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新常态，农村经济增长也进入了全面转型新阶段。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型意味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的启动，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需要克服的问题还不少。

（一）农业生产成本快速走高

近年来，由于国内工资水平持续增长，农业生产的人工成本跟着快速走高，再加上土地流转使得土地成本也走高，从而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粮食生产成本快速增加，每亩总成本在2011年至2013年连续突破700元、900元和1000元。粮食每亩总成本2015年达到1090.04元，是2000年的3.06倍（见表3-5）。导致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快速增加的主要因素是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迅速增加。表中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粮食每亩总成本年均上涨9.5%，其中，人工成本年均上涨10.6%，土地成本年均上涨12.8%，高于同期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4.4%），也高于谷物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4.8%）。截至2015年年底，粮食生产的人工成本占比达到41.03%，比2000年提高了5.56%；土地成本占总成本占比达到19.98%，比2000年提高了6.80%。[98]

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粮食生产成本走高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粮食价格走高弱化了国内粮食生产的国际竞争力。较高的粮食生产成本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升，使得国内粮食价格逼近国外粮食进口到岸完税价格。在国外粮食价格“顶格效应”作用下，国外粮食大量涌入，国内粮食被库存，出现了“洋粮入市、国粮入库”的尴尬局面。表3-6列示了我国近年来粮食进出口情况，表中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粮食进口持续大幅度增长，从2010年的150139.2万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927780.9万美元，增长了777641.7万美元，增长了5.18倍；除个别年份外，粮食出口从2010年起呈现减少的趋势，从2010年的53943.6万美元下降至2015年的3218.8万美元，下降了94.0%。[98]

表3-5　2000—2015年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1—2016）整理。

表3-6　2010—2015年中国粮食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网站—专题信息—农产品贸易：各年度历史数据。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http：//wms.mofcom.gov.cn/article/ztxx/ncpmy/ncpydtj/200603/20060301783733.shtml

二是农业生产成本持续走高降低了农业经营效益，部分农产品生产甚至出现负利润。表3-7中数据显示：2015年，玉米、油菜籽、大豆、桑蚕茧、棉花、散养生猪等出来了负利润，其中棉花生产的亏损率竟超过40%。统计数据还显示，散养生猪和油菜籽已经连续4年净利润为负；除甘蔗和烤烟外其他13种农产品的净利润均比有所下降；除规模生猪、烤烟和大中城市蔬菜外，2009—2015年其他12种农产品的净利润都出现明显下滑；除规模生猪外的其他14种农产品的成本利润率均出现下降。[98]

表3-7　2009年、2015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经营利润及其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2016）整理。

（二）农业机械化增速逐步放缓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必须突破传统农业的束缚，要积极利用现代农业机械替代人力畜力耕作，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化的道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大中型农机具数量增加迅速，农业机械化步伐不断加快。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大中型农用拖拉机达到645.4万台，比2000年增加了547.9万台，增加了5.6倍；大中型农用拖拉机配套农具达到1028.1万套，比2000年增加了888.1万套，增加了6.3倍多。^[5]

然而，正如图3-1所示，自2011年开始，我国农业机械化增速呈现逐步放缓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中型农机具拥有量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明显放缓，大中型农用拖拉机的增长率从2008年的45.21%逐年下降至2016年的6.27%；二是粮食机械作业费的增速也开始连续放缓，2016年粮食每亩机械作业费为151.3元，其增速已由2012年的16.2%回落到3.3%。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小型拖拉机拥有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逐年减少。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小型拖拉机拥有量在2011年底达到历史最高值（1811.27万台）后，连续6年减少，2016年减少至1671.61万台，下降幅度为7.7%。

图3-1　2006—2016年农村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三）农业劳动力兼业化和老龄化趋势明显(www.daowen.com)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在城镇化加速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大中城市，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劳动力流失严重，农业兼业化和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劳动力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足问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

其一，农业兼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统计数据显示，自2015年起，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工资收入占比超过经营收入占比，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第一收入来源。“中国农村发展”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调查样本家庭总收入均值为7.75万元，中位数为6.40万元。《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将农户按其非农收入占比进行分类，区分为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和离农户，并进一步将二兼户区分为高兼户和深兼户。按此分类，该报告统计数据（表3-8）显示：纯农户仅占全部农户的7.85%，一兼农户也只有占8.75%，二兼农户占比高达79.41%。通过表中数据可知，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兼业农户平均收入比纯农户高45.8%～99.7%；离农户平均收入比纯农户高76.6%。

表3-8　中国农户兼业类型及其收入状况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98]

其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非农就业增长的另一个结果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形成了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分工模式[101]。2015年农业部的山西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农业从业人口中50岁以上的占比高达76.4%。包宗顺（2014）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作为农业主要劳动者的纯农业和一兼劳动力，其年龄在40岁以上的占比为86.6%，50岁以上的占比为62.2%[102]。

其三，土地抛荒严重。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成本日益走高、务工收益远远高于务农收入、土地细碎化使得农业机械无法使用等原因的影响，农村耕地大量抛荒。“中国农村发展”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河南南部、湖南西部山区的耕地抛荒率达到24.3%；而土地平整的江淮平原和江汉平原则因棉花种植收益低而出现季节性抛荒。尽管其中一些耕地本应退耕还林可休整后再耕，但大部分耕地则是由于无人或者不愿耕种而出现的全年抛荒，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100]

（四）土地流转放缓导致农业规模经营受阻

长期以来，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我国农业生产仍然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为主，农业生产经营细碎化和分散化特征明显。人多地少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如何解决土地细碎化和农业经营规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实现土地三权分置，积极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办证，努力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各地不断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土地流转面积迅速增加。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到4.71亿亩，承包地流转比例从2007年的5.2%跃升至2016年的35.1%（见表3-9）。但是，目前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在承包户之间开展，缺少大规模土地面积使用条件，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小农生产模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末，耕种10亩以下的农户占比高达79.6%。与此同时，土地流转遇到的另一个瓶颈是农业收益低导致承租意愿低，土地流转遭遇“触顶效应”。“中国农村发展”课题组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14个受访样本中，因“没人租”而未能出租土地的占50.1%；因“租金太低”而未出租土地的占39.3%；因“达不到租地人要求”而未出租土地的占8.4%；其他原因导致未出租土地的占2.3%。由此可见，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放缓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经营规模化的进程。[100]

表3-9　近年来中国农村承包地流转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整理。

（五）农民增收压力难度日益加大

保障农民持续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但目前随着务工和务农动力减弱，农民增收难度明显呈现加大的趋势（见表3-10）。在当前统计口径下，农村收入中财产收入的占比相当小，2016年只占2.2%，2010—2016年增长贡献率也只有2.1%，可以忽略不计。其他三项收入中，工资收入2015年首次超过经营收入，成为农民人均收入中占比最高的部分，2016年占比达到40.6%，而且2010—2016年间，其增长贡献率也高达40.2%。2016年，经营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38.4%和18.8%，其增长贡献率分别为29.6%和29.1%。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势头呈现减缓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农村人均收入实际增幅为6.2%，比2010年回落了2.8%，而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只回落了1.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回落1.2%。农民增收减缓的原因在于目前农村居民务农和务工两大动力源泉都相继减弱。首先，近年来农业生产成本不断走高，在农产品价格指数上涨有限的情况下农业经营收益日益下降，农业经营净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力减弱。2010—2016年，农民人均农业经营增长43.7%，净收入年均名义增长率仅有5.9%，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也只有17.4%。2010—2016年，农业经营净收入在农民人均收入中占比也从38.9%下降到26.5%。其次，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增强，城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农民工相对减少，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弱化了工资收入对农民增收的支撑作用（魏后凯，2016）[101]。2014—2016年农民工工资水平连续增速减缓，工资收入在人均收入中的占比从2014年的13.7%降到2015年的10.8%和2016年的9.2%。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一部分农民工市民化，其工资收入以城镇居民进行统计，农村居民增收难度更大。[100]

表3-10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及构成

数据来源：201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六）农村生态环境改善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持力度，不断增加投资美化农村生活环境，但农村经营管理理论落后，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生态环境基础薄弱，导致当前生态环境改善任务还相当艰巨。首先，农业生产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和农膜，导致农业生产面源污染严重，农业增产潜力堪忧。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农用化肥施用强度达到328.5千克/公顷，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2014—2016年全国农药年均使用量为356.7万吨，比2011—2013年增长8.6%；2016年全国农膜使用量为266.3万吨，与欧美各国和日本农膜使用量相当。农膜回收是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但我国农用地膜当季回收率尚不足2/3，导致农业白色污染加剧。[100]

其次，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农村居民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尽管国家对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问题相当重视，制定了不少指导性意见和管理办法，也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处理，但由于农村原有生活污染处理基础差、农民意识薄弱等原因的影响，农村生活污染问题仍然很严重。为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2014年至2016年国家相关部门先后颁布了《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以奖促治”农村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的意见》。截至2015年年末，中央财政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累计达315亿元，支持7.8万个建制村实施环境综合整治。但到2015年年底，全国未集中供水的行政村占比达34.4%；未能有效处理生活垃圾的行政村占比达37.8%；未能处理生活污水的行政村占比达88.6%。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依然突出，严重冲击农村经济增长。[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