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字少伯，汉族，春秋时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家和实业家。曾以文兴越，以武灭吴，后弃政从商，成为千金巨富。范蠡如何完成从“人”到“神”再到“财神”的蜕变过程的呢？

范蠡的其人其事在道教典籍中曾多次出现，在这些被道教奉之为经典的著作中，经常能够看到范蠡的身影，可以说，在后世所称著的财神中，范蠡应该是与道教渊源最深，关系最密切的人，也是最早被确立为神仙“神格”的财神。

范蠡归隐后辗转来到“陶”（今山东定陶），并在这里更名为“朱公”，正因如此，后世才称“陶朱公”。范蠡对“陶”地有着独特的判断，他认为这里是“天下之中”，交通方便，是经商的宝地。当时的陶邑是一个水陆交通发达的枢纽，经商的本质即为商品交换，要进行商品交换，就要依靠交通运输。

“陶朱公才是中华第一财神”，主要体现在陶朱公与众不同的智慧人生上，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财的文化和聚财的真谛。

1.范蠡的人生智慧

1）潜心学道，外儒内道。范蠡自幼家贫，没有多少钱上学，那时的学术和思想还是主要在官府公学之中，不过，这些限制并没有让范蠡失去追求学问的信心和动力，他反而变得更加向往知识和学问，克服了各种困难饱读各家著作，十几岁就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成年后基本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与“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庄子类似。他的思想和人生哲学可以总结为以下特点，即“外儒内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核心思想是“仁”。“仁”就意味着“爱人”。对于国家来说，仁就意味着施行德政。很多儒家的追求就是入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思想反对主动对自然存在的事物进行干扰，在他们看来，本体化的道其本性是自然而然，每个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因而，真正好的社会和政治就应当是无为而治的社会，做事做人也应当顺其自然。范蠡将两家的思想融合了。他认为国家的政策不能随意放任，因为这样会使百姓失去约束和教化，而做人则不能强加于人，爱人绝不能让自己的主观意志加到别人身上，他更希望做人时自然而然。

将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奠定了范蠡的人生，前半生帮助勾践灭吴，后半生成为巨富的陶朱公，其实就充分体现了他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虽然在思想上的践行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但是在逻辑上却是同时性的。范蠡思想体现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他对待机会不是去投机，而是主动地去创造和因势利导。

2）政治天才，隐忍勃发。范蠡是一个政治天才，他将自己的思想与政治实践统一起来。他同另一个政治天才文种相约去越国实现自己的理想，那时的越国是一个小国，同国力不断强盛的吴国有怨恨，因为在一次战争中，勾践的军队设埋伏将夫差的父亲阖闾射成重伤致死，阖闾死前叮嘱夫差要为自己报仇。经过三年的精心筹备，夫差准备进攻越国，而勾践听说后竟不考虑实力对比就主动出兵。在伍子胥等贤臣的辅助下，吴国在会稽将越国打败，勾践等被围在了会稽山上，此时，大部旧臣和军队都叛变投降，只有范蠡和文种等原本不受重用的臣子留下来忠于勾践，面对如此挫折，勾践的争霸雄心和自尊几近破灭，意图自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范蠡站出来打消了勾践的自杀念头，并提议先忍辱屈居夫差之下以保存实力，待他日东山再起。勾践遂让文种向夫差请降并转达愿为吴王臣子之意，老谋深算的伍子胥站出来反对，认为留下勾践就等于留下祸患。见此，文种马上回国并带来了美女，在美女和文种的溢美之词之下原本就好色和好大喜功的夫差最终让勾践夫妻来到了吴国做自己的车夫。夫差也还明白招揽贤臣的重要性，多次拉拢随勾践来吴国的范蠡，但范蠡坚守名节，并没有因为夫差的示好而改变忠心。据说有一次夫差从车上扔下一大块黄金，范蠡明白其意，却头也不低地从黄金上面走过去，夫差这才死心。经历了卧薪尝胆的勾践，回国后很感激范蠡并且希望他帮助自己治理朝政，但是范蠡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文种，于是大力推荐文种，自己去吴国当人质。后来，范蠡回到越国，正式开始辅佐勾践并定下了灭吴的计策，勾践夫妻也亲自耕织以表示对国民和生产的重视。回国后的第七年，勾践觉得自己的实力恢复了，想要讨伐吴国，被逢同觐见制止。正所谓此消彼长，在越国实力渐增之时，吴王夫差变得刚愎自用更加好大喜功。又过了两年，夫差想讨伐大国齐国，伍子胥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时伐齐一定会遭到越国勾践的背后袭击。两人吵得很厉害，关系就此出现了更大的裂痕，分歧和猜疑最终导致伍子胥被夫差赐死。

又过了三年，勾践认为伐吴国的时机已到，询问范蠡时又被泼了一次冷水，范蠡直截了当地说了句“不能”。第二年，夫差带着精锐去黄池和诸侯们相会，勾践又来问范蠡，范蠡说，这次可以了！勾践趁机伐吴，夫差疾驰回援，损失惨重。又过了四年，吴国内外凋零，而越国更加强大，又来进攻，围吴三年，最后把夫差围到了姑苏山上，夫差效仿当年的勾践也来请降。勾践本来不想赶尽杀绝，但是范蠡立马站出来说，大王难道忘了当年你是如何被围在会稽山上，最后又是如何卧薪尝胆并有今天的局势的？勾践于是命兵众击鼓进攻，夫差见状心死自杀，越终于灭了吴国。

范蠡在勾践灭吴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谦虚谨慎不为功名利禄背叛自己的国君并能推举贤能，范蠡实可谓一个典型的优秀的政治家，在帮助勾践灭吴的同时，也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

3）急流勇退，开辟商道。帮助勾践灭吴之后，范蠡看透勾践，认为勾践虽然具有一个领导者的基本能力，但是他也同夫差一样好大喜功至刚愎自用，于是急流勇退，辞官远走。范蠡来到齐国。他早就知道盐道的重要性，因此在海边买了许多土地晒盐卖盐。为了远离政治，他化名为鸱夷子皮。范蠡十分重视多远生产，除了发展盐道，还买地耕种，也借钱放贷，也发展手工业，规避单独生产带来的风险。

范蠡从政时讲求仁政，对百姓爱护，到了商场，他也将这种基本精神延续了下来。遇到凶年，他绝不会趁机投机倒把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获取巨大利润，而是减免人工负担，乐善好施，将财富施舍给需要的人。与人订立契约，如果遇到价格上涨，他一定坚持自己原来的价格而不抬高价格，如价格下降，他也坚持自己原来的价格而不降低价格。与“无商不奸”的传统相反，讲求诚信的范蠡总是与众不同。他的诚信让他不断扩大财富。据说，范蠡借了一人10万钱，等到收债的时候，债主因为不小心将借据与路费都掉入水中。范蠡并不因此不认账，而是礼数周道，将这个人好生收留并且归还了借他的巨额钱财，临走时还送给了他路费。这事被传了出去，范蠡的名声大震，各地商人争相与他交往，各地工人争相为他做工，各地的农民争相为他耕地。后来，范蠡被齐国任命为相国，再次由商道走向了仕途，但是这次他并不像上次一样帮助自己的君王称霸或者去消灭敌人，而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自然而然，大力发展经济。他减免徭役，并向农业、手工业和盐道投入大量资金。齐国的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了发展，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这时范蠡再次放弃了为官的荣耀与权势，他认为，对他这样的布衣而言，能有巨额的家财，能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已经十分难得，没有必要太追求功名利禄，于是，他再次辞官，并散尽了家财，举家搬到了定陶，并改名陶朱公，而他的人生在财富方面的真正传奇由此才正式开始。

2.陶朱公的故事

1）不囤积居奇，强取豪夺，取什一之力即可

陶朱公经商盈利的主要方法就是收取什一之利。不囤积居奇、巧取豪夺。

陶朱公的商业经营，不同于官商，官商依靠地位与特权，通过侵占国家资产牟取暴利。如子贡“常相鲁卫”，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做囤积居奇的买卖，享有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权，比别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赚钱。更有一些与官无缘的大商人，看到权力在商业中的作用，千方百计地贿赂达官贵人，以便从官府那里捞到好处。如绛之富商“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刁闲也不惜“连车骑，交守相”，宛孔氏则“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蔷，家致富数千金”。这种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结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隐藏的掠夺手段。

陶朱公的商业经营，不同于奸商，奸商是靠欺诈牟取利润的。《韩非子·说林下》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这是不正当经营的一种，陶朱公与投机奸商不同之处是“出不抬价，进不压价”，不在提高商品的加价率上费心机，而是当买即买，当卖即卖。他提出的“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就是力求加速商品的周转次数，使得同量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做更多的生意，从而在扩大购销中增加利润的总额。陶朱公是不敢居贵、不薄利多销型的古代经商者之执牛耳者。

2）讲究仁义，散财济贫

早期的艰苦创业经历让陶朱公心存仁义之心，以己推人，而且更加明白一己之力的单薄，合作共赢才是长久经商之道。因此他从来不像一般商家那样精打细算，盘剥敛财，而是对合作者谦和礼让，对待雇工十分慷慨。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陶朱公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由此，各地商人都愿意和陶朱公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原意为陶朱公做工。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会吃些亏，但是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的稳定的合作伙伴，长期的精诚合作，使商业经营有后盾，很大地降低了总成本，也依然取得了合作互利的成效。

“财神”陶朱公散财济贫的故事总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他来到陶邑，经商致富，经常拿钱帮助穷人解决衣食之忧。每到春节时节，农民们秋收的粮食吃得差不多了，而夏粮尚未收获。这是农民最为贫穷的时节。当地人都称这个时节为“春荒”。每到这个时候，陶朱公总是从外地买来粮食，低价卖给乡邻。对于那些买不起粮食的人，陶朱公总是嘱咐家人给他们送足粮食，保证他们全家能够不挨饿，安全渡过春荒。有一年仲秋时节，陶朱公去晋国卖马染了伤寒病。在稍有好转后便返回定陶，当时正值最为“春荒”的季节。因为陶朱公不在家，家人们不敢作主，没有去外地购粮食，没有给穷苦的老百姓送粮食，等陶朱公回到陶邑，已有部分非常困苦的老百姓外出逃荒去了。陶朱公回来后，听说部分乡邻外出逃荒，非常难过，也非常懊悔。从此，他改变了每到仲春时节才卖粮送粮的做法，改为每年的春天一开始，便将粮食出售给乡邻。对于穷苦的乡亲，他也早早派人把粮食送去，让他们放好，以备春荒。有些人家如果放得不好，或是提前吃了，到了春荒的时节不够吃时，其他相邻也主动拿出自己节省的一些粮食相互接济。

由陶朱公兴起接济穷人的做法，慢慢在当地形成了一个风俗。春节时，各家各户都要到那些穷苦的人家送些粮食、馒头、肉、菜等等，叫作“送年粮”。每到大年初一那天早晨，还要到老年人那里送上自己做的一碗水饺、两个馒头，叫作“送年饭”。直到不缺粮食了，“送年粮”才慢慢止息。但大年初一“送年饭”的传统，却一直风靡不衰，彰显着陶朱公留下的行善遗风。

3）善抓商机，合作双赢

陶朱公在齐国经商中的贩马成功，就是合作双赢的典型案例。时值诸侯割据、战事不断，陶朱公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吴越一带急需大量战马；同时北方多牧场，马匹便宜又剽悍。如果能将北方的马匹低成本、高效率地运到吴越，一定能够大获其利。可问题是买马不难，卖马也不难，就是运马难。且不说千里迢迢、人马住宿费用代价高昂，更要命的是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沿途常有强盗出没。经过一番设计和调查，陶朱公终于了解到北方有一个很有势力、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巨商姜子盾，姜子盾因常贩运麻布早已用金银买通了沿途强盗。于是陶朱公就把主意放在姜子盾的身上，在获知某天姜子盾将要经过城门时，陶朱公便写了一张告示张贴在城门口，大意是：陶朱公新组建了一只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果然，姜子盾看到了告示之后主动找到陶朱公，求协运麻布，陶朱公满口答应。就这样陶朱公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之地，马匹在此很快卖出，陶朱公因此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4）发明秤，讲公平

一天，陶朱公看到陶地的两个小孩子在玩“压板”（相当于现在的跷跷板），心里猛然一亮，马上跑到家中自己做了起来，他拿了一根木杆，在木杆的两端各挂一个物品，中间钻上孔，轻的一端自然上扬，重的一端自然下沉，以此来区分两端物品轻重。但这只能区分两种物品的孰轻孰重，仍然不能精确称量某一物品的重量。在此基础上，陶朱公又继续思考。一天夜里，陶朱公为制作称量物品的器具仰天思索。忽然，天空中星宿的排列又使他豁然开朗。他于是便将木杆等距离分开，然后每段在按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加上福、禄、寿三星再分成相等的小份。因为一颗星为确定单位的距离，并且标志着一定的重量，所以，陶朱公称他为两（量）。十六颗星为一个大的距离，并且标志着所有木杆所有星的轮回，相近的又是一个新的轮回，于是，陶朱公叫一个轮回为一斤（相近）。这种器具的作用是为了买卖的公平，因此，在器具制成后，陶朱公就给它起了个名叫“秤”。从此，人们交易买卖就有了“秤”这种称量的工具了。两千多年来人们沿用至今，也是陶朱公对经商的一大贡献。据说，陶朱公所制成的秤，比罗马大秤还要早200年。5）讲究诚信，知恩图报

一次陶朱公资金不足，周转发生了困难，向一个富户借了十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不慎将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恰好走到陶朱公家，于是投奔陶朱公，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陶朱公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陶朱公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之后陶朱公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商户均主动宋钱上门，帮助陶朱公渡过危机。(www.daowen.com)

3.陶朱公为官经商给我们的启示

陶朱公经历丰富且传奇，从中我们看到了多视角下的陶朱公，并且独一无二的陶朱文化。这种文化可用“儒道相济，内儒外道”八字概括。陶朱公身上体现出儒商和道商的思想精华，他是儒商和道商的双重代表。

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生存艰难时期的企业管理者，正应该具备这种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并发现其背后的机会。

在吴国为奴时，陶朱公力劝勾践卑膝求全，忍辱负重，终于让吴王夫差放松了警惕，三年后勾践君臣归国。春秋时期不乏儒家推崇的，具有“士”精神的政客，但能够适应环境，委曲求全，想出陶朱公这样办法的人几乎没有。由于陶朱公的奇谋，勾践也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位能够忍受巨大耻辱与折磨，在逆境中坚韧生存，怀揣大志，卧薪尝胆，最终灭敌复国的君主。

战败后的越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国内饥荒不断，瘟疫施虐，民不聊生，国外既有吴国时刻监控，打压，又有其他诸侯国虎视眈眈。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都成了问题，如何迅速走出困境，强大起来，雪耻复国呢？此时陶朱公才真正展示出卓越的领导与管理才能，陶朱公与文种规划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九术”等兴国灭吴的策略规划。越国作为战败国，是不允许有国防的，包括不能建城墙，不能组建军队，不能打造武器等。陶朱公想出一些妥协的办法：建造只有三面的城墙，而对吴国的一侧不建城墙；并告知吴国，建设城墙是为了防止匪寇与其他诸侯国的侵扰，但面对吴国一侧永不建城墙。不让组建军队就秘密组建“民兵”，秘密进行训练，各户中藏有武器，遇到战事时这些百姓随时可以参战。不让打造武器，就把炼造场所搬到深山中，与外界隔绝，以密道往来运输。

勾践回国后，在陶朱公的策划下，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越国兵强马壮，士气高涨。待到天时、地利、人和之时，陶朱公找到勾践，告诉勾践：天时、地利、人事都已齐备，可以出兵了。出兵后，越军一举攻破吴国国都姑苏，吴王回兵后向越国讲和，勾践想一鼓作气踏平吴国，但陶朱公清醒地看出，此时虽然占领了吴国的都城，但是吴国的精兵良将都被夫差带在身边，因此，并没有伤到元气，硬拼的话即使获得胜利，也将是两败俱伤。而经历此次打击，已触发了吴国国力开始盛极而衰的转折，不应急于一时。于是双方讲和，越国退兵，待到十年后，吴国外患不断，国内又遭受罕见天灾，越国乘机发倾国之兵，彻底覆灭了吴国。

在这里从陶朱公的为人、处世、治国、发兵、经营，都可以看出，其深谙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维开放、灵活、有刚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济型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以及商人。

又从陶朱公经商和理财的十二原则中，可看到作为一个道德家的陶朱公。

陶朱公的思想都集中体现在他的经商和理财十二原则中。

1能识人：知人善恶，赈目不负。

2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可赖。

3能知机：善贮时宜，不致蚀本。

4能倡率：躬行以率，观感自生。

5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6能敏捷：犹豫不决，到老无成。

7能接纳：礼义相交，顾客者众。

8能安业：弃旧迎新，商贾大病。

9能辩论：生财之道，开引其机。

10能办货：置货不拘，获利必多。

11能收账：勤谨不怠，取讨自多。

12能还账：多少先后，酌中而行。

作为儒商商圣的陶朱公始终以仁为本，讲诚信之德，务求完物，经世济民，做到了“智、勇、仁、强”。作为道商始祖的陶朱公，仿佛就是老子思想的现实写照，无论是从政或是经商，他都能做到功成身退，不为名利所累。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仿佛就是老子思想的现实写照。

“艳色吴王嗜好投，苎罗村内美人求。居陶业振工牟利，霸越功高早退休。两国甘心抛相印，五湖浪迹泛扁舟。铸金故主空摹象，凤举鸿冥不可留。”这是清代诗人徐公修所作的一首题名《范蠡》的七律诗，以言简意赅的文字，提纲挈领的笔法，为我们介绍了陶朱公这一位充满着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青少年时代的陶朱公，虽生活在“衰贫”之家，却饱读典籍，胸怀大志，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文韬武略，无所不精。助越兴国中，他向越王勾践献上了七条“计然之策”，从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入手，主要作用于农业经济，而最终目的设计摧毁吴国的经济命脉，最终吴国的经济被彻底搞垮，其经济命脉牢牢地为陶朱公所掌控，陶朱公的经济思想中已经体现出宏观调控的特点了。急流勇退后陶朱公一路到了陶地定居，操“计然之术”以治产，又成巨富。据说，在陶朱公经商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答谢恩师。他集毕生之智慧，汲取恩师计然之精华，撰写了一本书——《范子计然》。这本书被视为商业奇书，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中国历代商人秘而不宣，用而不言的经营奇书。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凭借此书，几经奋斗，竟至富甲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