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经济发展质量对减贫效率的影响:研究综述

经济发展质量对减贫效率的影响:研究综述

时间:2023-05-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增长有效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但分配不平等加剧、农业产品价格不稳定、农村居住环境逐渐恶化等问题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困难。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减贫效应进行研究必须先评价经济发展质量,为此必须构建合理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部分学者还将物价变动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研究其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经济发展质量对减贫效率的影响:研究综述

经济发展既涉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也涉及发展质量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增长有效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但分配不平等加剧、农业产品价格不稳定、农村居住环境逐渐恶化等问题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困难。经济发展质量如同物理杠杆,对农村贫困产生重大影响: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从社会福利和收入提升等方面有效地推动农村贫困减少;而低质量的经济发展则恶化贫困者状况,使其陷入贫困循环陷阱。这就是说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具有减贫杠杆效应。

目前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影响因素、评价指标构建以及评价方法选择等方面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Ramón López(2001)认为发展质量主要是指具有缩小不平等、降低贫困、持续增长以及保护环境等特征的经济发展类型[74]。Barro(2002)则认为,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的平等程度、环境的保护程度以及生育率[75]。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以发展的稳定性、发展的结构性、发展的共享性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持等四个方面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用基尼系数、物价波动、人均GDP和工业化率等指标对一国或一地区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76]。宋明顺等(2015)则从民生质量、竞争质量、生态质量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其二级指标共有8个,从宏观视角来测度经济发展质量[77]

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减贫效应进行研究必须先评价经济发展质量,为此必须构建合理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目前,不少学者从各个层面构建了各不相同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冷崇台(2008)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充分性、稳定性、持续性和分享性等7个方面构建了共计28项经济发展评价指标[78]。何伟(2013)则从协调性、持续性、有效性、分享性、创新性和稳定性等6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测度经济发展的优劣程度[79]。宋明顺(2015)采用熵权法进行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近年来改善较明显,但过度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民生和环保的格局仍然未发生本质变化[77]。迄今为止,学者们主要从整体国民经济发展视角对发展质量进行探讨,涉及农村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少之又少。

学者们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则主要探讨了环境、收入分配和物价波动等经济发展质量因素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环境因素-贫困变动效应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斯泰恩·汉森(1994)认为,政策与机制是造成环境-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政策和机制的正确引导能够促进有效管理自然和资源,而当市场运行和政府引导都有效时,环境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将会消除[80]。Ekbom(1999)系统地研究了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贫困者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受害者[81]。里尔登等(2008)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研究了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环境恶化与贫困加剧之间互为因果,农村贫困加剧恶化其生存环境,而生存环境恶化加剧农村贫困状况[82]。Xu等(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近年来资源和环境保护得到改善,但发展不平衡问题却在加剧,因而其经济发展质量在总体上来说改善不显著[83]。谭贤楚(2011)以湖北恩施州为例研究了农村贫困人口分布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转型时期,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具有多元化特征,影响农村贫困者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状况、居住环境和自身条件,而且向深山地区、高寒地带和地方病高发区集中[84]。潘泽泉和罗宇翔(2015)基于中国中部10村实地调研所取得的数据库,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LR)模型研究农村贫困者的脆弱性风险和风险承担网络影响贫困发生的概率,检验VRP假设和RTNP假设解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时具有的有效性,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贫困与农村居民的脆弱性风险因素中健康风险、财产风险、环境风险有着显著性的关系[85]。(www.daowen.com)

一些学者研究了分配不公平程度如何影响农村贫困的问题,取得了一大批较为丰硕的成果。Ravailion和Chen(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农村贫困减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却在加剧;农业发展是农村减贫的主要力量,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却减弱了这一效果[86]。Rozelle、Zhang和Huang(2000)以四川和陕西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低的原因,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迅速减贫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分配的不平等则阻碍了这一进程,而中国扶贫政策对缓解贫困极其有限[87]。魏众和古斯塔夫森(1998)等采用现代流行的计量方法,建立模型,说明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的影响[25]。林伯强(2003)综合了Kakwani和Subbaroa、Jain和Tendulkar的研究方法,运用贫困分解和贫困减少指数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之间的联系,其研究结果显示:1985—2001年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农村贫困,而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则限制了这一过程给贫困者带来的实利,弱化了经济增长的效果[28]。张全红(2010)运用农村家庭收入分组数据测算了1980—2008年间的贫困指数,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农村贫困减少的障碍[88]。陈飞与卢建词(2014)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有效地降低了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既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5]

部分学者还将物价变动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研究其对农村贫困的影响。Wodon和Zaman(2008)运用1995—2005年12个亚非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物价变动对贫困的影响,其结果表明:由于缺乏财产和能力的支撑,贫困者对通货膨胀的抗冲击能力较弱,占比为10%的最低收入者熨平通货膨胀的能力只有平均群体能力的32.1%[89]。朱晶和王军英(2010)以物价变化的结构性差异和贫困者-非贫困者的消费结构差异为基础,探讨贫困线调整方法对物价波动-贫困冲击度的测度问题,结果表明,运用农村贫困CPI比运用农村CPI更能有效测度物价波动对贫困人口的冲击[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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