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性质是抒情、写意。抒情、写意使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诗的光辉，即使是叙事文学也不例外。例如《史记》就因洋溢着司马迁的悲愤情感而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而杂剧《西厢记》、小说《红楼梦》因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使人百读不厌。正是抒情性质使中国古代文学在写物手法上不重写实而重写意，例如山水田园诗本来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在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中，却往往以抒情手段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山水田园其实是他们宁静心境和淡泊志趣的外化。又如戏剧在西方历来是以写实为主的，但中国古代的戏曲作家及理论家却强调戏曲首先要表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即“意”，而不是简单的模仿生活。

抒情性质和写意手法使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以下文化特征：首先，中国古代文学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生动图卷，但是更是古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录。假如我们要想了解禅宗思想与理学思想对宋代士大夫的影响，最好的材料不是禅宗语录或理学讲章，而是宋诗。只要你仔细阅读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就能对宋人文学融儒道释为一体的思想面貌有直观而真切的把握。其次，中国古代文学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真实而是空灵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那种为历代文学家所憧憬的变化莫测、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艺术化境界，正是在精炼含蓄的艺术表现心态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的目标。(www.daowen.com)

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衰而不伤”，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即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要把感情表达得过分强烈，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很少有剑拔弩张地表达狂怒或狂喜的作品。多数古代作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诗教”精神，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诗人在抒写内心情感时总是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这正是中华民族平和、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性格特征在古代文学中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