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管理学之父”

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管理学之父”管仲，也有类似论述：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大意是说：国家有十年的粮食储蓄，可人民依旧粮食短缺，都争着凭借其技能得到君主的俸禄。君主有专靠盐铁经营获得的大量财富，而人民依旧财用不充足，都争着凭借自己的职事去服务于君主以换取金钱。因此，君主掌握粮食，把持钱财，利用国家的有余之物控制人民想得到的不足之物，人民就没有一个不依附于君主的。五谷食粮，是人民的生命主宰；黄金钱币，是人民的交易媒介。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掌握人民的交易媒介来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粮食，于是就可以使用民力且发挥到极致。

管仲又说“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意思是说：凡是治理国家，不懂得商品价格高低的运行规律，就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来掌控人民。不能够调节人民的利益，就谈不上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来实现国家的大治。

话虽短，却正符合前面有关管理的解释，要善用资源分配办法达到管理的目的。管仲更是拿粮食举例说事，深入浅出，道出粮食的一贵一贱，一进一出，不仅事关经济问题，也关系着国家治理、政治安定问题。

管子说：“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襁，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意思是说：遇上好的年景，农民的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吃的粮食。遇上不好的年景，市场上买一釜粮食需要十贯钱，而且道路上有饿死的百姓。难道是地力不足、粮食不够用引起的吗？这是因为往年粮食低贱，猪狗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粮食就不够用了。物品低贱的时候，以一半工钱的价格都卖不出去，百姓从事生产赚不回本钱；物品价高的时候，以十倍于平常的价格也买不到，百姓满足不了日常应用。难道是财物太少、生产和积蓄满足不了需要吗？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民利的时机，物资和财利得不到平衡。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在百姓日用不足的时候，及时销售库存中的物品；在百姓日用有余的时候，及时购买多余的物品。百姓物资有余则价格低贱，君主要以低价收购；百姓物资紧缺则价格高昂，君主要以高价售出。以较低的价格收敛积蓄起来，以较高的价格散发销售出去，君主一定会得到十倍的利润，同时，物品的价格也可以保持平稳。

这种轻重之术的好处，在于以高价收购低价的物品，以低价销售平价的物品，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所变化，只要供求平衡了，价格就不会有大的变化，供求失去了平衡，价格一贵一贱的现象又重新出现了，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就会注意调节以维持供求平衡，使万户人口的都邑拥有万钟粮食和一千万贯钱的储蓄，使千户人口的都邑拥有千钟粮食和一百万钱的储蓄。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耘。耒耜等各种农具，还有种子和粮食，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这样，富商大贾就不能对百姓巧取豪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慎重地保护了农业生产，春耕时征赋于民，以备敛取他们的缯帛，夏耘时贷入于民，以备收购他们的秋粮。这样，人民不会荒废他们的农业生产，国家也不会失去应得的利益。(www.daowen.com)

2.两岸的经济管理经验

在台湾社会的经济起初靠什么呢？是合作社。老百姓用钱不是靠银行，而是靠搭会的，也叫招会。就是一种民间发明的小额信贷制度，流传在台湾、福建、浙江、温州一带。邻居、亲友互相帮忙，有利息、有风险防范，是靠乡亲邻里亲戚之间的信任作信用的，很有效。这种风气近年来在浙江、温州、福建的一些地方依然盛行。他们互帮互助，容易做大。但是也有很大的坏处，风险很大。

现在银行存取钱非常方便。但在80年代就没那么方便，更不用说贷款了。老百姓借钱，都是亲戚朋友间私下借贷的。譬如，你将钱汇给浙江温州的亲戚，一个多月了，亲戚还没有收到，东查西查，钱还在北京的中国银行，然后北京又转到浙江中国银行，浙江中国银行又转到温州。转来转去，自然也花很长时间。又譬如你私人汇了五万块美金什么的，结果领取的手续非常难办。而且只准领一万两万元，这是中国银行改革开放初期的例子。这就是国家政策、管理方面的问题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注重政治为主，经济是辅助的。政治安好，天下就安定，经济自然就好。国家政治决策直接影响着老百姓民生质量。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台湾则开展大赦，给台湾制造了安定的机会、空间。在困难时期台湾开展了“克难运动”，十几岁当兵抗战到台湾，没有房子住，就自己想办法搭出来，一家一家的，都是竹篱笆一隔就是一家了。后来又提倡“客厅就是工厂”。每年人在家里，妇女老幼一起做手工。台湾开始推行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彻底改变。50年代初，中国大陆搞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土地统统收回公有。实际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期，土地都是公有的。土地私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齐桓公、管仲这里开始的。秦国是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的。王莽想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结果失败了。王安石变法，也想走公有制，结果也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绝对推行土地公有，台湾也是，先做到了公有，再行分配，但两个方式不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推行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本质是修正土地公有的弊端，是某种形式的土地私有。

3.日本的经济管理经验

讲管理就必须提到日本。管理学最开始流传是二次大战以后从日本开始的，日本战后国家要复兴，工商界要复兴，就要求讲计划、节约、效率、管理。日本战后率先把军事管理用到工商业中去。工厂、商业、人员全体使用军事化管理。这种管理思想逐渐影响到美国乃至全球。管理系最初在台湾称为家政系，两三年后扩大才改为行政管理系，后又慢慢变成管理系、管理学院，管理学院继续延伸，有了MBA。

日本崇尚儒家的思想，在那里每个商人都很有礼貌、很敬业。连乡下一个小的水果摊，每个水果都会擦得干干净净的。据说1969年，南怀瑾随何应钦文化团访问日本，当时带了两个箱子，行动很困难，他看到日本的中学生放学回家，招手叫那个学生过来帮忙，学生看到两个皮箱在地上，马上立正、行礼。他们听不懂中国话，但是懂了意思，到了前面的火车站。南怀瑾非常感激这个中学生，拿出美钞二十块在手里，等他一放下箱子，就递给他，但是这位中学生摆摆手行个礼，走了。南怀瑾禁不住感叹：“中日有一战啊！日本不可以轻视，日本的教育，太钦佩了！”这就是管理学，国民的自我管理。

日本的民族性，保留了许多中国儒家文化精神的精髓，因此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也深深留下了儒家文化的痕迹。而现在中国，管理学的内容多是怎么去营销，怎么揣摸别人的心理，怎么把职员、干部、工人一环一环地监督好，而中国本有的、伟大的、传统的、却又先进的管理思想、管理精神却被遗忘了。在管理学最重要的是个人管理、自我管理、老板思想的管理、情绪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