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时候，自由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是有效的，但“看不见的手”并不能保证一直有效。我们常用“市场失灵”来说明市场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现象。市场失灵的原因有很多，外部性是重要原因之一。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人几乎只形成单向影响，改变他人的收益时，自己不承担后果或者只影响自己很少的成本和收益。外部性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例如，在餐厅吃饭，隔壁情侣让餐厅弹唱艺人演唱了一首歌曲，如果歌曲是你喜欢的风格，恰好你也有心情欣赏，那很棒，你可以享受免费的音乐；但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只能忍受或是离开。

例5：“乡村病”及其治理

中国“乡村病”：何处安放的乡愁？^[7]

一谈到“乡愁”，可能很多人会想起余光中的诗，“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近三十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乡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大量迁徙，很多村落破败、消失，许多人的“乡愁”已经无处安放。这无处安放的乡愁并非是一种诗意的失落，它更是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个需要关注的病症——“乡村病”。

什么是“乡村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首先在题为《乡建与乡愁》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概念，他解释说：“我国改革开放30年，城镇化的重点都是城市，所以城市里面发展过快，相反乡村是处于一种衰败的阶段。乡村病的特征呈现出衰败的状况，农村人口外流，老龄化、留守儿童、文化缺失、民俗被破坏的现象非常普遍。乡村病的背后是城市的过度扩张。”

刘彦随：新型城镇化应治“乡村病”^[8]

日前，李克强总理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和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大家座谈。座谈中，李克强总理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

从历史视野来看，“乡村病”因快速城镇化而引发，也必将由新型城镇化来根治。就当下而言，尤其需要正视问题，周密谋划，做好顶层设计。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方针。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要协同推进，加快农村改革与发展，激发乡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促进就地城镇化、就近园区化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提升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与竞争力。尤其是我国农村承载着稳农增粮的特殊使命，其“三化”协调、民生保障亟须总体制度设计。(www.daowen.com)

加快农村体制机制创新。适应农村人地关系的剧烈变化，加快农村产权、户籍、社保制度和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培育新型农民主体。强镇兴业、城进村荣，转变城市扩张、土地财政对乡村空间依赖甚至寄生关系，建立平等、互惠、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贯彻节约集约用地战略。土地集约化、资产化倒逼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化，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股份化和宅基地确权流转市场化模式，稳妥推进农村空废土地整治与优化配置。创造条件让农民依法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土地市场收益权，使务农村民、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

科学规划引领乡村转型。深度探究城乡发展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规律，探索农民、土地、产业与环境协同耦合的模式，制定新型美丽村镇建设规划和差别化的战略，促进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引领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现代化，逐步实现城乡等值化和农村生态文明化。

“乡村病”便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城市化进程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大量人口，尤其是农村出来的精英们，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添砖加瓦，并且在城市里消费支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留在农村的，要么是老人，要么是小孩儿，导致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同时，资金大量投入城市建设之中，农村的公共服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和改善。同时，负外部性的重要方面——生态环境破坏，在农村依然非常严峻，并且更难得到治理和修复。

这些问题，很难通过市场自行修复，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政府通过法律或者政策，可以改善结果，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公平。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方针，让农村不再处于“外部”，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激励农村节约集约用地，把部分资源引入农村，促进农村转型，科学治理“乡村病”。

政府不仅在解决环境污染这一市场负外部性时，作用显著，还能够有效保护“看不见的手”管不过来的生产力创新和商业机密等，从而鼓励社会发明创造，促进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市场是非常有用的经济形式，社会能够借助市场来配置稀缺的资源。市场为有效率的生产、配置资源、满足消费需求，以及逐渐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了动力。但市场有时会产生我们不想要的“副产品”，如垄断、贫富差距、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此时，政府可合理介入，改善市场导致的不利结果。简单地说，自由市场往往能够把“蛋糕”做大，而政府可以帮助市场将“蛋糕”分得公平公正。