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之称从一开始就带着“贱民”的意味，士农工商排名在最后倒也罢了，看看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商人：吕不韦为秦始皇诛杀，沈万三被明太祖流放，石崇为绿珠而夷族，弦高为犒军而破家……如鲁商的孟洛川、徽商的胡开文、宁绍帮的叶澄衷等等。

也许出于求财和求保护的两种心理，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各朝各代都有求财神保护的习俗。《说文解字》对“财”字是这样解释的：“人所宝也，从贝才音。”“贝”是指贝壳，在古代是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就和“宝贝”、“钱”等意思大致等同。于是“财”这个字的基本内涵也就是人们所占有的物质资料。何谓财神？《说文解字》将“神”解释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从示申。”也就是说，“神”就是天神，是万物的创造者，需要人们的祭拜，《辞海》中将“财神”解释为主管天下财源的神明，结合上述对“财”的解释，“财神”就是掌管钱财来源、创造财富的天神。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提出各阶层民众活动的终极目的就是对财富的追求。

“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译文）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值，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面对如此局面，司马迁并没有将之划归于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而是提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论断，他坚信民众追求财富的行为是自然而真实的。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认为，对于财富的追求并不能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恰恰相反，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物质财富需要，才能进一步发展道德，提高民众的素养。(www.daowen.com)

在宏观经济分析基础上，司马迁还对财富类型进行了分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指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本富为上意味着生产致富是最好的；末，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要环节，包括小手工业、加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通过这些加工、转运、倒卖的活动致富是第二等的；最下等的是奸富，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暴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通过歪门邪道、损人利己、危害社会，从而达到发财致富，都属于奸富，发的都是不义之财。

《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叙述了十七位货殖家的致富经历，他们或煮盐冶铁，或开矿畜牧，或行商坐贾，最终都因为高明的手段和成功的事业被后世商人奉为偶像。也折射出民众对执掌财富能力的渴望，以及对财富之神的敬仰与膜拜。

首先财神，他必须是公正的化身；其次，他必须是诚信的象征；最后，财神必须是智慧的象征。

在民间神灵信仰中，财神的出现时间较晚。关于财神的历史起源，被较多人认可的说法是兴起自北宋。依据在北宋京城汴梁风物的《东京梦华录》中出现了“财门”一词，其书卷十“十二月”条云，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这里提到的“财门”，就是广义上的“财神”，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卷六“十二月”条云：“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于主顾。”“财马”是民间节庆期间用纸张印制的画像，象征着财神上天下地时骑乘的神马，并且有迎送“财马”的民俗活动。

元明清时期的“家宅六神”和“财神”：清代的民间《六神卷》中列出“六神”即“门神”、“奥神”、“财神”、“灶神”、“宅神”、“井神”。“不论大小人家，俱有六神掌管门庭，保佑人口平安，各家需当恭敬也”。

中华财神文化最大的特点是财神的多元性，而不是表面上所展现的信仰和习俗上的二元性。所谓财神的多元性，是指中华财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如陶朱公、赵公明、关公、比干等很多角色都被定义为财神。并且还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区别。

以下我们将谈一下民间所讲和所信仰的几个财神。有“四大财神”：赵公明、关羽、范蠡和比干，还有善财童子、法宝髻长者和多闻天王等各路财神。这正体现了前面所说的民间财神信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