”的方式为中国传统儒学找到一条迈向近代的道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作为实践者，为清代儒学作了总结。

19世纪对于中国儒学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它由具有朴实学风的考据学进而发展成“经世致用”之学，并向西方学习，倡导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哲学上则是以进化论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思想，取代了旧的思想体系。龚自珍、魏源等成为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他们最早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西学第一人魏源。湖南邵阳金潭乡人。所编《海国图志》就是要向西方寻求救世“药方”以抵御外侮。《海国图志》是林则徐嘱托魏源所编。此书引用的图书达百余种，其中包括外国著作二十种，咸丰二年（1852年）补完一百卷。这是我国第一部自己编的，介绍世界各国历史、道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巨著，对西方的分析具有比较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西洋人称为“奇土”、“良友”，重视西方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号召只有学习西方的技术，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斥责闭关自守的顽固派为“自画封城”，不知墙外有天，舟外有地，就像井中之蛙一样。魏源主张除军事外还应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以利民用，发展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www.daowen.com)

魏源以勇于向西方学习，而名垂青史。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成为以后的戊戌变法的先导，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放眼世界有所启发。

严复，资产阶级学者。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赫胥黎《进化与伦理》一书问世，严复就着手翻译，并定名为《天演论》。赫氏的“物竞、天择”论是生物进化论的规律，也是宇宙间进化规律。严复在介绍进化论的同时，又推而论及中国如不努力奋斗改变现状，就会亡国灭种，祸在旦夕。严复晚年，希望变法却不希望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失败并没有给他带来较大冲击，他仍希望保留帝制，提倡尊孔读经。反映在他思想上就是唯心主义的膨胀和发展，从无神论变为有神论者，笃信上帝。

上述清代儒学发展的脉络是十分清楚的，由是实学而考据学，而一部分先进分子把视线转向西方，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康、梁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改良派在中国已经穷途末路，也就是说要维持儒学的正统地位根本行不通。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用儒学简单地加进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就能奏效的。儒学具有兼容性和适应性，在封建社会里表现出相当强的生命力。但是儒学本身又具有许多糟粕，需要认真批判。因此我们在研究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时候，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只有采取“批判地接收”的态度，才会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