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有三层含义，从广义上讲，儒包括一切方术之士；从狭义上讲，“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即记述尧、舜、禹以来的典章，特别是记述孔子及其门人的学说著作的人。《论语》记载孔子曾对他的弟子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孔子所处的时代，有很多儒。有君子、有小人，流品很复杂。儒的第三层含义是指一种人，即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据《说文解字》载：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需”字古与“耎”相通；《广雅·释治》：“耎，弱也。”“耎”皆与“坚”对举，需即是柔耎之耎。柔软之需，引申又有迟缓懦滞之意。“儒”字从需而训柔，似非无故。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逢衣，博带，高冠，搢笏——表现沉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故有“儒”之名。所以“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领袖在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殷商文化。但殷民族在东土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人数是很多的；虽没有政治势力，他们的文化的潜势力是不可侮视的。孔子说过：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殷商的知识分子——王朝的贞人、太祝、太史，以及贵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过的生活虽然是惨痛的奴虏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殷民族的团结力的中心。也就是他们后来终于征服战胜者的武器，那就是殷人的宗教。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此外，他们似乎极端相信占卜：大事小事都用卜来决定。还有用警草的筮法，与卜并用。

这种宗教需用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在殷商盛时，祝宗卜史自有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虏，或散在民间。因为他们是有专门的知识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们的专长换得衣食之资。他们在殷人社会里，仍旧受人民的崇敬；而统治的阶级，为了要安定民众，也许还为了他们自己也需要这种有知识技能的人，也就不去过分摧残他们。这一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就在几百年之中，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他们只是“儒”。他们负背着保存殷国文化的遗风，故在那几百年社会骤变、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他们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也许还继续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言语。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眼里，他们是“殷礼”（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与宣教师。在西周民族的眼里，他们是社会上多才艺的人，是贵族阶级的有用的清客顾问，是多数民众的安慰者。他们要算是最高等的一个阶级了。所以他们和“士”阶级最接近，西周统治阶级也就往往用“士”的名称来泛称他们。

大概周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殷士。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一种遗风。不但柔道的人生观是殷的遗风，儒的宗教也全是“殷礼”。

我们现在要看看“儒”的生活是怎样的。儒字从需，后来始有从人的“儒”字。需卦之象为云上于大，为密云不雨之象，故有“需待”之意。《象传》说此卦象为“君子以饮食宴乐”。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这个卦好像是说一个受压迫的人，不能前进，只能待时而动，以免陷于危险；当他需待之时，别的事不能做，最好是自糊其口，故需为饮食之道。这就很像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儒”了。这种人的地位很困难，是有“险在前”的，是必须“刚健而不陷”的。儒在郊，完全是在野的失势之人，必须忍耐自守，可以无咎。儒在泥，是陷在危险困难里了，有了外侮，只有敬慎，可以不败。儒在血，是冲突之象，他无力和人争，只好柔顺的出穴让人，故《象传》说为“顺以听也。”“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知识阶级，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

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我们先说“小人儒”的生活是怎样的。“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避）之。是若人气，我鼠藏，而我羊视，贲就起（资即奔字）。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

“小人儒”从这种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几个要点：

第一，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作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www.daowen.com)

第二，他们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倔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

第三，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骂他们的可以说他们“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他们的知识做“衣食之端”。

第四，他们自己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

从这种“小人儒”的生活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儒”的古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尽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样的。他们都靠他们的礼教的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殷周民族杂居已六七百年，文化的隔离已渐渐混灭的时期，他们不仅仅是殷民族的教士，竟渐渐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师了。

孔子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所以相传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就是他的职业了。孔子也很注重丧祭之礼，他做中都宰时，曾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他承认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又建立三年之丧的理论，说这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十七）。这都可表示他是殷民族的宗教的辩护者，正是“儒”的本色。都是靠授徒与相礼两种职业。

孔子和这班大弟子本来都是殷儒商祝，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他的弟子仍多是那个治丧相礼的职业中人，他们是不能完全跳出那种“因人之野以为尊”的风气之外的。孔子尽管教训他们：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但“君子”、“小人”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他们既须靠治丧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

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这个历史运动是殷遗民的民族运动。

周室东迁以后，东方多事，宋国渐渐抬头。到了前七世纪的中叶，齐桓公死后，齐国大乱，宋襄公邀诸侯的兵伐齐，纳齐孝公。公元前642年之后，宋襄公就有了政治的大欲望，他想继承齐桓公之后做中国的盟主。然而二百年后，宋君偃自立为宋王，东败齐，南败楚，两败魏。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运动。随着不久失败了，就此殷商民族的政治的复兴终于无望了。但在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几百年中，他们好像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渐渐养成了一个“救世圣人”的预言，那预言的五百年之期已过了几十年，忽然殷末公孙的一个嫡系里出来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少年，起于贫贱的环境里，而贫贱压不住他；生于“野合”的父母，甚至于他少年时还不知道其父的坟墓，然而他的多才多艺，使他居然战胜了一个当然很不好受的少年处境，使人们居然忘了他的出身，使他的乡人异口同声地赞叹他：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的出身特别微贱，所以人们特别惊异他的天才与学力之高，特别追想到他的先世遗泽的长久而伟大。所以在他少年时代，他已是民间人望所归了；民间已隐隐的，纷纷的传说：“五百年必有圣者兴，今其将在孔丘乎。”甚至鲁国的贵族权臣也在背后议论道：“圣人之后，必有达者，今其将在孔丘乎！”

因为他出于一个殷宋正考父的嫡系，不做周公而仅仅做一个“素王”，是孔子自己不能认为满意的，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悬记终于这样不满意的应在他的身上了。

孔子所以能中兴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也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境无法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的了。他认清了那个所谓“周礼”并不是西周人带来的，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这里面含有绝大的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他说：“君子周而不比，君子群而不党。”孔子认定了教育可以打破一切阶级与界限，所以曾有这样最大胆的宣言：有教无类。这四个字在今日好像很平常。但在二千五百年前，这样平等的教育观必定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所以他的门下有鲁国的公孙，有货殖的商人，有极贫的原宪，有在唤绳之中的公治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的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训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巨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巨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西周民族的建设也都建立在“周围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成人”就是“成仁”，就是“仁”。综合当时社会上的理想人物的各种美德，合成一个理想的人格，这就是“君子儒”，这就是“仁”。

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这种柔道本来也是一种“强”。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他提倡的新儒只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所以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这种弘毅的人格。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这就是超过那柔顺的儒风，建立刚毅威严、特立独行的新儒行了。以上述孔子改造的新儒行：他把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