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班杜拉构建的社会认知理论探索了人类的主体性特征，强调人的内部主体因素（认知、情感、动机等）在个体心理机能与行为活动中的作用，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此理论提出了关于人性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人的内部主体因素通过行为可以积极地选择环境、改造或创造环境[6]；而且，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力或意向性能力，认为个体具有自我组织、积极进取、自我调节和自我反省的特点。人类不仅是环境的消极反应者，而且是环境的积极塑造者，这表明员工不仅仅是对工作情境作出被动反应，由于人的能动性的存在，员工反过来也能影响甚至改变其所处的工作情境。与上述工作动机理论相比，社会认知理论更加关注员工行为的主动性，强调员工个体可以为自己设定目标并预期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而有目的地指导和激发自己努力的方向与程度，监督和调节自己的行为。

随着学者们对员工行为主动性的愈加关注，学术界对工作绩效概念的关注点从被动的任务绩效转移到了员工的主动绩效。经过多年的探索与挖掘，属于主动绩效范畴的概念层出不穷，例如，互惠行为（Kohn & Schooler，1978）、反馈搜寻行为（Ashford & Cummings，1983）、组织公民行为（Bateman & Organ，1983）、议题营销（Dutton& Ashford，1993）、前摄行为（Bateman & Crant，1993）、工作进取行为（Frese et al，1996）、建言行为（LePine & Dyne，1998）、尽责行为（Morrison & Phelps，1999）、工作重塑行为（Wrzesniewki &Dutton，2001）、战略扫描行为（Parker & Collins，2010）等。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员工积极前摄行为，也属于主动绩效的范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