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经济结构调整与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主要从经济结构调整的某个层面分析其贫困变动效应。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交换结构（价格波动）、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城乡居民结构等个别层面分析其贫困变动效应。

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中，生产环节中经济资源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中流动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不少学者从社会再生产环节视角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贫困者产生的影响。Donald（1987）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优化，从而增加贫困者的就业机会，为其增加家庭收入摆脱贫困提供基础[45]。张萃（2011）以产业结构调整为视角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减贫困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对农村减贫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产业劳动密集度的不同和产业劳动技能需求的异质性导致不同产业的减贫效果存在差异[46]。

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引起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而就业结构变化必定影响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对农村贫困产生影响。因此，不少学者研究了就业结构调整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问题。Teal（2012）以尼日利亚为例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就业快速增长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使贫困者迅速脱贫，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47]。张红宇（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就业结构中非农就业比增长有效地增加农村人均收入，为贫困家庭增加收入和摆脱贫困奠定了基础[48]。陈世强等（2008）以省际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自1993年以后，中国农村第二产业就业率的上升导致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提升，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推动了农村贫困减少[49]。李君甫（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改变了农村家庭收入结构，成功地减少了农村贫困[50]。王丽娟等（2011）以天津市为例，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其结论显示：农民收入水平对非农就业规模具有高度敏感性，非农就业的迅速发展是当前农村减贫的主要力量[51]。颜雅英（2012）运用福建省1985—2010年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随着农村第二、三产业就业比例的上升而迅速增加，非农就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当前农村减贫的主要动因[52]。玛依拉·米吉提（2012）运用1988—2010年新疆的数据，对影响农村减贫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的迅速增长同农业发展一起构成了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源泉[53]。

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影响投资结构，因此，不少学者从投资结构视角探讨了投资结构变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Fan（2004）运用中国1953—2000年的数据研究了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其结果显示：政府在农业研发、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等提升生产力方面进行投资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水平，成为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力量[54]。莫连光和陈光焱（2008）运用灰色关联法研究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村增收最有效的投资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科教固定资产投资次之，交通和能源等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效率则较低[55]。

交易结构的调整是社会再生产环节中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结构调整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并最终体现为物价水平的波动，因此从物价波动视角探讨交易结构调整的减贫效应也属于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Nzomoi（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商品价格特别是消费品价格的波动连同其他非价格因素一起决定了贫困者食品购买量是否稳定等问题，从消费影响农村贫困者的贫困状况视角看，商品价格波动幅度与贫困状况正向相关[56]。Anderson等（2013）认为世界粮食价格波动对贫困家庭的食品支出产生冲击，恶化了贫困者的贫困状况，而其世界范围内扩散则使其存在隐性冲击，从而更加恶化了农村贫困[57]。郭富春和姚星垣（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物价水平的波动阻碍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负向地影响农村贫困的减少[58]。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分配结构变化是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体现，因此收入分配及其结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问题始终是学者们研究该领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Kim（1997）从区域比较视角研究了收入分配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的恶化必然使作为弱势群体的贫困者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取决于政府发展战略以及社会文化环境[59]。李志平和祁春节（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将影响资本数量和居民受教育的水平，进而扩大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从而恶化农村贫困状况[60]。罗楚亮（2012）运用入户调查的微观数据估计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贫困变动效应，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逐步下降，而收入分配的减贫弹性则在逐年上升，研究考察期间的经济增长未能使穷人受益，甚至使穷人受损，分配收入不均等性的增强更加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贫困减少[61]。(www.daowen.com)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关系到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消费结构的变化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支出层面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的减贫效应也属于该领域研究的范畴。Singh（2003）研究了消费模式与贫困之间的联系，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消费模式导致贫困者消费支出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农村贫困产生较大的影响[62]。韩秀兰（2015）认为，消费结构不同导致其贫困弹性也不同，中国农村家庭的消费构成大多是益贫的，其中自产食品的益贫指数最高[63]。

城乡居民结构变化将从资源配置和贫困人口迁移两个方面对农村贫困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成为学者们研究农村贫困问题的另一热点。Pelotshweu等（2008）以博茨瓦纳为例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乡人口迁徙从教育、就业和城乡汇款等方面推进了农村贫困的减少[64]。李萌和杨龙（2014）通过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农村贫困和城镇化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65]。

除了以上学者从个别层面分析经济结构调整对贫困的影响外，还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经济结构调整对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而这种研究实际上也应该归属于该领域研究的范畴。Yang（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既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又使得其收入更具稳定性，从而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66]。Arndt等（2012）对莫桑比克和越南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经济结构较合理时，居民的收入水平才会得到快速增长[67]。朱伟民（2004）通过对河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中，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最直接的是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68]。王翠翠和龚新蜀（2011）的研究实证地分析了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关系，其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69]。

尽管研究并不太多，但还是有一部分学者尝试性地研究了经济结构调整对贫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思路。Malema（2012）分析了博茨瓦纳经济结构转型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该国未能脱离单一矿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失败的，这种转型使得产业结构具有资本密集性质，从而无法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使农村贫困者受益，因此其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利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70]。Hussain（2004）对巴勒斯坦的制度、经济结构和贫困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巴勒斯坦实行的军事政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结构，导致其整体贫困率较高[70]。Arndt（2010）运用结构路径法比较了莫桑比克和越南经济结构差异对贫困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决定其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关键，在市场机制和基础设施较为发达的越南，其城市增长极接近主要农业生产区，因此更有利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提升，而莫桑比克则以贸易和运输为主，其增长利益偏向城市群体，因此其农村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71]。张凤华和叶初升（2011）运用省际时间序列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三次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其农村减贫效应，其减贫效果最大的产业从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二产业[72]。单德朋（2012）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距方法对西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产业对贫困减缓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减贫效果最明显，第二产业对减贫作用并不大[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