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特别是有了部落、民族以来，为了生存、安全、资源、谋生需要人群聚集在一起。出于其团结或相互约束的需要，蒙昧时代，我们的祖先或拜木、石、禽、兽；或拜明月、山川、祖先。随着知识的进步，人们则以为有善恶之神，相为消长，彼此争斗。争斗各方则仰善神之庇护，此即神佛与魔鬼的区分由来。经过斗争，善神终于战胜了恶魔，统于一尊。此则天尊、上帝的由来。而道教的降魔之说，由此而来。比较高等的宗教，皆为一神论者，其发展过程，皆经过了拜神、泛神、多神、二神、一神的不同发展历程。

儒释道的根本之点，皆避恶趋善。所谓恶者：黑暗、污秽、嫉妒、诈伪、怯懦、贼害、伤残、夭折、疾病、困苦之类是也。所谓善者，光明、清洁、仁爱、忠信，宽厚、勇敢、养护、寿考、健康之类是也。试观今日世界高等之宗教，如基督、回教、犹太、佛教之类，皆以淫、杀、贪、妄语诸戒为根本。而道教之示戒亦莫能外焉。食物之禁忌，礼仪之严密，则犹太、波斯、回教等禁忌甚严。而佛教之禁荤辛、禁酒。道教之禁五荤三厌，谓天厌雁、地厌狗、水厌乌鱼。五荤者，《梵纲经》谓：“五辛，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兴渠。”《楞伽经》谓：“五辛，一大蒜、二茖葱、三慈葱、四兰葱、五兴渠。”《尔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兴渠、慈蒜、茖葱为五荤，道家以蒜、韭、薤、芸薹、胡荽为五荤。”是可见道教之五荤，与佛教所禁者，不甚相远。而回教之禁忌，见是皆以其不洁净而使人昏惑故耳。如斋戒、祈祷、禳除、忏悔之属，各教皆通有之。而如儒教，当孔子之时，于斋戒、祈祷、禳除等亦视为甚重。今之道教，尤为兴行。

儒释道除上述内容相同之外，许多思想观念也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譬如：动静有常，唯变所适；格物致知，睿智明理；名正言顺，名实相符合；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性智性恶，为善去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悲天悯人，承担责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立志有恒，修身达道；内养外化，成善之道；成仁取义，修养正气；节欲节约，克己克俭；公重私轻，先公后私；克己有群，周而不比；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守信，言出必行；正人正己，以身作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德主刑辅，宽猛相济；与时俱进，变通趋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人合一，尊重自然。

又譬如，讲佛教，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练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槃，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3世纪时，中国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禅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

当然，有许多思想观念也有不同。譬如，关于“神仙”，似乎是道家专有。孔子虽认为有“神鬼”，但他主要指祖宗、祖先。曰：“敬鬼神而远之”，佛教虽讲上天入地，但其主要从因果轮回转世脱胎而言。又譬如，儒释道都讲“道”字，儒教经典《论语》：“道千乘之国”；《孝经》：“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主要是治国的方法义理。而道家《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主要是讲自己的客观规律；而佛经所云不可思议、不可说，是指天上之道也。所以，儒家注重实践之道，道家讲的是玄虚之道，佛家讲的最高境界是心道。三者所指各有不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学与佛教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既有矛盾和斗争，又有调和、吸收与融合。大体上经历了东汉、三国、东晋的儒佛调和，南北朝、隋、唐初儒学对佛教的批判与斗争，中唐以后儒学对佛教的吸收与融合三个阶段。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其间仍有互为交错、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以批判、斗争为主的南北朝、隋、唐初这一阶段，就有隋代王通的儒、释（佛）、道“三教合一”之说。

在中国，佛教是外来文化，它的产生时间与儒家的创建大体相同。两者有共同处，比如都以人为研究对象，注意人生意义与价值，强调道德修养，并通过修养的途径以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从而形成各自的人生哲学体系。

儒家与佛家也有很多区别甚至对立的地方，比如就人在自然界中地位而言，儒家认为天、地、人为“三才”，其中人最为宝贵，具有人本主义的色彩；但是不大重视个人存在的价值。佛教按是否超脱生死来把自然界的有生命的东西分为两类，佛与菩萨等为“四圣”，这一类是超脱生死的；未超脱生死的天、人、阿修罗（魔神）、畜生、饿鬼、地狱为“六道”。由此看来，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并不高，但是人的地位又是可变化的，因为人可以修行。修行好，可以升入天国；做了坏事则可以下到地狱。而这一点与儒学重视人的教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就人的价值观来说，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儒教认为人生是快乐的，只要不为外界物欲所干扰，就会乐在其中。由此而生出的人生理想也不同。佛教认为人既是痛苦的，因此应该摆脱这种痛苦，所以要出家来脱离人世间的苦海，要修行成佛，这就要彻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政治生活，在虚幻的精神境界中求得解脱；儒学则与之相反，要积极入世的。因为人在通过“修身”，进而“齐家”（治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平天下”。这就要重视社会组织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两者在出世与入世方面的强烈对比。由此而生出佛教与儒教对待人伦道德完全相反的态度。佛教淡泊人生，不要人伦；而儒家强调人伦，重视“三纲”、“五常”，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修养上两者虽都很强调，但其途径却各不相同，佛教要求“十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等十种戒条），这是被神圣化的道德规范。而儒学则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修养。在是否承认彼岸世界上两者态度完全不同。佛教是承认彼岸世界的，而儒学否认彼岸世界，所谓彼岸，是佛教的超脱生死的涅槃境界，实际上是承认超脱于今世，即现实世界的来世。而儒学只是重视现实世界，不承认来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与轮回转世之说。

由于儒学与佛教存在如此巨大的区别，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要在中国这样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立足，首先就要依靠儒学。因此，最初佛教就采取了主动靠拢儒学的姿态，甚至改变自己的某些观点与形象，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特点。佛教高僧或在翻译佛经时强调儒佛一致的一面，或援用儒学的思想来阐明佛教的宗旨，到后来竟然根据儒学思想结合佛教的形式创建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宗派——禅宗。

佛教如何主动调和与儒学的矛盾呢？比如佛教的出世与儒学入世截然相反，宗法观念、三钢五常的人伦道德，与佛教难以相容，但是，在翻译佛经时，或有意回避，或着有意调和，甚至大量引用儒学经典造成佛教与儒学本相一致的印象。“顿悟成佛”之说，就是南朝竺道生运用儒学思想与佛教相结合产生的。到禅宗时，“顿悟”之影响更大，而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一旦豁然贯通”之论又来源于佛教的“顿悟”。华严宗的创建，也体现了佛教与儒教的结合，它把《周易》中的元、亨、利、贞四德与佛教的常、乐、我、净四德相配合；又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等五戒相配合，从而把佛教与儒教拉到一起来。

另一方面，儒学的一些有名的学者看到佛教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并不完全反对佛教，特别是社会动乱时期。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已，儒者与僧人交往密切，东晋的孙绰就主张周公、孔子就是佛，佛也就是周公、孔子，其《喻道论》明确提倡儒佛等同。隋代的王通则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因此，虽然在儒学的反佛高潮中佛教还是保存下来。

在说儒家思想之前，先讲两个故事：

故事一：关于孔子的故事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族，其先祖孔父嘉是宋国（今河南和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地区）的公室贵族。而宋国的开国者微子启原是殷人，是殷商末代君主纣王的庶兄。孔父嘉的后代防叔为避祸而逃奔，定居于鲁国，防叔的孙子叔梁纥，便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一位有名的武士，曾为陬邑大夫，所以也叫陬梁纥。他先娶施氏，生了几个女孩，其小妻子生的儿子孟皮是一个跛子；于是在万年又娶一个年轻女子叫颜徽在的为妻，婚后曾到尼丘山祈祷求子，后来得子就起名孔丘。孔子大约3岁时，叔梁纥病故，颜徽在带着孔子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区）。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便是在曲阜度过的。

孔子从小受到母亲的良好教育，而且曲阜那里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氛，对幼小的孔子起了极大的熏陶作用。孔子童年时作儿戏，就常常摆上小碗小盘子，装作祭祀用的俎豆（礼器），模仿着行礼。大约在19岁那年，他娶宋国女子亓官氏为妻，一年后生下了他们的独子鲤。(www.daowen.com)

孔子因出身殷没落贵族家族，史书上曾记载他因社会地位低下而受人奚落的事。一次，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家宴，孔子兴冲冲地去了。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出来挡驾，对他说：“这是宴请士的，而不是宴请你的！”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

由于家贫无靠山，年轻的孔子被迫从事在当时被认为是鄙贱的职事。据说他当过吹鼓手，20来岁时给贵族季氏当过管理财务的“委吏”，管理牲畜的“乘田”，都属于卑微的职务。

鲁国内乱平息后，孔子开始从政，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始任中都宰、后升司空、大司寇，参与国政，但因参与“堕三都”以强公室，与鲁国执政者季氏矛盾十分尖锐，他只好弃官离开鲁国，从政时间只有5年。

孔子对诸侯、大夫、家臣越礼制的活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比如当时鲁三家（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祭祀宗庙唱《诗经·周颂》中的一篇《雍》的诗，孔子认为只有天子才能唱，大夫怎么能唱呢？又如孔子反对鲁大夫藏文仲把一种叫做蔡的大乌龟放在雕梁画栋的房屋里，认为这是天子所用的礼，藏文仲这么做还算什么明智呢？

孔子路过泰山旁边，看到一个妇女在墓前痛哭，便叫随行的子路上前询问缘故。那妇女说，过去她的公爹和丈夫先后被老虎吃掉，现在儿子又死于虎患。孔子问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有猛虎的地方迁到别处去呢？那妇女说，因为这里“无苛政”。孔子听了，深有感触地对同行的弟子说：“你们知道了吧，苛政比猛虎还要厉害。”这则有名的“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反映了孔子对苛政的憎恶。

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作定公的傧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了些面子。当时，齐国比较强大，相当于霸主，在夹谷相会的地方摆了九个鼎，孔子马上指出齐王逾礼了，因为只有天子才有九鼎，当时周朝还在，齐国作为诸侯国用了周天子的鼎是不合法的。齐天子以盟主的身份召鲁国国君，不给鲁国国君奏国歌，发言的机会，也被孔子当场制止并纠正了。

故事二：关于赵普与半部《论语》的故事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在后周节度使赵匡胤手下当推官。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率军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

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到平定南方，赵普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后，事无大小，都会跟赵普商量。

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吏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他处理政事思维十分敏捷。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粗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合适。宋太宗不以为然。

有一次，宋太宗和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

赵普回答：“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能超出《论语》。过去臣以半部《论语》辅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另外半部《论语》辅助陛下，便会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籍，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于是，历史上就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上面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及其代表作《论语》的正反面的故事，看完之后可能有助于我们完整正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