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经济处罚，就是国家出资人代表因自身的过错行为而受到的经济上的处罚。就经济处罚这一制度设计而言，古已有之。根据学者的考证，经济处罚的雏形，应当是出现于唐朝的罚俸制度。^[20]所谓罚俸，就是对有过失表现的官员所采取的停发若干时日俸禄的一种处罚。如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布的考课令规定：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者守本禄；中上以上（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21]对违反朝仪、法令和失职的官吏的处罚，也常常采取罚俸的形式。^[22]由于官员及其供养的亲属以俸禄作为收入来源，罚俸意味着该官员在一定时期内无法获得经济收入，利于官员的廉政。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与公务员处分有关的法律基本上已经不再采纳“罚俸”形式的处罚。在我国，《公务员法》（2006）、《行政监察法》（1997）、《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7）所确定的公务员处分体系中，都未将经济处罚列入。与此不同的是，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经济处罚作为一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一项责任追究措施，却一直得以保存。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地探究。

根据《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权威界定，所谓的经济处罚，指的是扣发绩效薪金（奖金），终止授予新的股权。^[23]然而，在此之前，关于经济处罚的界定，则宽泛得多，它还包括降低工资，甚至是给予一定的罚款。根据笔者目前已查找到的资料，最早针对国企职工设定经济处罚的法规文件，应为国务院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24]该条例第11条列举了7种应当进行经济处罚的情形。^[25]与此相对应，该条例第16条设定了经济处罚的限度，即“对职工罚款的金额由企业决定，一般不要超过本人月标准工资的20%”。可以说，最早意义上所使用的经济处罚，就是罚款。这一做法，为1987年制定的《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所继承。^[26]然而，进入九十年代，经济处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1994年制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第15条、《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奖惩办法》第18条规定，对于经营不力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可以实施经济处罚，此种处罚为停发工资、降低工资。直至《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经济处罚的含义则变更为停发奖金，终止授予新的股权。

显然，经济处罚制度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发生了不为我们所注意的变化。然而，值得我们讨论的是，对具有公职身份的出资人代表，停发奖金、终止授予新的股权，在制度设计上是否具有当然的正当性。(www.daowen.com)

支持论者可能会提出一个这样看似强大的论据，即停发奖金，终止授予新的股权，本意在于通过经济利益来驱动出资人代表兢兢业业，完成使命，这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易言之，在市场经济时代，对出资人代表的激励，当然也应该与经济利益挂钩。然而，本书认为，此种论据所得以建立的逻辑，存在严重的悖谬。首先，姑且不谈所谓的绩效奖金、授予股权，是否能够产生所谓的激励作用。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出资人代表具有的是何种身份。如果出资人代表是一介布衣，是在市场中靠雇主生存的职业经理人，对其实施经济激励，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该出资人代表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那么，对其进行股权激励或者重奖，则存在着基本的利益冲突问题。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在相应的企业担任出资人代表，实际上是在履行《公务员法》所课予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如果履职过程中，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则应给予职务升迁上的激励；相反，如果履职过程中工作不力，则应受到调离相关企业，并接受行政处分。概而言之，在具有公职身份的出资人代表激励体系中，本就不应该出现所谓的“经济激励”。如果套用西方的一句名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就是“公务员的归《公务员法》，经理人的归市场”，两者之间的边界不应当混淆。其次，对具有公职身份的出资人代表，实施所谓的股权激励或者巨额奖金激励，非常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目前，我国对于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查处处于高压状态，在这种严厉形势下，不少的官员打起了国企的注意。主要的操作方法是，通过行政任命进入下属国企担任高管，通过所谓的经济激励计划，给自己发放高额的奖金或者股权。显然，这种做法，通过企业高管这一层外衣，将其作为公职人员本不应获得的利益“正当化”。从实质上看，此种公职人员的高薪或者股权授予，构成了一种变相的腐败，应当予以严格禁止。

基于上述理由，本书认为，我们有必要限缩《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国有资产法规范所确立的经济处罚规范的适用范围。对于具有公职身份的出资人代表，应当按照《公务员法》的要求进行奖惩，业绩突出的，应当按《公务员法》第48条的要求进行奖励，即“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