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学家都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人生目标，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他们的共同心态。以诗文为教化手段的文学功用观成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学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积极提倡诗教，企图以文学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先秦诸子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这种传统后来被唐宋古文家表述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通”，不但成为历代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

“文以载道”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正、负两面的深刻影响。首先，这种思想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作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即使在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中也时刻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例如在唐代诗人中，杜甫忧国忧民，对儒家仁政思想的不懈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成为杜甫诗词的核心内容。即使是浪迹五岳、神游九垓的李白，也在诗中强烈地表达了追求功名事业、要在外部事功的建树中实现人生的价值的理想，而且明确地以孔子作《春秋》为自己的文学事业的典范。其次，“文以载道”的思想也给中国古代文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它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消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例如元杂剧虽然高扬了针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歌颂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民主思想，但它往往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价值参数，而且这种道德判断中常混杂着封建伦理说教的糟粕，这就严重损害了其思想意义。(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