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乡村精英与职业化村干部相结合

Y村的书记和主任都是村里的老干部，具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可以通过威望、人脉、面子和人情等非规则性资源来治理村庄。主职干部为内生性的传统精英，说明村庄治理事务仍然需要人情、面子等社会性资源，主任书记仍然可以通过为人在村庄政治中获得传统型权威。同时，吴江区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公开招聘，产生了主任助理、大学生村官等具有公务员性质的村干部，乡镇招聘制产生的村干部具有年轻化、知识化和职业化等特点，主要负责上级行政任务的对接工作。乡镇通过统一招聘选拔村干部，流官制的村干部取代内生性的传统精英，说明既有的村干部类型无法满足科层体制的行政化要求，科层体制通过吸纳村庄精英更替方式在基层社会延伸。村干部选拔、招聘和晋升都由乡镇乃至区一级按照科层制标准来开展，使得村级组织的科层化被强化，村级组织出现向乡镇科层制过渡的形态。

传统的乡村精英和职业化的村干部相结合，以及村级组织由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科层体制过渡是由当地的治理基础决定的。由于苏南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早，村庄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需要科层制组织结构来型塑发展型的村级组织，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程度较高。然而受产业规划的影响，苏南地区的在地工业化导致生活区与工业区混杂，工业社会无法完全脱离农业社会，非规则性的治理事务还需要传统的乡村精英来处理。受当地工业化进程的影响，村庄的治理资源丰富、治理事务密集，村庄治理呈现发展型导向，既需要传统的乡村精英来摆平村庄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矛盾，也需要职业化的村干部来回应科层体制的规范化诉求，传统的乡村精英和职业化的村干部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基层组织积极行政。

2.定工干部与误工干部相结合

Y村共有7位村干部，其中书记、主任、主任助理和会计（定工身份）为定工干部，定工干部由乡镇统一任命，乡镇依据村集体收入划定书记的工资标准，其他定工干部在书记的基础上打折扣，分别为9.2折、8折和6折。Y村因村集体经济较强，定工干部的工资收入较高，书记工资为每年15万元，主任工资为每年13.8万元，主任助理的工资为每年12万元，会计的工资为每年9万元。此外，Y村还有社保协理员、民兵营长和妇女主任3位误工干部，误工干部工资约6万元，由乡镇划定一定的标准，再由定工干部在年终分配会议（只有定工干部参加）中商量误工干部工资。其中，社保协理员是2010年乡镇社保局统一招聘的合同工并被分配到村，2016年被划为村级组织误工干部，其工资关系转接到村，由吴江区发放社保和公积金等2.5万元，村集体补贴至5.8万元。民兵营长在村工作20多年，妇女主任在村工作8年，两个人都无公积金，社保由村集体补贴一半，工资收入为每年6万元。定工干部和误工干部的工资由村集体经济统一开支，但都接受乡镇统筹，村集体依据乡镇制定的标准发放村干部工资。

定工干部和误工干部收入差距较大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村干部收入差距较大与村级组织运转有效的问题，二是村级组织层级化的实践机制。在Y村，首先，村干部工资的等级量化体现在定工干部内部。乡镇划定书记的工资标准，其他定工干部在书记的基础上打折扣，乡镇通过书记进行压力传导和绩效带动以促进村级组织积极运转并向上接受行政考核。其次，定工干部和误工干部呈现层级化特点。定工干部向上处理行政事务和政策文件，误工干部接受定工干部领导并作为办事员处理村庄日常事务。所以，定工干部和误工干部相结合的层级化村级组织能够发挥各部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通过完善职务分工和考核体系实现村级组织积极运转，以完成大量的行政任务。此外，层级化的村级组织能够实现治理有效离不开乡镇统筹。一方面，村干部工资收入与村集体经济相挂钩，并在村干部选拔和考核等制度设置上接受乡镇统筹，因此乡镇可以通过经济激励动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并保证村集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层级化的村级组织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适度扩大化的村级组织。虽然地方政府的治理资源充分，且村集体收入较高，但乡镇对定工干部进行指标管控，并划定定工干部和误工干部工资标准，乡镇通过整体统筹介入村级组织配置，能够促进村级组织的最大化运转，降低地方政府的治理成本，提升村干部治理能力。在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当地政府一直比较看重行政成本和治理效率，通过定工干部和误工干部相结合的层级化村级组织实现政府绩效，既保证了发展型基层组织的积极有为，也保证了村级组织运转的治理成本，这种基层组织架构可为其他发达地区的治理体制创新提供示范意义。

3.条条职能部门和块块村级组织相结合

在村级组织中，会计、社保协理员、民兵营长等村干部可以直接越过主职干部向上对接条线工作，同时接受村书记领导处理村内中心工作，日常性的村级工作出现条线分明但块块整合条条的状态。同时，乡镇综合执法局下派网格员到村，通过网格员发现问题、拍照并上传至区级平台，自上而下地传导科层制压力，促进村级组织积极运转。但是条条职能部门并未打破村级组织既有的治理均衡，而是通过一定的弹性空间避免两套系统打架。比如网格员在村干部忙于应对中心工作时适当地减少拍照来保证村级组织能够及时处理，所以当地的网格体系能够通过治理单元下沉增强村级治理能力。条条职能部门和块块村级组织能够有效结合的前提是保证村级工作正常运转，块块村级组织能够有效地整合条条职能部门。(www.daowen.com)

当地基层组织中条块结合的治理结构，既是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治理事务较多，地方政府通过治理单元下沉来促进基层组织积极行政，型塑出积极有为的发展型村级组织；也是因为当地作为发达地区强镇扩权的试点，通过网格化管理等地方性的治理体制创新实现技术治理和传统治理、条条治理和块块治理相结合。在其他地方，技术治理依靠条线部门运转，导致条线发达，“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级组织等块块丧失自主性的权力空间并被卷入形式化考核中。但是苏南地区能够有效地实现条块结合，在增加技术治理、条线治理的同时也下放块块的权利，通过块块整合条条实现基层行政组织积极运转。条块结合的村级治理体系是村级组织的另一种复合型形态，能够整体性地增加村庄的治理能力，回应以发展任务为导向的基层治理诉求。

4.正式村干部和非正式村干部相结合

Y村吸纳了大量的退休老干部、小组长等非正式的村干部，这部分群体大多曾经在村里当干部或者在乡镇企业做管理层，在村庄中属于老年精英，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在村庄公共事业中具有公心和权威。村集体通过返聘的方式安排其在村工作，一方面用来维持复兴公墓、村级污水处理站、村庄环境卫生等集体经济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可以将这部分群体作为村庄非正式的治理资源，在开展中心工作或者处理利益纠纷时可以动员其参与。在运动型治理常规化的背景下，村干部需要应对“331”、散乱污等大量的中心工作并面临科层制硬性的考核压力，退休老干部、小组长等非正式的村干部可以补充村级组织人员不足、分工不明的问题，成为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资源。同时，在村级组织行政化以后，正式的村干部主要向上应对行政化任务，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向下回应村民的诉求，而且科层制的行政化任务主要是规则性事务，可以让年轻化、职业化的村干部通过办事留痕、程序合法来完成。然而村民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复杂性事务，行政化村干部无法通过政策文本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退休老干部、小组长等非正式的村干部来处理具有复杂性和非规则性的细小琐事。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退休老干部、小组长等治理资源实现了国家正式治理和村庄非正式治理之间的衔接，因此，正式的村干部和非正式的村干部相互配合可以实现村庄治理有效。

村庄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复合型的村级组织是由发展转型期社会基础转变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制度基础改变共同决定的。一方面，社会转型改变了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在苏南地区工业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村庄治理需要承载城市治理的功能，治理对象不仅包括本村村民，还包括外来务工群体、工业生产过程等问题。另一方面，治理转型改变了村庄治理的制度基础。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秩序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导入村庄，村级组织被纳入行政化体系，政府职能扩大化，基层治理现代化，村庄治理由简单的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的科层制治理模式转变，呈现规则化、理性化、事务复杂化和发展型导向等特点，村庄治理的制度基础改变。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复合型的村级组织能够整合不同的治理主体对接不同的治理事务，如职业化村干部对接行政化任务，书记、主任等传统精英可以利用威望在村庄矛盾纠纷中“拍板”，退休老干部、小组长等非正式的治理资源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村庄细微琐事，定工干部向上对接行政事务而误工干部则处理日常事务。面对发展转型期的多重事务和复杂利益，基层行政组织需要整合不同的治理能力，并在保证行政成本和治理效率的基础上应对不同的治理事务，因此村庄治理以混合状态稳定而有序地应对转型期治理任务。

复合型的村级组织在转型期能够实现治理有效，因为这种组织结构能够很好地处理传统社会与现代化治理之间的张力。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级组织被纳入科层化体系，村干部忙于向上回应行政化而出现基层组织悬浮于村庄社会的状况。但是在这个地方，村庄社会传统的一面仍然被保留，而且村干部能够动员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治理主体来回应传统性的治理诉求，人情、面子、个人权威和关系型治理等非规则的部分并没有完全被科层制的规则之治所消灭。所以，Y村复合型的村级组织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示范，即传统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治理能力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产生一种弥合状态。因此，我们还可以去思考基层治理现代化如何适应基层社会、如何匹配村级治理任务的问题。如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技术化治理和精细化治理如何对村庄既有的治理均衡等，如何成为有效的治理工具而非造成基层组织被挤压并陷入形式化考核。

此外，苏南地区的基层治理是问题导向的，基层治理结构和组织形态在面临具体问题时能够进行调整，在治理实践中采取合理而有效的措施，而非追求某个理想的治理类型。这种实践型的治理体制很容易产生地方性规则，并在具体的治理事务中实现地方治理体制创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实践型的治理样态，是因为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复杂事务需要基层组织积极有为，地方治理呈现发展型导向。所以，在当地工业化进程和地方治理体制互相型塑，工业发展有利于治理有序，政府治理也能够推进工业化进程，地方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双向正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