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多为集体的智慧，由集体负责，个人问责实施起来十分困难。

中国文人具有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中国最早的《诗经》中的诗的作者，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劳动者集体创作的结晶；《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门客所为；《论语》是孔子的学生根据老师的语录编辑而成；《水浒》里的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本是宋江个人的意见，但也要打着为兄弟们着想，洗脱梁山贼子的罪名，表示对朝廷的忠诚。即便是造反，也是“替天行道”，个人是没有私心和责任的。就是做奸臣、窃国，也要打着正统、正溯的旗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这样。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子，何尝不是为自己“造反”正名。在历史上，王莽也做过皇帝，但是搞得天下大乱。后来刘秀取得政权维持了许多年代。东汉末年，政治腐败，人民起来闹革命——黄巾大起义。后被政府军队和地主武装镇压失败了，接下来连年混战，百姓流离，田畴荒芜，地方武装割据，人民吃够了苦。百姓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渴望统一。这时，汉朝皇帝成为人民向心的力量。而曹操掌握了汉献帝这一工具，组织了强有力的政府，颁布限制豪强的法令，也就适应了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和平的愿望，符合了时代的要求。当时的中原豪族、衣冠子弟、中小地主都被吸引在曹操的周围，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瓦解敌人的军事优势，壮大了力量，巩固了统治。同时，通过这一工具的利用，也继承了汉朝的政治遗产，利用汉朝的政治机构和人才，逐步建立安定的秩序，颁布法律，发展生产，得到人民的拥护。

同样，江东孙权虽然割据江东，却沿用汉朝官号，四川的刘备更是自称汉朝子孙，用这牌号来骂曹操是国贼。直到曹丕称帝以后，这两家才先后称帝。

往后的历史上，唐朝亡了，少数民族李存勖还称唐，宋亡后几十年，韩林儿起义还冒称是宋徽宗的子孙。明亡了，鲁王、桂王还在沿海和西南地区继续抵抗，并且取得人民支持，道理就是这样，历史的滚滚车轮总是要向前永不停歇。(www.daowen.com)

要说曹操挟汉帝就是奸臣，那么，反过来，如果曹操不挟，汉朝也早完了。曹操用上这块招牌，使汉朝多延续了二十五年。如他自己所说的，要是曹操不挟，真不知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延长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所以，中国的政治人物也好，企业和企业家也好，常将失败的责任推向别人，最后推脱不掉了，也是怪生不逢时，命运不济。明朝的崇祯皇帝临死之前，发出的反省是“群臣误我”，至于自己应负的责任是决然不提的。袁世凯临死也是这样，将失败归于儿子和大臣给他提的假民主主义，而不谈企图吃回头路，妄想复辟封建王朝，当世袭皇帝，才是他必败的真正原因。

至于企业中的例子，以南德公司牟其中的案最为突出，牟其中在乱势中，趁势成功出名，但因失信而失败，但是牟其中不认输，总认为是有人要整垮他。爱多与胡志标案也是这样，表面上是美国提高了专利费，实际上也是胡志标个人因素居多。信誉真空、赌徒心态是出事的根本原因。挪用资金、虚报注册资本以及用票据诈骗，一个事例是，他曾经将“爱多”商标授权其合作伙伴胡刚经营，将经营收入用以抵偿爱多广告款，但一转手他却另组公司并授权使用“爱多”商标，造成两胡之争。所以，中国政治家、企业家都缺乏足够的幽默感、责任感和自我反省意识。在中国的企业家队伍里，还有相当的胡式人物。他为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解剖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